工业与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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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古代中国的两个问题

  古代中国有没有科学？当然是有的。没有一定的科学知识积累作为支持，中国人就不可能建立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不可能有辉煌的建筑、航海、军事成就，不可能有以中央集权制治理庞大帝国的物流、通讯能力。一个成熟的农耕文明离不开数学，计算土地面积与计量粮食产量；离不开天文地理，观察总结时令与气候变化规律；离不开育种育畜；离不开冶炼铸造农具，工程修堤开渠。可以说古中华文明在自然科学上有所造诣，在社会科学上贡献突出，但在形式科学上进展几何便颇存争议了。自然科学始发于对世界的观察，随着观察工具的升级，人类对事物的认知也会不断深入，解释世界的理论得以不断更新。而形式科学是可以穿越时间的知识体系。问题在于古代中国的形式科学很难像儒学那样千古流传。以数学为例，中国古代的筹算占卜没有进一步发展为自然神学，祖冲之、刘徽的研究也没有像欧几里得、毕达哥拉斯一样形成学派，为后世传承发扬。现代学者对此有诸多解释，如古代中国重文抑工，认为这些是“奇技淫巧”，是不如琴棋书画那般高雅的另类消遣。作为消遣，一些脑力上天赋异禀的古代贵族自然是把数学问题记述得越复杂离奇，越能自得其乐，而不愿归纳总结出一套简易通用的公式定理，为世人学习。数学曾经是君子六艺之一，是士大夫阶级的必修课，却因其艰涩难懂而失传。究其原因，也许是因为中国古代研习数学者大多为能工巧匠，注重学以为用，而轻证明归纳，也许是因为中国古人没有发明便利的数学符号，来代替诘屈聱牙的文言文论述。

  文明长期领先的中国为何没有率先工业化？我们能不能就以上描述，将中国工业化落后归因于自先秦以来形式科学的落后？显然不能，因为古罗马分崩离析之后，中世纪欧洲长期将希腊科学体系搁置一旁，直到14世纪文艺复兴运动才开始慢慢挖掘和发展。也就是说，欧洲科学革命是在社会意识革命之后开始的，而文艺复兴与其后一系列欧洲社会意识革命，又与大瘟疫、连年贵族战争、宗教压迫密不可分。由此可见，是欧洲中世纪社会治理体系的落后与失败，推动了思想的变革与科学的兴起，最终推动欧洲走向资本主义与工业化。而古代中国也可以作为反面例子佐证此理论。中国传统“以民为天”的民族共识令当权者不得不重视“民以食为天”，促使历朝政府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明末时期中国产生资本主义萌芽，而中央政府压制地方士绅与富商的土地兼并行为，防止经济作物挤占粮食作物造成饥荒，从而破坏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进程。而欧洲工业化起始阶段，无不伴随着圈地与饥荒。中国自古以来中央政府就有能力统筹管理全国的盐业铁业，不需要像欧洲中世纪国家一样依靠地方贵族划地自治，依赖商业发展支撑贸易物流。这样的大一统体系一方面压抑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方面又维系了国内和平稳定，百姓免遭战乱之苦。而欧洲贵族之间杀伐不断，百姓生灵涂炭，自然会产生推翻贵族阶级，建立新社会的社会科学革命。

  持续战乱导致欧洲大陆人口紧缺，迫使贵族资助军工研发，以科技弥补兵源的不足。对于同时代中国人来说，发展科技还是深耕儒学，答案并不像今日这般明朗。中国古代社会治理体系的强大反而造成民族思想惯性的顽固。古人认为明朝被李自成农民军推翻，是因为朱家治理无道。造成饥荒的天灾也被百姓认定为是治国者触怒上天所致，而非小冰河期的气候剧变。对比欧洲大瘟疫历史，可见政府的治理与救灾能力越差，灾害越持久越严重，民众反而会越早意识到宗教信仰与体制调整不是万能的。女真人统一中华建立清王朝。爱新觉罗氏作为少数民族统治者，以蒙元为前车之鉴，深知只有学习儒学，承袭汉王朝法统地位，以中华农耕文明的模式有效治理国家，才能确保长期统治中国。这要比研发火器，弹压反对者切中要害得多，更比科学革命可能引发的资产阶级革命安全得多。早期欧洲殖民者（如葡萄牙、荷兰）被中国迎头痛击以后，欧洲殖民者慑于中国体量之大，不敢再轻易进犯。清王朝击败准噶尔以后再无大战，没有发展火器的动力，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惨败于英国。拿破仑曾将中国比喻为沉睡的狮子。中国是因为闭关锁国，看不到大航海时代世界战略格局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昏睡”吗？还是因为无法像欧洲工业先驱那样待本国人民为刍狗，像欧洲殖民者那样视他国人民为鱼肉，才落后于时代的？在中国固守旧制度之时，欧洲推翻宗教世界观，拥抱科学革命与工业化，其形式科学与自然科学相互促进，使生产力飞速提升，生产关系也不断演变。生产关系演变导致社会制度变革，促使社会科学不断推陈出新，百花齐放。不管中国过去多么辉煌，也不管西方来时路多么不堪入目，清末中国已然在科学、生产力、社会治理、国民生活水平上，全方位落后于欧洲工业化先发国家了。

谁能救中国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痛则思变，开启洋务运动，却还认为中国制度上是先进的，只需要“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正如上文所述，欧洲工业化起始于社会反思，只有反思本民族最根本的哲学与世界观，才能改弦易辙崇尚科学，才能从工业化与科学革命的实践中逐步认识到，工业化需要国民教育、科研科教、官僚体制、军队动员等一系列现代社会治理体系作为支撑，这些新体系又需要国民不断提高思想认识以跟上社会进化步伐。只有建立起一个现代制度的国家，才能顺利地持久地推进工业化。而晚清政府最初只看到了西方火器的厉害，便斥巨资购买西方武器，武装出一个“现代化”军队。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科技发展一日千里，大清军队很快便从“现代”变为落后，连战连败，直至甲午之战惨败于日本。从鸦片战争到清朝覆灭，中国人逐步认识到现代军队买不来，从而创办“新学”；认识到现代军队庞大的军事开销需要中国大力发展经济与生产力，需要中国脱离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从而创办民族工业；认识到国人在国家危亡之际不应浑浑噩噩，于是有了义和团运动。洋务运动失败以后，清政府彻底堕落为买办政府，出卖国家主权与利益，倚仗列强维系统治。此时中国人认识到，封建王朝无法带领中国实现工业化，这大清是必须推翻了，袁世凯和张勋也是活不长的。

  清亡之后军阀混战，这不正好对应了欧洲历史吗？欧洲若不是从中世纪开始便纷争不断，各国又怎么会孜孜不倦地研发科技、改革体制。各地军阀为了抢占先机，或多或少确实发展了一些民族工业，尤其是军工业。但他们最终都归于一途，投靠一方列强，以国家利益换取军事支援。军阀地盘上仅有的民族工业被列强的殖民地工业取代，而他们则甘当列强企业的看门狗。中国人认识到，工业化后发国家在列强先进工业的压制之下，“分散突围“只会更快覆灭。国家要独立，必须消灭军阀。段祺瑞、张作霖越是枪杀反帝学生，越是离覆灭走得更近。

  在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的感召下，国民掀起民主革命，推翻封建王朝。民心所向，国民革命军在北洋政府的打压下仍然迅速壮大，终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军阀。孙中山去世后，国民政府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要依靠，联合地主阶级，宣称建立一个资本主义的共和制国家。蒋氏集团尚未北伐成功便屠戮共党，排除异己，勾结列强。”民主共和“徒有其表，实为蒋家独裁。列强扶持蒋氏集团为买办，倾轧民族资本，掠夺国家财富，压榨国民血汗。所谓”黄金十年“，也只是”庄稼长高“，以供列强收割罢了。四大家族富可敌国，百姓民不聊生，民族工业在列强倾销之下苟延残喘。蒋氏政府堕落为买办，难堪自主工业化、救亡图存的大任了。可推翻蒋家王朝，能保证新政府不会同蒋氏集团一样，一转成为新的买办？民族资产阶级苦于买办倾轧。但倘若使他掌权，能抵御列强的冲击与诱惑吗？一个民族资本家，能拒绝成为买办，在列强的扶持下获得竞争优势，垄断中国市场的机会吗？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答案可想而知。纵观世界历史，制度与政府换了又换，却总是陷入推翻买办——成为买办轮回的发展中国家比比皆是，仿佛是一种必然的历史规律。

中流砥柱，最后希望

  中国共产党以农村包围城市，在劳动人民与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下，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国民党的美援飞机大炮，成为新中国的执政核心。中共接管的是一个怎样的中国？毛泽东称之为“一穷二白”。“穷”，中国经历了百年战乱，经济凋敝，百废待兴。蒋氏集团带走了几乎全中国的黄金储备，捣毁了大量工厂。建国后西方随即对新中国展开经济封锁，试图逼迫中国政府承认旧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白”，新中国成立初，文盲率80%，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0.26%。从洋务运动到这时，中国还是一个以农业为绝对主体的落后国家，工人800万，仅占全国人口1.49%。当时所谓的民族工业大多是比较低端的轻工业，甚至是小作坊式的手工生产，造一些日用品。而重工业几乎从零起步，一辆汽车都不能造。中共党员绝大多数出身行伍，既不懂经济，也不懂科学。而留在大陆的高级知识分子，文科占比过高，理科学者在思想与学问上又多有“不接地气”的问题。科研人员仅600余人，科研机构仅30多个，与西方学术交流的大门也被对方关闭了。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新中国有什么？有五亿人口，有广阔土地。地里有矿藏，有石油。有适合劳动的亚热带气候，有中华文明千百年传承下来的思想遗产，有戏曲、工艺等文化遗产，还有农学、中医等传统技术。新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规模虽小，却不乏跻身世界一流学界，深度参与过最前沿科技研发的珍稀人才。在这些之上，中国还有经历漫长艰苦的革命洗礼，以马列主义为纲领，代表人民的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中共想要跳出必然成为买办与附庸的客观规律，就必须充分发挥人的作用，以拥有坚定信念的人来扭转物质世界的发展轨迹。中共就是要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利用好一切资源与机遇，带领中国冲出一条独立自主工业化的救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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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恢复，支援前线

  后发国家想要建立一套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关键在“守”——守住国内的一片独立自主的发展空间。一“守”内部干扰，二“守”外部入侵。后发国家工业化之所以屡遭失败，就是因为它是反经济规律、反人性趋利避害的。凡反经济规律，必有黑市交易。因此坚持独立自主工业化路线，表面是打击黑市，本质是压抑一部分人性，压制资本主义自由化与资产阶级思想泛滥，当然一定会受到来自内部的反弹。

1、中共解放上海后随即遭到金融资本反攻。投机商挑起银元之战，打击人民币，又挑起米棉之战，致使上海物价飞涨。中共祭出两种手段，一是经济手段。政府从根据地调拨米棉，稳定物价，拉高投机商杠杆。之后国有银行限制贷款，使投机商资金链断裂破产。官方充足的物资供应也大大增强了人民币的信用度。二是强力手段。中共突袭投机商据点，逮捕大量投机分子，缴获大量银元。同时发动上海进步团体向市民宣传反投机、银元换人民币。上海金融投机分子被镇压，国家拿回了经济主动权。也可以说此时中共方才彻底解放了上海。

2、建国后大量党员干部贪图享乐，贪污腐化，官商勾结，其结果是严重破坏生产，严重扰乱市场秩序。中央开展“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从重判处一批性质恶劣、程度严重的腐败干部，教育并宽大处理了绝大部分“小偷小占”的干部。严格来说这其实是执法不严，但这却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处理方式。因为涉嫌贪污腐化的党员干部占比太大，如果“一网打尽”，国家都会停止运转。根本原因是中国经历百年动荡，又刚刚脱离封建社会，全民的品格和纪律都处于低位，中共党员已经是绝对的先进分子了。因此革除党员不如教育拯救党员。

3、民族资产阶级蠢蠢欲动，不顾国家利益钻营牟利，腐化党员干部。中共开展“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五反”以警告纠正民族资产阶级非法行为为主要目的，走的是团结——批评——团结的路线。除极少数性质恶劣、危害抗美援朝作战的犯罪分子被判处重型外，绝大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商人被降格处理。

4、买办势力猖狂反攻。帝国主义与蒋氏集团不甘心失败，频繁对大陆工业设施进行轰炸，动用间谍疯狂实施暗杀党员干部，破坏生产恢复的犯罪活动。中共“乱世用重典”，开展疾风骤雨式的镇反运动，充分动员人民群众抓间谍、护生产。在这次镇反运动中，确有一些应团结的，原则上应宽大处理的社会分子被错误杀害，但镇反运动的历史贡献要远远大于问题。比生产恢复更重要的是，群众的主观能动性、主人翁意识、组织能力都大大提升了，社会上的一些观望的、看不清形势的分子也收敛了心思，投入到人民政权的建设之中。

  中共意识到国家独立之后会遭到帝国主义的反攻，但是否有人预料到这反攻来得如此快，如此猛烈？宝剑锋从磨砺出，帝国主义越是恼怒，证明中共的路线越正确。

1、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发达国家物美价廉的工业品比飞机大炮的威胁要大得多。新中国建立后，政府第一时间收回海关与外汇自主权，统一执行财政政策。政府实行保护本土产业的关税政策，发动沿海群众，严厉打击商品走私。

2、美国干涉朝鲜内战，并袭扰中国东北，严重威胁东北工业区生产建设。中国派遣志愿军入朝作战，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重回中国作威作福的野心，为东北工业区打出一片安全地带。东北解放后，中共便将恢复工业生产放在重要位置上。东北局干部、工人群众与爱国知识分子踔厉奋发、攻坚克难，东北工业快速恢复生产并达到民国产能峰值，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与抗美援朝作战。

实际上新中国在52年便将国民生产提升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不足三年便完成了战后恢复，还在朝鲜将联合国军打回了三八线。这不但对中国人民，也对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是极大的鼓舞。

过渡时期总路线

  中共在革命过程中便宣传新民主主义，建国后三年恢复期也践行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基本方针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其相较于一般的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特点是允许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存在。民族资产阶级对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来说相当程度上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因此国家需要团结利用他们，但又必须管理限制他们。资产阶级天生具有软弱性，也具有自私性，因此孙中山同样提出要节制资本。靠什么节制资本？只有靠生产力。建国初中共掌握的国有工业主要有革命区工业、接收的买办工业、修理恢复的旧日本军国主义在华工业。靠这些工业与广大农村革命区的农业，中共就能管理与调控市场，有效利用私人民族资本为国家建设服务，而不会被私人民族资本所要挟。

  对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解中共党内产生分歧。一派认为新民主主义是一个稳定态，是需要坚持几十、上百年才会发生变化的制度。民族资产阶级同样为中共革命、为新中国建立作出过巨大贡献，当下就公有化他们的资产，似乎不合情理。另一派则认为新民主主义本来就是一个发展态，是需要不断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制度。过渡的时机取决于什么？不是取决于人情，而是取决于生产力。当生产力不足时，政府就必须要保持住公私兼顾的制度。当生产力发展了，而私人资本开始限制生产力继续发展时，政府就必须作出动作，对制度和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三年恢复建设以后，当下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已然产生诸多问题。

1、中共作为无产阶级政党，需要维护工人权益。政府需要频繁参与到劳资谈判之中，既不能让工人遭受剥削，又不能打击资本家积极性影响生产。这种调解工作很难找到一个平衡点，结果总是造成工人、资方、上级领导多方不满。

2、依靠私有资本与自由市场发展工业，等于是重走老牌工业国家的工业化道路，从手工业到轻工业，再到重工业。这种自然演变式的发展对中国来说太慢了，也太晚了。这种英法模式发生于中国明朝，而政府意志主导工业化的俄德模式发生于清朝，日本奋起直追工业化发生于清末，而清朝灭亡后中国仍迟迟找不到工业化的正确方向。新中国急需要开始大规模工业化，追赶世界先进水平，尤其是发展军工业以保卫国家。最值得借鉴的便是斯大林主义，先打下重工业基础，之后快速铺开分支产业。这种政策主导型经济模式，势必会产生国家利益与私有资本利益之间的矛盾。

3、商人的天性就是逐利。也许他们会在国家危亡之际毁家纾难，但进入和平时期，很难做到居安思危，以国家之务为己任。民族资产阶级不愿投身基础建设，不愿投入基础性、公益性科技研发，随时随刻都有着投机与脱实向虚的倾向。民族资产阶级依靠手上的生产力，对新中国的人民政权已然产生潜在威胁。“五反”运动实际上进行得并不彻底，中共在商人的罢工罢市下被迫草草结束了“五反”工作，市场上的投机抬价行为也屡禁不绝。

4、中共党员干部思想上出现的问题尤其值得警惕。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部分党员干部与劳动群众离得越来越远，却与资产阶级走得越来越近。政策制定上不考虑国家大局，不惦记民生影响，只关心资产阶级是否满意。53年初国家颁布的新税制，就是在只征询了民族资产阶级意见的情况下制定出来的。政策制定者完全没有考虑到国企需要承担宏观调控、经济安全、公共服务等社会职责，与本体利益至上的私企并不属于公平竞争。结果造成物价飞涨，国企利益受损，而私有资本投机渔利。这就将对新民主主义的理解问题，上升到了党员的资产阶级思想问题上来了。试问，一个只愿停留在私有经济的新民主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一个只考虑资产阶级感受，不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一边的干部，还是共产党员吗？

  除上述原因外，农村地区的资本主义自由发展也对城市工业发展产生了阻碍。新税制的错误被纠正以后，为了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方向，更好地推行国家工业化建设，新中国政府作出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战略决定。过渡时期总路线为“一化三改”，即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该总路线呈“一体两翼”格局，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主体，三大改造是两翼。总路线预期时间至少是十几年。中共在乡村推行集体化制度的同时，在城市与资产阶级积极沟通，以图平稳过渡。

1、新中国政府首先加强对市场的管控，重要商品实行统购统销，彻底断绝了投机商的运作空间。新政策下物价终于趋于稳定，国有企业得到了有效保护，私有企业也从面向市场变成面向政府这一单一客户。

2、为了集中力量公关重大工业项目，国家必须统合全国的生产力，因此接管私人产业势在必行。中共决定以赎买的方式推行公私合营。手工业合并为生产合作社。私人工商业接受公私合营改造，并入国家计划之后资产阶级保留股份，企业以“四马分肥”的方式给资产阶级25%的分红，其余为税收、企业公积金与职工福利。这一分红不能被资本家后代继承，从而保证了国家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政府在赎买工商业资本的同时，对私人金融投机资本则采取打压的政策，防止金融投机干预制造业的发展。

3、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接受国有化是唯一选择。市场已然被国家全盘接管，建国后国有企业的发展情况要远好于私人企业，因此资产阶级与其被国有企业吃掉市场份额，不如把企业交给国家管理，自己安心拿分红。出于爱国心理，这样做也是对国家建设最为有利的。更何况苏联技术援助入华以后，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力就成了“三脚猫功夫”，再难要挟政府了。不过按计划国家还要利用资产阶级的经验和能力，留任其参与企业管理与产品研发。然而现实中资本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矛盾短时间难以调和，这项工作完成得并不好。

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远超预期，1956年国家便基本整合了工商业，集中了全国的工业建设力量。生产关系超过生产力发展步率，就会出现冒进。陈云在中共八大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个体经营是补充；计划生产是主体，自由生产是补充；国家市场是主体，自由市场是补充，很好地制定了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制度框架。然而好的制度如何细化、如何执行总是困难重重。

苏联援助、一五建设

  新中国的工业化历史当中，苏联援助起到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技术上来讲应该称之为中苏对等贸易协定，中国也为苏联提供了大量为其解难的事物，如出兵朝鲜直面美军、三亿美金军事援助贷款、从东南亚进口转运战略物资、中国国内的稀土与核武器原料，还有中国大量的农产品以疏解苏联二战后的饥荒。但自巴黎统筹委员会成立以后，先发工业国家试图依靠技术垄断，永远奴役发展中国家。可以说日本在明治时期勉强跳上了成为近代列强的最后一班车，工业化的经验与技术，已经是后发国家几乎无法平等地交换得来了，甚至成为发达国家的非卖品。苏联对华援助一方面出于自身利益考量，另一方面也包含了共产主义共识与社会主义同志情谊，这在基层专家与技术工人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苏联“手把手”地指导新中国开启工业化进程，帮助新中国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大战略与小细节上帮助中国尽可能避开工业化误区，接受大量中国留学生赴苏学习，帮助中国建成第一座原子反应堆。由于新中国在工业化经验上几乎一片空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主要采取全盘苏化政策，而苏联带给新中国最重要的便是斯大林主义的经济模式。“一五计划”以重工业为主，集中力量建设苏联援助项目。这些项目以中国最欠缺的钢铁、化工、机械制造、军工为主。在斯大林与其他苏联专家的建议下，新中国避免了一些技术重复引进的项目，注重引进一些为进一步工业化打基础的，能够在边干边学中锻炼技术工人与专家队伍的项目。为保障“重工先行”的工业化路线顺利进行，中国还引进了苏联的计划经济。由于新中国缺乏成规模的数学人才，无法消化吸纳苏联原版精确周密的计划经济，因此只能实行粗略版的计划经济，但反而使经济运行不至过于死板。尽管“重工先行”与计划经济后续在中国产生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轻工业落后、经济死板。但没有“重工先行”，就没有新中国快速成型的国防与雄厚的工业扩建基础。没有计划经济，国家也没有能力以非自然的方式快速集中全国资本；以反经济规律的方式，集中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没有斯大林主义的工业发展模式，没有苏联的技术援助，新中国不可能在一个五年计划之内，工业化步入正轨。

  在引入苏联援助的同时，中共提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一五计划引进苏联项目156项，东欧68项，而建设总项目高达921项。在项目选址方面中共没有完全遵从苏方意愿，将一半项目设址在中西部内陆省份。中国也在学习和建设中对苏联经验辩证地看待，反思全盘苏化，同时也能总结出中国自己的好经验，比如鞍钢宪法。“一五”期间既是新中国过渡时期，也是飞速建设时期。新中国提前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提前完成“一五”经济计划。工业方面，飞机、汽车、机床、精密仪器等等产业从无到有，钢、煤产量与发电量跃进式增长。交通方面，铁路建设打通华北、华南、西南、西北，公路入藏。农业方面，粮、棉产量连续增长，农田水利建设步入快车道。科教方面，扫盲运动全国普及，很多党员干部与工人群众在生产与钻研中成为独当一面的专家。民生方面，职工与农民的工资与生活水平均稳步提高，卫生、文教事业均有显著成就，社会氛围乐观自信。

  “一五”建设成就，与在此基础上独立自主工业的持续发展都证明，新中国选择的工业化起步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及时将国家改出经济自由发展路径，由新民主主义经由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没有盲目重走西方工业化道路。新中国没有资本积累，只能靠人拉肩扛式的人力劳动代替原始资本。新中国没有从先进国家轻易学习购买技术的途径，只能依靠团队攻关式的科研，不断为国家工业化开辟前路。中国自身就是工业落后国家，没有可供倾销与掠夺的外部市场，因此必须使广大农村集体化，以农业哺育工业发展。中共是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像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无视劳动者人权，因此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有着紧迫而巨大的国防需求，因为小国可以周旋投靠，而大国投降等于灭亡，没有人敢接受几亿人的投降，因此军工与重工关乎国家存亡，必须优先发展。最重要的是中国已经没有时间了，等不了民族资产阶级和乡贤们慢慢竞争和积累，再不工业化很快就会有下一个百年屈辱，因此必须以国家强力手段整合全国并不多的初始资本，为工业化杀出一条生路。幸运的是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前辈，为中国积累了大量经验，还愿意手把手教会中国。在抗美援朝后的中苏短暂蜜月期之内，中国果断抓住这一极为珍贵的历史机遇，以“全盘苏化”的方式尽可能吸收苏联技术援助。苏联援助既要求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也促进了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自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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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计划，大跃进

  一五计划末期众多工程项目迅速铺开，钢铁煤炭陷入紧缺。计划经济完全由中央主导，又定得太死，压制了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中共发表论十大关系，逐渐改出“全盘苏化”路线。中共发现并批判苏联的修正主义倾向，同时也意识到修正主义正在通过苏联援助传播给中国。中苏政治上进行论战，军事和经济上则陷入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苏联随时会撤出援助，以要挟中方就范。如果中国不愿放弃主权独立，和华约国家一样接受苏联军事整编；不愿放弃经济独立，和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一样融入经互会分工体系，中苏分裂便在所难免。届时中国将面临美苏两大强敌的威胁。中共正是基于上述现实需求，从而制定“二五计划”。“二五”充分考虑到中国如何在苏联停援的情况下独立自主继续工业化。

1、中央放权，发动地方。如果苏联撤援，势必造成新中国工业化资本供应断链。将建设主动权分配地方政府，发动地方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与创造力，以此来填补资本空缺。

2、农业“以粮为纲”，供应工业建设，稳定换取外汇。工业“以钢为纲”，支持基础建设，支持重工业发展。

3、为经济计划制定跃进式发展指标，快速扩大产业规模，壮大工业体量，提升国家实力，以应对国际环境突变后可能遭受的经济封锁与军事威胁。

4、以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大跃进的主要推动力，进一步巩固并深化社会主义改造与制度探索，充分激发人的能动性。

1958年中共汇总一系列经济政策，提出引领经济建设的“三面红旗”：1、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2、大跃进。3、人民公社。

  一五计划圆满完成，中国知识分子深受全国劳动人民奋斗热情与卓越成就的感染，响应中共“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口号，纷纷加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钱学森归国之后，与700多位专家学者，包括18名苏联专家，共同制定新中国科技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十二年科技规划”。鉴于新中国科技基础薄弱，与先进水平差距巨大，专家经讨论制定“迎头赶上，重点发展”方针，高起点与突出重点兼顾。新中国科技人才稀缺，是集中力量培养扩大科学家队伍，还是投入国家建设的紧急任务之中？专家们最终决定采用“攻关式”科研，以任务带学科，先围绕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的科技需求规划任务，同时兼顾学科自身发展。年轻学者一方面接受高校培养，另一方面在科研攻关中边干边学边提高。另外有7门基础学科（天文、地质地理、生物、数学、物理、化学、科学情报）无法被国家当务之急的建设项目带动发展，于是被单独纳入自然科学基本理论发展规划。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电子计算机、半导体被列为优先发展项目，简称“四项紧急措施”。“两弹一星”优先度在所有科研项目之上，但秘密进行，不作公开。

困难时期，苏联撤援

  由于新中国在工业化经验上基础为零，科技人才与技术工人也严重不足，很多时候是苏联专家怎么说，中国人就怎么做，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苏联技术援助帮助中国节省了大量人力物力，大幅度追赶工业化进度，但古语言“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新中国想要真正独立自主实现工业化，经验积累、人才培养、探索实践都必然要经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至于这个过程新中国完成得是快还是慢，完成得质量如何，世人可以自行评价。回到大跃进时期。苏联政府更迭以后，新政府撕下社会主义兄弟的画皮，明确表示不支持中国经济独立自主，要将中国的经济体系甚至军事政治主权吞并纳入苏联。中共从“二五计划”开始政治上反修正主义，经济建设上反教条主义，在经济建设中自主意愿越来越强。60年苏联专家撤离以前，曾对中方建设者的种种做法提出否定，事后看来不全是不顾中国国情的教条经验，很多是具有预见性的正确建议。但这个问题或许应当辩证地看待。中国如果听从苏联建议，确实能避开很多误区，但是却不会明白自己错在哪、对在哪，对苏联的技术依赖就会变得越来越强。对于新中国这样一个蒙昧的学徒来说，只有自己犯了错误，才真正明白错在哪，同样只有自己坚持走通了一些路，才能找到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路径。大跃进有建设成就，更有巨大损失。先不去追究它们是几比几的关系，重点是大跃进是新中国真正独立自主工业化的起点，是新中国书写中国崛起模式的第一篇章，这应当是大跃进的历史定位。

  中央分权给地方之后，各地方展开基建竞赛，却忽视了协作互补。产资源的省份就近创办企业，却缺乏技术积累。有技术有工业基础的省份想要扩产扩建，却拿不到外省资源。各省份自顾自地干，产生大量重复建设，和未经调研的无效建设。全国范围基建无序膨胀，原材料严重供应不足，大部分项目无法保证持续开工运转。中共试图用地方积极性来弥补苏联撤援后的资本亏空，一些技术含量低的项目如铺路、农田水利，地方群众完全可以胜任。但中国工业化需要攻关的复杂技术问题，不是靠人海战术急躁蛮干能解决的。中央政府集合全国优质资源仍不能轻易突破的问题，交给地方更难保证完成。比如全民大炼钢铁，无数中小学和公社浪费了人力物力，炼不出几块能用的钢铁，更遑论技术革新。“二五”中国第一次自己制定并实施计划经济，由于缺乏经验，可以说错漏百出。有的厂指标定多了，生产不出来。有的厂定少了，超额完成的产品因为不在生产计划内，没人要运不走。定计划时是一回事，群众工作积极性忽高忽低又是一回事，导致计划执行过程中指标一修再修。而计划经济牵一发则动全身，几个部门一改，全国计划都跟着乱了。

  大跃进陷入混乱很大程度上就是新中国工业化与计划经济经验不足导致的。中央的方针是“多、快、好、省”，“多”、“快”容易量化，“好”的评价体系如何建立？“省”又该如何绩效考核？结果是地方政府只注重“多、快”，忽视了“好、省”。这其中又隐含着另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即一些党员干部将个人仕途放在了国家大局与党性操守之上了。同农业方面情况一样，各工业单位虚报产量“放卫星”，把产钢展望从“15年超英”一路哄抬到“3年超英”。工厂为了完成指标大搞基建、以次充好、以假冒真、拼机器，仍完不成便开白条。大跃进后期工厂之间白条满天飞，计划经济已经是在书面报表中空转了。不只是党员干部犯错误，劳动群众也有问题。工厂社会主义民主化改造赋予工人权力，一些工人不能善用权力发展生产，反而滥用权力否定组织性纪律性，破坏生产。60年苏联撕毁协议撤资撤援逼债，同时期农业严重危机，造成工业生产紊乱问题加剧。61年初中共紧急叫停大跃进，暂停五年计划，制定“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应对经济困难。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风，一线干部调研后制定国家与企业之间“五定”、“五保”，对企业的生产规模与生产质量做了硬性框定。随后政府在此基础上出台《工业七十条》，62年中央政府收回经济主导权，缩短建设战线，关停并转大量基建与低效项目，动员城镇人口返乡。由于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的分红与优待政策在三年物资短缺时期依旧保留，为防止这部分资金催生通货膨胀与地下黑市，政府推出糖果、餐宴等高价消费，回笼资金，维持金融稳定。政府一系列强有力的调整措施有效遏制了工业生产乱象，逐渐恢复了生产秩序，经济止跌回涨。科研领域，领导干部贯彻中央“大兴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指示，制定“科学十四条”，使科学部门管理规范化、科学化。苏联专家撤离后，中国科学家独立完成制定“十年规划”，成功为中国科技设计出一条“自力更生，迎头赶上”的继续发展道路。

调整时期，两条路线

  《工业七十条》是制定者中和了多方意见，应急推出的条例，要成为长期稳定指导中国工业化的条例，显然还需要政府统一思想后进行大幅修改调整。大跃进生产乱象暴露了很多“人的问题”，不能仅以政治教育来纠正，制定合理的制度即生产关系也是必要的。中国要采用什么样的制度实现工业化？这种分歧不单存在于中共内部，也广泛存在于全中国各派系各阶级之间，且由于三年困难的惨痛经历而愈发显著。

  中苏关系逐渐转冷后，中共相当多的领导干部只是不满于苏联对外的霸道行为，对苏联的经济模式，尤其是赫鲁晓夫改革颇为认同。那么这里就有必要分析一下苏联经济是如何走向失败的。列宁留下“新经济政策”而英年逝世。“新经济政策”允许多种所有制，鼓励发展市场经济。该政策一方面使苏联在战后快速恢复生产水平，另一方面又造成贫富分化与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斯大林接班后推行斯大林主义，强调计划经济与公有制企业为绝对主导，有效整合国力，在全球性经济危机中实现跨越式增长，为打赢二战建立了坚实的工业基础。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时期苏联允许私有制企业存在，允许农民持有保留地，允许一定范围的商品经济作为补充，因此“斯大林主义”应仅指代斯大林时期政策。斯大林主义的缺点是忽视了发动群众的重要性，没有赋予人民足够的民主权力与义务，无法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农村干部一刀切式管理，忽视农民意见与权益。工厂采用上级委任一长制，厂长“对上不对下”，后发展为专家独裁治厂，厂长挂名。忽视发动群众进一步发展为忽视发动基层干部，中央集权管控愈发严重。结果是体制逐渐僵化，官僚主义横行，社会没有活力，治理极度依赖监察机构。斯大林晚年亦发现了其构建的模式的民主监督问题，但没有完成反思与改正便辞世而去。赫鲁晓夫上台后进行的一系列所谓“改革”，最后都产生了与预期相反的效果。政治上以反对集权独裁、反对个人崇拜、反对压制迫害为口号进行改革，结果却是清洗斯大林时期官员，大搞赫鲁晓夫个人崇拜，对国际兄弟党颐指气使。农业上以释放生产力，以市场经济刺激生产为理论依据进行改革，国家放弃对集体农庄的计划、指导、帮扶，解散拖拉机站，结果是集体农庄生产力下降，被大型国营农场吞并，导致苏联农产品品种单一，国营农场在官僚治理下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工业上以简政放权、鼓励地方生产为由进行改革，大幅缩减中央计划委员会职能，各企业“利益挂帅”自由发展，结果是地方官僚大员利用手里支配生产资料调拨权力，助力国营大厂吞并中小企业，最终导致生产僵化产品单一，地方贪腐横行，既得利益集团尾大不掉。各地方利益集团汇聚到中央，便构成了勃列日涅夫政府。也就是说后世认为的死板僵化的苏联经济模式，甚至是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其实是赫鲁晓夫模式或勃列日涅夫模式。那么这种模式是因为它是社会主义所以才僵化死板吗？恰恰相反，它是因为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即修正主义才变得死板的。社会主义生产是服务于人民需求的，而资本主义生产服务于资本集中。资本集中在苏联反映为官僚阶级利益的膨胀，由于苏联官僚阶级对生产资料有绝对掌控权，因此整个集中的过程比传统资本主义世界迅猛的多。当资本完成集中，生产被寡头垄断，市场机制就会瓦解，经济失去活力。因此苏联后期没有走到社会主义的发展瓶颈，而是一步到位抵达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尽头。

  那么社会主义国家如何避免走入此种歧路呢？中国在工业化实践过程中，尤其是大跃进时期总结出不少先进经验。首先确立目标——国家要实现“四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因此企业需要实行目标长远的政治挂帅，不能“牵利益的牛鼻子”盲目前进。制度上采用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党委由书记、厂长、工会主席、技术人员、工人组成，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优势。生产上实行“鞍钢宪法”中的“两参一改三结合”。“两参”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防止官僚主义作祟。“一改”改正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改正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修正主义路线的苏联制度、还有不完善不合理的中国经验。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调动各方积极性，生产各环节有机结合。大搞群众运动，促进技术革新。64年中央号召工业学大庆，学习“三老四严”作风，对待革命事业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对待工作，要有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中国在大跃进时期放手独立自主工业化之后，这些经验正在逐渐形成中国工业化模式。

  中国模式是一个新生事物。中国工业化仍处于起步阶段，社会主义又是人类社会新兴的制度。同时还有苏联经验与资本主义经验对中国的干扰，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武力威胁，都使得中国独立自主工业化不可能一帆风顺。三年困难时期中共内部工业化路线分歧再度出现，很多一线干部认为不否定三面红旗就无法走出困境。他们主张利益挂帅，一长制管理，中央放权给企业托拉斯。在生产、科研与教育中贯彻上层路线，树立专家权威，忽视群众的作用与权益。一部分干部甚至扬言，中国工商业不退回私有制，农村不搞分田包产，国家就要崩溃，政府就要被推翻。起初人们认为这种“后退”的观点来自于这些干部对困难估计过高，自乱阵脚。而后大庆油田成功开采，石油自给自足。64年中国试爆第一枚原子弹，国家同年开启三线工程。65年全国工业恢复到历史最高值，况且这一成绩的质量与真实性远超大跃进时期。工业主要器械自给率达到九成，除西藏省铁路全国联通。从大跃进到调整时期，新中国科研人员从6.2万人增加到近20万人，科研机构从381所增加到1296所。生产恢复与经济复苏没有打消一线官僚否定三面红旗的意愿，路线之争反而愈发激烈。

1、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核心是坚持社会主义路线，过往历史证明只有坚持社会主义路线中国才有可能建成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动力，这种动力来自于获得解放，掌握民主权力的劳动人民。原则与动力综合一起即为政治挂帅。政治挂帅包含三个方面——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生产服务于社会需要、维护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只有政治挂帅才能够使全国范围的工业化做到“多快好省”。而走利益挂帅路线，国家与企业必须向短期利益妥协，个人与集体、小集体与大集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则会凸显，因此做不到“多快好省”。

2、大跃进。工业建立于农业之上，农业产量的波动势必会影响工业的进步速率。苏联撤援，中国在技术上只能自身挖潜。物质基础、技术飞跃都没有，看起来大跃进的理论基础根本不成立。但是新中国充分发挥人民的力量，以劳动填补资本，以合作和奉献突破重重技术难关。从建国到改革开放前，新中国有没有实现跃进式增长，各方观点不一。但58年提出“超英赶美”15年后，中国钢产量2522万吨，追上了英国的2665万吨。在此基础上，95年钢产量超过美国。

3、人民公社。人民公社不但为工业化提供物质基础，还为社会主义建设培育政治土壤。去共产风、官僚风是必要的，但退出人民公社，回归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结果一定是自主工业化难以为继，先进工业国产品与产业侵入占领中国市场。

当然，相信大部分反对三面红旗的干部与群众并非出于恶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或是什么破坏共产主义事业之类，而是只看到了针对现实问题看似最直接的解法，没有认识到事物发展的本质。但认识不足导致的错误施政同样会造成灾难性后果。毛泽东退居二线后，三面红旗反对派官僚掌握了政府机构，在治理中执意按照己方的意愿修改各方面制度。他们坚持的改制理念，与赫鲁晓夫主义多有不谋而合，因为赫氏的改革是如此直观地切中苏联积弊。他们与苏联官僚一样没有看到这些改革政策的危害，不理解毛为何批判赫政府为修正主义。三面红旗反对派政策如若得到贯彻执行，以中国贫弱的工业基础，社会主义中国不会比苏联坚持得更久。

66-77

夺权，教改

  经济调整恢复以及“社教”运动期间，中共高层的路线分歧逐渐加剧，演变为政治斗争。66年5月文革爆发，政治运动成为城市与工厂的主要活动，日常工业生产几乎陷入瘫痪。各工厂中造反派与保守派陷入激烈夺权斗争，甚至发生武斗流血惨剧。67年中央发布“三支两军”命令，指示军队向学校、工厂派驻力量，压制武斗，恢复生产。随后工人组成宣传队，配合军宣队平息学校派斗。68年全国各地各部门革命委员会建立完成，文革激烈派斗阶段基本结束，工业生产逐渐恢复。文革初期的激烈派斗无疑对工业生产造成了全面且严重的冲击，工业设施、生产进度，尤其是工人与研发人员，都遭受了巨大损失。文革开始后旧资产阶级的分红特权被没收，家资被抄没，人员下放劳动改造。这虽然为国家工业化建设聚拢了急需的资金，节约了开销，但长远来看，这种粗暴打压的批斗模式，比起团结鼓励的教育方式，对资产阶级思想改造不但无益，而且有害。以这些惨痛损失为代价，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终于得以保留和延续发展一段时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保障的不仅是无产阶级的民主权益，更是新中国建设独立自主工业体系的发展道路。

  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对已经形成的和正在演变形成的资产阶级进行夺权斗争，斗争的关键就是“打破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社会，靠的是对政治、军事，和科学技术的垄断，而文革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把政治、军事、科学技术赋予人民。工厂由革命委员会领导，革命委员会以干部、群众代表、军代表“三结合”的方式建成。干部参加劳动，群众参与管理，所有干部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这种制度就是把民主权力落实到基层，落实到无产阶级手里，有效克服了官僚主义风与瞎指挥风。把干部放在群众中间，也是最具实效的反腐监督措施。革委会同时注重老中青“三结合”，中央政府同样提拔了大量年轻的、基层的劳动模范担任中央层面的管理职务，防止资历人脉成为阶级分化的工具。为进一步促进人民之间相互团结，依照66年“五七指示”精神，工农兵学商服政互相学习，跨行业实践与互助生产，防止某一行业尤其是军队脱离群众，演变为食利阶级、特权阶级。实践的同时全民加强政治教育，批判资产阶级。各地方各部门组建民兵或接受军事训练，既防范帝国主义对“两弹一星”项目的刺探与破坏，也促进军队与人民的交融。社会主义与人民民主权力只停留于官僚口头，只写在宪法第一页，无产阶级能够当家做主，工人阶级能够受人尊重吗？不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社会主义能够落到实地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了几百年，社会主义国家拿来用一下提高生产力似乎合情合理。但工业化落后了近百年的新中国试图跟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屁股后面走老路，显然是在刻舟求剑，而且是在重复国民政府的失败。发展资本主义的末班车早就开走了，况且实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其必然会逐渐异化社会主义制度。上述问题即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因所在，或正确，或谬误。文革期间，中国的权力重组与体制改革，其内核是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深度探索，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重心也实至名归地转移到了中国。

  教育改革是文化大革命的重中之重，因为教育关乎到生产力的提高与社会结构的变化。苏联撤离技术援助，客观上给新中国带来一个负面影响，即中国对本土知识分子的依赖度大大增高。这些知识分子大多出身于资产阶级，难免有资产阶级思想，还有西方殖民主义的残存影响。这些负面因素反映到教育上，即为教育而教育，课业求多求难求怪，脱离生产与实践，脱离本国需求，学阀学派丛生，盲从西方学界，鄙视劳动，歧视工农子弟。更为重大的问题是，文革前夕官僚阶级与知识分子合流，逐渐形成一种权贵阶级的雏形，而教育是主要途径。建国后官僚阶级与知识分子已有合流的冲动，二者又是新中国最有能力为子女提供优质教育与晋升通道的群体，因此教育作为最重要的社会分工孵化环节，几乎被官僚与知识分子垄断。工农子弟得不到良好的基础教育，更没有父母的特殊照顾，新中国的第二代人事实上已经产生严重阶级分化。再过一两代人以后，当革命热情消退，阶级分化转为阶级固化与阶级压迫，社会主义制度将名存实亡。文革对教育的改革无疑是激进的。初期激烈斗争之后，三届青年“上山下乡”，接受劳动群众再教育，同时为工农普及基础教育。同样被下放教育工农子弟的还有基础学科学者，而应用学科学者接受劳动教育以后，应国家建设需要分批次回归科研与高教岗位。文革十年大学停止唯考试分数招生，代之以入学资格考试，配合工农兵选拔推荐的招生制度，同时应国家建设需要缩短学制。受招进入高等教育的有下乡知青，也有基层劳动模范。大中小院校增加劳动生产教育，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大学纠正教授绝对权威一言堂现象，倡导师生人格平等，大鸣大放公平辩论，教学相长。教育部门革委会实行老中青“三结合”，给予学生话语权治理权，培养学生自主性，杜绝学阀门派滋生。大学与科研院所走出象牙塔，走进工厂与一线工人相结合，互相了解生产研发流程，紧密协作共同提高，使教育与研发不脱离实际生产。工厂开办“七二一”工人学院，直接从一线工人中培养研发人才，技术教育为主，兼顾思政教育。教改的终极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让科技生产力牢牢掌握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手里。

  如果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从经济规律的角度出发，解读新中国困难时期与文革初期的经济下行与工业停滞，可以发现是符合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规律的。大跃进时期中国投资过剩，泡沫膨胀。困难时期泡沫破裂，发生严重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消解负面因素，提纯了先期投入的正面收益，致使调整时期经济快速恢复。调整时期结束，投资红利消退，需要新一轮技术革新。同时国家从总体安全战略考量，强力推进三线工程建设，把工业从经济较成熟发达的东部地区，平移迁往西部内陆。这一宏大的工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经济上都是负收益的。产业转移导致东部城市工业生产规模缩小，就业岗位骤降，青年失业率上升。文革初期，技术迭代空窗期与三线工程建设的经济负面效应共同导致经济危机爆发，只不过被更为扎眼的政治运动所掩盖，因此少有人注意到。国家需要持续加倍投入资本才能克服此种经济危机，坚持完成技术迭代与三线工程，这也是为什么文革初期中央力保重点项目与研发持续推进。现实是文革所保卫与发扬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成功激发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成功完成了任务。国家工业产值69年止跌，其后连续五年高速增长。三线工程稳步推进，有力支援了“两弹一星”项目成功。“抓革命，促生产”并非一句空话，其本质是民主对社会生产力的激活。文革前夕农村产生退社倾向，城市也普遍产生享乐主义、利己主义，地下私有经济不断挤占国家总体战略与独立自主工业化的发展空间。如果没有发生文革，一线执政官僚那一套农村回归小农经济，城市企业利益挂帅，放开私有经济与自由市场的经济政策，不知道还能不能一样地激励全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渡过经济难关，完成三线工程建设，抵御住美苏两霸的强力打压。

两条腿走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

  “两条腿走路”发展方针是一个较为宏观的理念，由毛泽东于56年《论十大关系》中首次提出。它可以被应用于新中国发展建设的方方面面。宏观方面，农业与工业并举，重工业与轻工业并举；地方与中央并举，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并举；沿海与内地并举。微观方面，战略武器与常规武器并举，洋法与土法并举等等，任何工作都可以借鉴此种理念。这种并举不是机械地搞平衡，而是有先后、有侧重、有配合地有机结合，是全国范围的把哲学理念应用于实践的开拓进取之路线。这一理念曾在大跃进时期有过失败尝试，造成经济紊乱。但正如马克思主义一样，一种先进哲学理念想要在现实中发挥作用，必然需要现实世界的人们在实践中二次学习，对理念不断革新丰满。“两条腿走路”发展模式也是中国不同于苏联的一大关键点，它服务于国家长期发展与人民福祉，而非官僚阶级的利益诉求；它脱胎于对独立自主工业化的坚持，而非应付国家一时之需的短视；它蕴含对基层民主与激发群众活力的探索，而非固化特权阶级权力的阴谋。经过大跃进至文革十几年实践探索，中国的“两条腿走路”经济模式表现为独立自主、内循环为主、量入为出、外贸补充。

  新中国科技起步晚、基础薄弱、技术遭受封锁、现实需求紧迫，在此背景下中国科研以“链条式”发展模式追赶世界先进水平。“链条式”发展即同步推进理论研究、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同一时间生产一代产品、研发下一代、前瞻立项下下代。这种模式依赖产学研三结合制度，具体研发工作中又提倡工人、技术员、干部三结合。科研梯队培养的部分任务要放在工作生产中，合二为一。这种制度不是为了追求文革政治正确而强行安排的，而是国家建设最紧迫的任务，如“两弹一星”任务中，一线工人、科学家与干部闯出来的一条最符合中国实际，最高效的研发路径。“科学没有国籍”，但科学是有阶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科研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他们把无产阶级当作耗材，因此对职业病、工伤防治的研发是漠不关心的。而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做主，是劳动者为尊，而食利者为卑的，因此愿意投入人力物力改善劳动人民的终身健康状况。因此社会主义的医学界在普惠性医疗领域无需多久便会赶超资本主义医学水平，而这种情况适用于涉及到全民工作、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久而久之，科学的超越就会导致社会主义全民人口素质大幅领先资本主义。封建时期的“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导致学术交流不畅，知识传承不完整，资本主义社会以私有制为基础，同样存在这一问题。资产阶级深知，垄断科技就是垄断生产力，就是垄断权力。因此他们要让无产阶级戴上枷锁，受他们奴役，才肯授予他们知识。而历尽艰辛成为科技人才的无产阶级，也会为了保住自己体面的“中产阶级”生活，无所不用其极，因此产生了学阀。资本主义的科学界，即使是最前沿的科研团队，其内部人事结构也与中世纪学徒附庸制无异。资产阶级出于自身利益当然倾向于打破学阀垄断，但学术界与投资人之间的博弈无疑会增加社会的内耗。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国学术界同样滋生蔓延着这种学阀现象。支持者通常辩解，这种中世纪制度确实有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一些缺点，但它是科研的唯一合理的、高效的制度，沿用该制度的西方难道不是遥遥领先吗。而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克服这些缺点，否定资本主义研发制度的同时，建立社会主义科研的生产关系，进一步释放生产力。

  中共内部的一个共识是，中国距离共产主义还很遥远，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阶段，因此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制度。文革时期知识分子依旧高薪优待，工人待遇提高，领导干部待遇下调。工资与经验、资历、生产力、积极性挂钩，因此高级技术工人也可以拿最高工资。企业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单休或大小周。但实际上职工加班是常态，周末还会参加义务劳动。资本主义压榨工人自有一套办法，文革后工人当家做主了，为何还辛苦劳作？仅靠理想主义和对毛的个人崇拜吗？显然不是。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的工厂不再是冷冰冰的生产机器，而是充满理想、富有人情味的大集体，工人知道为国家、为集体劳动就是为自己劳动。建国初新中国便关注工人健康，在全国推广工间操。政府鼓励工人群众参加体育锻炼，其后体育与娱乐结合，发展为厂属体育队与体育联赛。工人不但受劳保医疗制度保障，还有工厂医疗制度，厂内设立安全组、常备诊所。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理念指引下，各行各业保障妇女就业权益，挖掘女性工作潜能。劳动妇女享有产假自不必说，工厂设有哺婴室和哺乳期女工专门岗位。婴儿在白天寄宿于哺婴室，由专人照顾，母亲每日有多次短时间工歇，以供其哺乳婴儿。社区街委会在基层治理中占据重要地位，它由退休人员和工人家属组成。街委会对社区情况了如指掌，因此可以学习“枫桥经验”，在基层化解矛盾、预防冲突。文化宣传、卫生清洁、垃圾分类，所有这些中央政策最后都要依靠最基层的街委会来贯彻执行。街委会还会在社区中建立小工厂，家属可以作为副业在此生产。还有一些小工厂专门为残障人士设立，有专业人士指导，帮助他们安全生产、自食其力。环保是“两条腿走路”工业化的一项重要工作，一是因为国家资源有限，生产力不足，需要“节约闹革命”，二是因为社会主义的工业化是以人民为根本，促进工农联合的，因此不能走资本主义毒害环境、以邻为壑的工业化道路。工业研发上提倡工业机能多样化，一料一机一人一厂多用。工厂设立环保经费，针对工业对周边农业污染问题不是赔钱了事，而是展开科研攻关消除污染源。从经济效益上讲，这样做往往成本更高，甚至造成企业亏损。但单一工厂的短期亏损换来的是整个社会的长期受益。况且，环保科研取得成果后，工厂可以将过去只能排放的工业废料转化为工业制品、原料和肥料，二次利用，长期来看对企业的效益和生产力提升都有好处。

  不能说资本主义工业化就完全无法顾及工人福利、环境保护、持续科研等问题，但资本主义的制度特性决定了它的工业化相较社会主义工业化有先天劣势短板。资本主义知识私有，科技普及与交流受阻。资本家为了垄断产业，制衡知识分子，将生产环节分割为不同专业。知识分子学硬件的不懂软件，学软件的不懂硬件，无法独自重建体系，因此受制于资本家。企业战略与企业管理完全将工人排除在外，公司监控工人如监控犯人。为了抵消工人积极性低迷的影响，流水线不断向傻瓜化、特异化方向发展，导致企业资本过重，难以革新。企业上层对于广大工人如不透光的黑箱，一切决策、采购、研发流程都不受人民监督、不听人民意见。更不用说资本主义的阶级固化、生产过剩、发展后继乏力的问题了。社会主义的中国搞工业化，既落后于人，又不能对外掠夺。那么能不能借用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压榨本国国民来快速发展呢？毛泽东认为这行不通。中国要快速追赶先进国家，必须以举国体制攻关式推进重点领域。现实是农民已经为工业化作出巨大牺牲，知识分子与高级干部也已经依照按劳分配原则获得高薪。如果再出现资产阶级或特权阶级，新中国是无法负担这部分开销的，必然导致民变，因此必须坚持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坚持工业化安全自主可控，坚持人民公社制度以确保城乡经济形成内循环。条件成熟后乡村也要工业化，与城市实现平等交换，城市负责资本集中的重工业，乡村负责轻工业与配套上游工业。长远目标是消除工农、城乡、脑体差别，走出一条人人平等的快速发展道路来。另外，毛在政治上和情感上也不同意走人压迫人的资本主义道路。

四五计划，四三方案，整顿

  全国革委会成立与中共九大召开以后，工业生产逐步恢复。60年代中叶至70年代初，由于国内外局势紧张，“两弹一星”攻关进入关键阶段，全国进入战备经济状态，同时展开国家重大战略项目——三线工程的建设。三线建设开启后，一半的东部工业迁移至西部内陆，大批工人与技术人员奔赴西部，原有东部工业仅能维持低水平生产。在资本大量被抽调的情况下，东部城市出现年轻人就业荒便是必然，这便是国家开展“上山下乡”运动的经济动因。政府加强了对经济的统筹管控，以统购统销保障公有经济与重点项目，限制私有经济无序发展。对于作为补充的商品经济，政府严格限制物价，打击投机倒把。人民生活物资凭票供应，这是物资紧缺情况下保障全民物资供应，尤其是低收入人群生活所需的有益做法。从经济角度讲，这一时期极度紧张的战备经济长远来看对中国西部开发与发展有着深远影响，但为了追求进度而破坏性开采资源也对中国发展潜力造成一定损害。当然从政治上，尤其是国际局势上讲，这段艰苦奋斗历程是中国成为拥核国家的必经之路，确保了新中国主权与工业化的独立自主，提高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天花板，全世界工业化后发国家也仅有朝鲜能够下此决心并达成类似成就。

  70年中央开始制定四五计划，但71至75年随着现实情况不断变化，中央多次修改计划。71年中美开始邦交正常化进程，中国国际环境大为改善，林彪反党集团覆灭，局势趋于稳定，因此中国逐渐从战备经济向生产生活建设经济调整。一部分有一定工作经验的老干部从五七干校回到岗位，参与劳动改造的知识分子也应国家需求被调往相应项目部门，参与到生产建设中来。四五计划期间周恩来总理主管经济工作，事无巨细地安排经济工作，监督项目进程，调解派系矛盾，纠正错误行为。73年中央制定“四三方案”，从西方引进成套技术设备，包含化肥、化纤、石油化工等中国缺口与急需项目类别。此次大规模项目引进依旧秉持以我为主、自力更生原则，促进生产的同时确保能够将先进技术消化吸收。“四三方案”开展后，国内技术人才缺口扩大，大部分应用科学知识分子被启用，一批基础较好的，接受过劳动教育的知青进入大学进修。由于引进“四三方案”的大规模资本付出，74年中国再次进入经济周期的低谷，经济发展速度明显放缓，生产建设中的各种问题便凸显出来。铁路物流由于派系斗争长期通行不畅，经济工作中无政府主义倾向的乱和散的问题较为突出。周恩来病退以后，邓小平接管经济工作，整顿全国经济。邓在不到半年时间内对工业与交通部门进行了强力整顿，有效恢复了交通秩序，提高了生产效率。

交班，毛主义经济路线的成果与问题

  邓小平因反对文革而被毛泽东撤职，由华国锋接替总理工作。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大幅提高国民福利待遇，并制定更为激进的技术引进计划“八二方案”。一方面国内的福利政策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不匹配，短期生活水平提高后便迎来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八二方案”规划潦草，执行混乱，背离了以我为主、自力更生的原则。方案没有量力而行，投入过大，签署项目过多，导致外债激增。同时该方案缺乏论证，存在大量技术重复引进，和现阶段无法消化吸收、无法投入生产的超前技术。“八二方案”执行至78年便因为经济通胀严重、债台高筑而中止，华国锋隐退，华在这一时期的错误经济政策也被称为“洋跃进”。邓小平上台后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毛主义经济路线随之中辍。

  文革期间中国的工业与科技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两弹一星”与三线工程圆满完成历史使命，中国成为拥核国家。科考勘探取得多项地质学、考古学、生物学成就。农业方面，植物育株、牲畜育种卓有成效。电力供应在关键技术、发电规模、发电多样性、全国普及度多个维度齐头并进。电子技术方面中国紧追西方先进水平，半导体、数控自动化、计算机均能做到自主研发自主应用，芯片与光刻机的研发也步入正轨自成体系。冶金方面取得多项核心成果，工业原料生产种类、加工精度均有大幅进步，其中以稀土提炼技术最为关键。机械制造的发明成果数不胜数，既有超大型器械如海上浮吊，也有高精密仪器如电化学测试仪。比南京长江大桥和刘家峡水电站这些大型工程更了不起的是，农村地区在十年内建成五万六千座中小型水电站，有力地供应了农村生活、农业生产、五小工业的用电需求。公路、铁路、海上的交通工具与特种车辆船只层出不穷，空中民航客机的研制也取得不错进展。75年人大根据当时中国国情进行合理评估，预计80年中国将建成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以上所有成就离不开中国满怀爱国热情的知识分子的巨大贡献。他们忍受各种委屈、排除多重干扰、听从国家安排，为新中国完成一项又一项技术攻关。只有知识分子的努力是不足以追赶西方先进水平的，因为资本主义也懂得充分利用知识分子。社会主义经济路线充分发动劳动人民，激发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鞍钢工人王崇伦改进多种机加工工具，发明“万能工具胎”。郝建秀在工作中总结得出“郝建秀工作法”，开创了社会主义纺织厂的科学工作法，对其他行业也有所启发。蔡祖全在工作中自学成才，既是技术工人又是高级知识分子，在电光源领域耕耘一生，为中国填补了多项技术空白。此外还有王超柱、倪志福等无数的工人发明家为国家技术革新作出贡献。建国以来，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农民节衣缩食、夙兴夜寐，一代人吃了几代人的苦，以高强度劳动完成了新中国工业化的原始积累。而这一切都是在毛主义经济路线的总体布局中才得以实现的。现如今主流观点为文革是彻头彻尾的错误，文革期间所有成就与毛主义经济路线无关，没有文革中国本应取得更大成就。但换个角度来看，文革十年在激烈的社会动荡与派系纷争当中，国家仍取得如此成就，不恰恰证明了毛主义经济路线的先进卓越？

  从哲学角度讲，没有一成不变的万能制度。制度指导行为，行为改变世界，世界变化又逼迫制度革新。文革末期，国家现行的经济政策在多个方面暴露出严重不足。

1、高等教育方面大部分工农子弟跟不上教学进度，大学生难以毕业，导致研究员人才梯队断档。在招生方面文革教育改革确实有过于激进、重政治轻科学的弊病，但长期来看，广大工农子弟普及到了基础教育，阶级固化趋势被强力扭转，更多比权贵子女更有天赋、更加勤奋的劳动人民子女得以冲破文革前夕精英教育的封锁，成长为国家得力人才。这些受益于教育普及的60年代出生平民子女，在国家建设与人才接续培养，尤其是改革开放新时代中发挥出巨大作用。反观“尊重专家”的苏联，一代精英科学家去世后，权贵与学阀子女们就扛不起科技研发的重任了。正如人要跳得高，不得不先蹲下身。但新中国并未解决如何培养顶尖科研人才，即所谓“大师”的问题。从科技革命至今，全世界绝大多数顶尖科学人才出自贵族式教育。他们脱离群众、脱离劳动、衣食无忧，与周围纨绔子弟唯一的区别是从儿时起便一心一意钻研学术。这种贵族式教育培养出的是资产阶级的高级知识分子，但社会主义社会，包括经历了文革的中国，还未探索出无产阶级科学“大师”的培养途径。

2、“三五”、“四五”计划是中国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重要阶段。随着新中国工业体系愈发完整，经济体量愈发庞大，经济结构愈发复杂，计划经济的条条块块便难以应付了。苏联设想的解决办法是研发超级计算机，利用计算机推演经济变化，安排经济计划，以达到最节约最高效地利用资源的目的。但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极为复杂，恐怕量子计算机诞生之前，这条路都是不切实际的。对于中国来说，直到中国放弃计划经济，中国连苏联的计划经济都没有搞懂，也没有培养出计划经济所需足够的数学人才。大小部门的经济计划往往是简单地拍脑门、主观估计、加10%，这种低级的计划经济拖累生产力发展在所难免。

3、计划经济框架内的攻关式科研也快要跟不上中国的发展需要了。科研项目繁多，中央已经无法面面俱到地掌握所有项目。攻关项目也变得愈发复杂，不同团队有时会重复攻关一种技术。中央也不清楚无数技术细节之中，国家有哪项技术，没有哪项技术，无法对各个项目组进行高效的资源调配。由于工业制品的发展趋势是多学科交叉集成的复杂系统工程，中国逐渐建成完整工业体系过程中，应从攻关式科研为主转向模块化科研为主。模块化科研可以利用军民融合降低成本，以提高中间成果转化率、市场保护等方式维持持续研发。与此同时攻关式科研也不应完全放弃，模块化科研因其开放性而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核潜艇这类高度机密项目，量子计算机和可控核聚变这类短期无收益的长线投入项目，还免不了要用到团队攻关的科研模式。

4、外交环境劣势显著。当时美苏二分世界，各自构建了一套经济、工业、科研环境。”两个世界“都不允许中国进入，封闭的科研环境造成中国科技发展速度落后于先进国家，这是中国为主权完整和独立自主付出的巨大代价。对70年代末的中国来说，建立起与美苏相匹敌体量的科研环境还遥不可及，由于封锁导致的信息闭塞与技术落后正逐渐威胁到国家安全。中国当时的核力量足以自保，是因为中国利用美苏相互制衡。如果冷战局势发生改变，形势则大为不同。

5、中国自力更生量入为出的模式比起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有着先天劣势。资本主义利用借贷来发展，这样在启动资本上便多于中国模式。资本主义国家以此取得领先后，在掠夺打压落后国家，填平债务。也许从长远来讲社会主义国家将维持发展势头，而资本主义国家会失去活力，但在残酷的国际斗争中，早发育的恶霸会先杀死晚发育的贤者。

  所有这些问题有的是随时间自行解决的，比如教育问题；有的是需要对制度进行改进才能解决的，比如计划经济和科研问题；而有的恐怕是毛主义经济路线无法解决的残酷现实问题，比如国际环境的改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谷。毛主义经济路线还有多大的潜力？沿着这条路线进行改革与发展会有怎样结果？人的寿命是有限的，这些问题我们已不可知。也许毛路线难以为继，”改革开放“是唯一选择。世人需要认清的是，70年代末产生的诸多问题是发展带来的问题，对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来说，说得上是”幸福的烦恼“。不少发展中国家想要跳过新中国前三十年的艰苦奋斗，直接搞”改革开放“，应该问一问自己，你国有保卫国家主权的能力吗？有近乎完整的工业体系吗？有科技积累来承接先进产业吗？有核心技术与西方博弈吗？有调配全国资源的基础建设吗？完成土改，实现中央集权了吗？资本家不会去投入的公共基础建设与基础研发完成了吗？最重要的是，有成千上万能识字、身体健康、训练有素的劳动者吗？至少对于中国来说，没有前三十年坚持毛主义经济路线的艰苦奋斗，”改革开放“便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78-91

西方产业大转移

  至70年代末世界经历了三次产业大转移。第一次是工业革命，制造业从中国转移到英国。第二次是美国崛起，产业从欧洲转移到美国。第三次是冷战，劳动密集型产业从欧美转移到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前两次产业转移代表着不同国家力量的此消彼长，而第三次转移是美欧资本出于自身利益考量，主动向他国输送制造业，使欧美资本与被输送国家双双获利。70年代亚洲四小龙经济飞速发展，中国一些官员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们想要复刻四小龙的成功，却忽视了中国与四小龙的本质差别——中国太大太强太自主。这次产业转移是美欧资本主导的，因此产业接受国必须不能威胁到美欧资本的根本利益。日本有一定体量，但国家主权被美国牢牢掌控。四小龙一不掌握核心技术，二体量小不会威胁到欧美本土制造业。事实上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始终秉持开放态度，欢迎与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所有友好国家平等贸易。在冷战的大背景下，中国一直维持以粮食为主的出口贸易换取外汇，支援工业发展，从来没有闭关锁国，只有被帝国主义封锁。为什么欧美不选择中国作为产业转移目的地？因为欧美资本无法干涉中国主权，无法靠技术垄断控制中国经济。中国体量过大，产业发展后势必影响欧美本土制造业，造成产业空心化，失业率上升。况且中国的意识形态对欧美资本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因此很多经济学家并不看好中国新一届政府的贸易开放前景。

  1981年，“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罗纳德·威尔逊·里根当选美国总统。里根是美国资本的代言人，开发中国市场是美国资本的一场豪赌。美国资本迫切需要解决国内用工成本高，通货膨胀，和石油危机问题。制造业是国力的根基，但也会产生大量环境成本、制度成本。以里根政府为代表的美国资本决定保军工保科技，经济全面脱实向虚，既能转嫁制造业成本，利用中国市场谋取巨额利润，还能打击国内无产阶级，巩固资产阶级统治地位。因此里根要的不是四小龙式的小转移，而是改变世界格局和国家命运的大转移。纵观全球，中国有大市场，有廉价劳动力，有足够技术承接产业，还有石油和各种资源，是绝佳的选择。唯一的问题是，美国资本能否控制住中国，将中国培养成自己的仆人，而不会扶持成自己的强敌。尽管邓小平上台后与西方贸易交往态度积极，但里根前的美国政府只与中国进行低限度的军事技术交流，里根上台后西方资本才开始大规模进军中国。因此称呼里根总统为“改革开放”真正的总设计师实至名归。

以救市之名，开市场经济大门

  “洋跃进”之后，中国经济紊乱，内外债偿还困难，通货膨胀。邓政府上台后提出八字方针：调整、改革、整顿、提高。81年以前邓政府没有有效的经济手段切实救市，而是用一种“放权”的办法，即扩大私有经济规模，缓解民众不满，甩掉政府经济与治理包袱。虽然所谓“四人帮”已被拘禁，但政府中仍有大量官员认同文革。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是两方妥协的产物，非邓政府本愿。因此邓政府虽有心大刀阔斧搞经济改革，暂时也只能是为民间私有经济“往前闯”保驾护航，政府则跟在后面逐步修改经济路线。承包制、股份制、资本雇佣劳力，都是在邓政府保护下，民间先行多年以后，再推广到国企与集体企业的。政府突然开辟的私有制市场是一片经济的处女地，捷足先登者理所当然地获得大量收益。当时民间俗话说：“搞导弹不如卖茶叶蛋”。这只是一种市场的短期现象，不可能持久存在。当时政府就“脑体倒挂”现象做了专门调查，真实数据显示，私有商贩收入中值并不夸张，发家致富者凤毛麟角，只是吸引了全国更多关注目光。这些真正的民营企业，如傻子瓜子，由于出身平民，没有特殊背景，往往会被卷入中共官员的路线斗争之中，遭受经济损失甚至牢狱之灾。上层路线斗争激烈时，不少民营企业主为了避祸，甚至主动退出经营，把企业上交给政府。而另一方面，返城知青依靠官宦长辈的资源，围绕国企成立各种小型私企，挖墙脚、赚差价、吃空饷，实质上进行着私有资本的原始积累。这些有背景的，尚处于萌芽期的官僚私企往往不会受到政府惩处，也在社会变革的迷乱中躲过了民众的审视监督。

  邓政府为私有制经济开路的真正目的，是推行他们早已渴望实施的市场经济。可以说，即使没有后来的西方资本入华，中国政府也会向市场经济改革。正如邓小平所讲，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不是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经济成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推出这一观点是及时的，具有积极意义的。那么问题是，回顾建国后党内路线分歧，过渡时期、大跃进后调整时期、文革时期“东风压倒了西风”，计划经济压倒市场经济是否拖累了新中国经济发展？更直言不讳的说法是，假使毛泽东建国后便去世，中国早已发展得国富民强了。并非如此，好在有另一个被毛批为修正主义的国家——南斯拉夫，可以作为很好的经济标本。铁托在南斯拉夫同时实行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工厂为工人所有，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利润挂帅，市场调控供需与价格。结果是各个企业只顾本集体的利益，不顾国家发展大局。几个部门轻易形成垄断格局，市场失去活力。更恶劣的是，不同地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不平衡发展，富者恒富穷者恒穷，极大地刺激了极端民族主义意识蔓延。因此南斯拉夫解体，贪腐与民族矛盾只是表因，内因是错误的经济政策，与生成这种经济政策的修正主义思想。单从经济角度分析，新中国建立初面临的是工业如何从无到有，因此大量投入是不讲经济收益的。在此阶段不坚持计划经济，提前搞市场化，结果只能是赚块钱的劣币驱逐长线研发的良币，物美价廉的外国工业品迟早要占领中国市场，扼杀中国产业。70年代末中国即将建成较完整工业体系，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从无到有，而是从有到多，从有到好，那么引入市场机制激发活力、协同调配、辅助管理，就是一个很好的思路。问题是如何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探索出一种社会主义的市场化因素引用模式。这条道路或许比前三十年探索计划经济更为艰险复杂，因为社会主义是人类的新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新事物，中国既需要学习借鉴世界的市场化经验，还不能被西方成熟的市场化体系引导向资本主义。

  为了吸引西方资本，承接西方产业，中央将国家战略调整为一切以经济为中心，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建设，重点集中在东南沿海。资本从西部调往东部，大量西部的三线工程被停止援建，大量三线企业停产倒闭。资本也从农村被虹吸到城市，红火一时的乡镇企业被政令打压。一批批中共官员像当年学大寨一样，踏破了新加坡的门槛，学习城市规划、城市管理。中共向西方学习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没有只听一家之言，轻易上“休克疗法”的当，而是广纳贤士，邀请全世界的经济学家献言献策，相互辩论。中共从中选取最有利于中国的建议，不用外人代劳，而是由本国人付诸实践。“改开”初期，中共就坚持自力更生路线还是扩大开放路线尚无定论，四小龙飞速崛起又是眼前不争的事实，因此国家最终决定国内市场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对外贸易“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设立深圳、厦门、珠海、汕头四个特区作为经济缓冲区，专门承接产业服务外部市场。对外贸易大进大出、两头在外，赚取外汇购买西方先进技术和国际市场能源与原材料，供给国内产业发展。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疑是复杂的、曲折的，但邓政府认为，尽快“改革开放”，即使是一部分地区照搬四小龙发展模式，追上世界经济发展步伐，也是有利无害的。如果这条发展道路避免不了对外掠夺，难道中国广袤的中、西、北部地区的人力物力还不够东南沿海几座城市剥削的吗？补充一点，特区建设也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政府动员农民整合土地，动用工兵部队参与基础建设，再一次动用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的手段成功将特区快速建立起来。

  中国的开放政策是公平的、互惠的，却不是西方资本所满意的。西方资本要的是不公平的、有技术剪刀差的、最终控制中国经济并干涉中国主权的交流方式。将中国纳入西方构建的世界市场是西方资本的豪赌。中美之间的互赌博弈也是美苏博弈，因为如果中国因加入西方市场而经济繁荣的话，对美国瓦解演变苏联的工作一定大有裨益。西方开始对中国进行产业转移以后，对中国的渗透与瓦解也在小心并积极地展开了。西方资本产业升级后，将淘汰的生产线重复卖给中国地方企业，回款反哺产业升级。这些生产线产出的落后产品无法冲击国际市场，造成国家对技术重复投入的浪费。西方资本脱实向虚是战略大方向，但用现有产品冲击占领中国大市场，不但能大捞一笔，还可以摧毁中国本土工业，何乐而不为。西方利用腐化变质的中共官僚与资产阶级，对中国大肆走私成熟的工业制品，对中国初具规模的本土家电、日化等产业造成严重冲击。中美互赌还体现在人才出海上。改革开放前西方仅在经济、法律、文史哲学科接受少量中国留学生。改革开放后，西方向中国敞开STEM学科大门，“慷慨”揽收中国学子，前提是中国不能强迫人才去留。中国以公费供送科技人才出海再培训，结果只有30%归国。中国为这些归国的人才与技术付出不菲，而滞留西方者对西方的产业升级助力颇多。中国对外贸易形式在国内也引起争议——合资，尤其是西方独资企业的性质是不是资本主义剥削工人？从理论上讲，资本剥削是毋庸置疑的。需要分析的是这种剥削为什么得以在中国特区安然存在。由于当时中国与西方技术代差巨大，西方产业的先进科技大大提高了每名工人的生产力，因此工人即使被剥夺了一部分剩余价值，其所得也大于给本土产业做工的所得。另一方面，西方通过上百年的战争、殖民、经营才构建成的一套高效的世界大市场和大产业链，“改革开放”后直接向中国开放，使得中国的经济体量迅速扩大，贸易流速大大加快。中国加入国际市场后，在西方产业空心化之前，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竞争中不敌中国，率先发生产业萎缩，中国逐渐占领全球贸易中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态位。这是未来中国产业升级的重要基石，而很多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因此失去了这次追赶工业化的机遇，远远落后于时代发展。西方资本时时刻刻想要在制度层面渗透中国，与中国的经贸往来，产业转移与金融投资往往附带政治条件，要求中国政府安排亲西方的学者或官僚担任重要岗位。很多时候中国政府只能妥协，因为追求完全独立就得不到西方资本投入，就要放弃发展速度。况且任用这些人也有利于邓政府打压路线异己集团，推进体制改革。

国企改革，一团乱麻

  正史中记载的改革往往是政府在国家经济向好，行有余力之时，在高瞻远瞩的理念指导下，有条不紊主动推进的过程。现实情况往往是国家经济向好时社会有极强的惰性，政府看得到国家发展背后的隐忧顽疾，却推不动改革进程。直到经济泡沫破裂，国家陷入危机，既得利益集团力量疲软时，政府才有能力下场推进改革。改革或许有一个大概的方向作为指引，但基本上是一次改革举措引发一个新的问题，新问题又迫使政府进一步改革以解决问题。政府在应对接踵而至的现实危机的过程中完成的，正如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文革结束后大量知青返城，造成城市就业危机，治安问题频发。政府于是允许青年成立个体户小公司，在国企大集体的体系内，承接一些服务业业务。由于反对“改开”派官僚也有一堆无业浪荡的子女，这项政策便顺利通过了。80年，中央提出“在公有制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允许城镇个体所有制经济的发展”的改革措施。82年，中央将私有经济定性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

  邓政府的改革开始于他们61年至65年曾试图推行过的，却不知为何毛泽东要横加阻拦的一些政策。企业的革委会被取缔，工厂管理改回“一长制”。当时中国低级的计划经济存在“统得过死”，部分企业存在平均主义“吃大锅饭”问题，邓政府认为如果不推翻政治挂帅，代之以利润挂帅，这些问题永远无可能解决。利润挂帅的核心是物质刺激加管理放权。政府首先统一认识，否定行政对生产的干预行为，推崇政企分开的理念。政企分开即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国家仍是企业所有者，但经营全权交给企业。之后政府试行“利改税、拨改贷”。之前是国家收取企业全部利润，重新分配后拨款给企业用于再生产。改革后企业自留利润，国家收取企业税收，企业依照各自的未来生产计划向国家贷款。企业自主生产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86年工业部门追随农业改革，实行承包责任制，原则为“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收多留、歉收自补”，基本内容为“双保一挂”。企业保证完成承包基数和利税上交，保证完成国家确定的技术革新任务，工资总额与企业效益挂钩。

  这一阶段的改革不难看出有借鉴西方职业经理人制度的成分。承包责任制将改革后的中国经济勉强框在计划经济范畴之内，但政策催生的包外部分却逐渐失控，反过来又影响到计划经济的发展。利润挂帅导致各家企业“包盈不包亏”，利润率低但有益国家长远发展的项目无人问津，短期效益高的项目所有企业蜂拥而至，造成重复投资与生产过剩。企业为了利润“拼机器”，过度损耗企业资本，“拼数量”导致产品质量下降，“拼资源环境”导致污染与资源浪费。留利只用于增加工资福利，不积累、不研发。一些企业承袭中央的改革精神，在企业内部实行内部承包与利润刺激，导致生产紊乱，组件品控下降，甚至发生私自组装倒卖，损害企业声誉的事件。79年发生渤海2号重大生产事故，88年铁路空运事故集中爆发。这样的改革结果显然无法让中央政府满意，相关政策制定人员也在不断调整承包责任制，直至90年代初调无可调弃之不用。为什么没有“一包就灵”？政府对比了中外经济制度，便得出问题的根源出自于“中国的市场化发展不充分不健全不彻底”这样的结论。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比“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更进一步，但其表述之模糊既体现了中央不同路线的斗争与妥协，也反映出当时中国各界对中国市场经济改革愿景并无深入的研究和认知。政府应着力培育市场，并进行国企股份制试点。

  这个结论对，也不对。中国学习西方以利润挂帅，如果市场够大，生产力够强，参与企业够多，那么假以时日市场调节机制会相当程度上纠正以上各种问题。可是此刻中国仍尚未脱离生产力低下、资本极度稀缺、没有国际竞争力的处境，如果要实现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的平稳过渡，不应立即抛弃计划经济的核心，即政治挂帅。上诉各种乱象的根源都汇聚在没有坚持政治挂帅这一个点上。资本主义生产是为了资本积累，它产生的浪费被西方市场的生产过剩掩盖了。可是中国还浪费不起，应当强调生产是为了需求，可以适当使用物质刺激，但不应全盘利润挂帅。社会主义市场化需要跨过的另一个难关是产权问题。社会主义宣传工人阶级是企业的主人，但改革后企业只有经营权，工人的管理权还被厂长收走了。企业产权不明，厂长可能为了个人利益损害企业利益，企业也可能为了自身利益损害国家利益。国家拥有国企所有权，但是哪个国家部门经营国有资产时，能像私企股东看管自家财产那样用心？国家有治理职责，让麾下国企承担一些社会责任是天经地义，还是政企没分开？如果把国家当作单一资本势力，那么它就是市场中唯一的庞然大物，中国的市场化如何能健康发展？有企业长期经营不善，国家应否救助？如果将企业破产，算不算损害国有资产，算不算侵吞工人劳动果实？中央面对这些问题坚持利润挂帅，否定政治挂帅，这导致一种不详的声音产生。一些身居高位的人认为只有国企全盘私有化，市场全盘西化，企业主才能规划长远目标，用心经营企业，市场也能放开手脚充分竞争、优胜劣汰。中共中央坚决否定全盘西化，但是在探索社会主义市场化的过程中不自觉地照搬西方经验，缺乏独创精神。

  一个历史细节很说明问题。一位负责“摸着石头过河”的一线改革政策设计者回忆说，整个团队几年来反复调整政策直至脑内一团乱麻，不禁自问：“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西方的市场经济发展了几百年，其体系是系统的、高效的、易学习的，但是是独属于资本主义先发国家的。中国走社会主义市场化道路注定要进行大量的独立探索与大胆开创，既要学习西方经验，也要学习并发展社会主义发展理论，包括领悟毛主义经济路线，这样才不会偏离社会主义路线，才不会迷茫地问出“什么是社会主义”。邓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往往在不自觉中把西方经验奉为圭臬，在不自觉中生搬硬套了西方制度，却认为毛泽东把问题泛政治化了，明明只是一个现代化管理问题。中国改革者出国考察后愕然发现，美企福特内部执行严格的计划经济，日企丰田靠学习借鉴“鞍钢宪法”大大提高了生产力。计划、市场到底哪个高效、哪个先进？何时用计划、何时用市场？政府如果不是站在国家的高度，而是从企业的角度考虑问题，便分不清当前的困难是路线错误，还是发力不足。“发展的问题要靠发展解决”是对的，但如果缺乏社会主义理论指引，就无法有条不紊地过渡，“摸着石头过河”搞市场化难免会偏离社会主义路线，甚至撞得头破血流。

权贵发家，天下大乱

  改革前中国的计划经济立足内循环，价格为产业发展服务，因此为了助力工业化起步，政府对原材料的定价远低于国际市场价。“改开”后中国出现本土市场经济，又需要接入国际市场，于是计划与市场、国内与国外价格不统一的问题便拖慢了“改开”进程。中央由此推出“双轨制”政策，将国企与市场暂时隔离，加以保护，期望经过一段时间的制度改革与生产力发展，国企逐渐适应国际市场节奏，价格也可以逐渐向国际价位靠拢。譬如“改开”初中国存在棉织与化纤倒挂的现象，但随着中国化纤工业扩大生产，化纤衣物价格很快就会降下来。“双轨制”政策在逻辑上没有问题，但是在执行上堪称灾难。官僚借国有资产管理人身份吃拿卡要已经不值一提，以权谋私的恶劣程度超乎想象。各家国企往往有多个账本，官僚把计划部分的低价材料投放市场，赚取差价，导致国企亏损、生产停滞。一些投机私商从银行贷款购买原材料，炒高价格以后偿还银行并加倍借贷，循环往复空手套白狼，成为“改开”后最早的一批亿万富翁。难以遏制的黑市交易导致中国物价暴涨，通货膨胀严重，生产降缓。此届政府无法像建国初打赢上海金融战那样有效遏制倒买倒卖，让“双轨制”政策执行步入正轨的原因，也许就在老百姓对这种丑恶现象的称呼——“官倒”里。中央政府陷于两难境地，快速并拢价格国企势必遭受市场冲击，慢过渡投机资本持续套利，还是会瓦解国企。中央尝试停基建、降需求、控通膨，收效甚微，最终决定长痛不如短痛，实行“价格闯关”。

  此届政府还丧失了打击走私的能力。大量沿海企业打着“三来一补”的幌子，与西方资本相勾结，进口完整产品倾销国内。一些人更为嚣张，连合法的伪装都不需要，收买一地整个海关部门合伙走私。军队经商以后，有沿海省份部队竟然武装押运走私。走私猖獗集大成者当属海南汽车事件。海南立省并划为特区后，不想着引进技术发展产业，而是全省政、经、军三界联合起来搞走私。无数革命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没有败在坚船利炮之下，却在和平时期倒在商品倾销与利益腐蚀之下。由于开放初期官方汇率尚未与国际市场并轨，远高于市场汇率，黑市换汇这种金融联合走私的违法活动在当时同样十分活跃、屡禁不绝。

  由于邓政府没有一套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理论与方案，面对现实问题只能一再重申“市场化发展更充分更健全更彻底，一切问题就解决了”。由此推导，中国市场缺少自由参与者就成了一个主要矛盾，因此应该鼓励、扶持、保护新生的私有企业。那么如何能在以公有制经济为绝对主体的中国，快速诞生一批私有企业呢？于是侵吞国有资产的浪潮席卷全国，没有人想过探索社会主义路线，没有人尝试过南斯拉夫模式。企业实行“一长制”以后，管理层与海内外资本勾结运作的空间变大了，大量国企在工人群体懵懵懂懂中陷入经营困境，又在工人的愤怒与遗憾中破产，优质国有资产被私人收购。86年推出租赁经营承包制，把党的领导与监督和企业经营进一步分离开。侵吞国有资产“改开”后便开始了，谁的私企是非法窃取所得，谁的私企是重振经济活力，就看“官”“关（关系）”二字。88年宪法承认私有制经济并加以保护，赋予了侵吞国有资产既得利益集团以合法性。

  大官吞，小官骗。中国社会一时间骗局遍地，高价付费电话、传销、制售假冒伪劣、中奖分钱。其中一些是民间骗术，一些是假冒公职或谎称与公务人员有私人关系行骗，一些则是地方官僚与企业整合资源联合行骗。90年代中国开放证券期货市场，为腐败官僚提供了一个更为隐蔽高效的诈骗渠道。他们靠内幕消息牟利，靠分配权抢占先机。

  84年到89年，货币供应年递增24.7%，gdp年递增只有13.2%，88年12月同期物价上涨率已经达到26.7%。88年中央将问题总结为需求过旺、工业发展速度过快、货币过多、物价涨幅过高、经济秩序混乱。发展生产力无疑是解决“四过一乱 ”的根本办法，但短期经济与政治危机迫在眉睫。生产力同样低下的前三十年，政府依靠政治挂帅与发动群众渡过难关。现政府失去了这一能力，只能在经济政策上反复调整，在价格上做文章，比如研究“价格、工资改革方案”。与此同时黑市盛行，“倒、走、吞、骗”为祸人民，百姓在被蒙蔽的恐慌中抢购，新兴的官僚资产阶级大发横财。“价格闯关”后中国经济“硬着陆”，百姓利益严重受损，引发全国大范围政治动荡。耐人寻味的是，否定政治挂帅的错误导致经济危机，最终又以政治危机的形式爆发，而中央依旧坚称发展经济才是唯一解决之道。也许是因为他们不自知在政治上错在哪，也许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了，但做不到“刀刃向内”政治改革。既然中共给不出清晰的解释，一些人便趁机跳出来，宣称中国经济的出路只有全盘私有化市场化，不推翻共产党一党主政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化经济。中共中央坚决反对改社姓资，但在所谓“党政不分”的问题上又犯了迷糊，情形与承包责任制遇到问题时是何其相似。中国能走出此次经济与政治危机，要感谢前三十年建立的工业体系让西方无法靠封锁扼杀中国；要感谢军工雄厚扎实的积累，使中国在与中东的贸易中赚取大量"救命"外汇；还要感谢五千年文明老祖宗留下的各种文化遗产，使我们在工业品不及西方质优价廉，无法进入国际市场的情况下，各种特色工艺品为我们减轻了外债压力。只有上述这些物质基础还不够。88年10月陈云与赵紫阳谈话时提出“八点意见”，对新中国过往的社会主义建设历程有了进一步的反思与感悟，因此对当下经济问题的剖析更为精准，能够给出有高度、有条理的解决方针来。可以说陈云已经接近了“社会主义理论指引社会主义市场化发展”的正确道路，便足以将中国拉出经济困境，并启发后届政府制定出多项正确政策。然而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然形成，西方资本也通过合作附加条件来干涉中国改革，市场化如何发展，已然不是一个单纯的路线斗争了。

教育分流，科技冬天

  “洋跃进”失败后，新政府将技术引进方针调整为从国情出发，遵从经济规律，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充分论证、讲求实效，发展结合改善生活，以独立自主为前提引入技术资本。或许中共理想中的情况是中国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生产产品返销国际市场，偿还外债。但是正如新中国引进苏联技术，必须要走一段全盘苏化道路一样，欧美的技术与生产线是与其企业的资本主义管理模式密不可分的，不依照西方企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改革，很难在短时间内承接西方产业转移。另一方面，西方资本集团不会满足于把中国培育成低成本制造业基地，他们还要瓦解中国的自主研发能力，控制中国的产业发展，进而干涉中国主权。因此“改开”伊始中国与西方在产业合作中的激烈博弈便从未停止。中方规定国有资本在合资企业中必须占股51%以上。西方否定中国所有本土发明机械与技法，要求必须全套使用西方生产线。外方企业牢牢掌控核心技术，中国工人只能按外方规定生产，不能修理，不能用于军工生产，外方可随时监控并远程关闭生产线。

  邓政府奉行精英主义，无疑是重视科技发展，团结知识分子群体的。78年全国科学大会宣布中国科学迎来春天，并雄心勃勃地提出科技十年规划。86年中央又制定了“八六三”计划。中共团结知识分子、扶持科技发展的态度是真诚的，但物质基础的问题如何解决？计划经济时期中国靠举国体制与政治挂帅发展科技，“改开”后新政府在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背景下，提出科技面向经济建设。民用科研逐渐市场化，提高科研成果转化率。军工与国家重大科研仍由国家拨款，但国家供养科研项目与团队的逻辑已经从调拨全国资源供给科研，转变为发展经济提高税收供给科研。国家项目部分，由于国家经济体量还不够壮大，又遇到各种困难，政府难以满足所有项目的经费需求。科学家们主动降低待遇，大部分经费都用在科研材料上，完成了一大批军工科研项目，如歼十战斗机。科研人员的奉献精神却使政府养成了“重器材投资，轻人才投资”的错误科研投资理念。一些部门由于经费不足转向市场，比如航天部门在这一时期转行微电子与软件产业，积累资金供给航天科研。还有一些项目由于国内市场已经被西方产品完全占领，研发难以为继，被迫关停，比如运十客机和芯片产业。市场部分，一些国企如东风汽车、私企如华为，不甘于困在制造业底端，始终不放弃掌握核心技术，自主科技研发，在与外企合作中尽量争取技术输送，从盈利中尽量划拨经费供给研发部门。

  遗憾的是，东风与华为是企业中的特例，当时的主旋律是放弃自主，依附西方产业。邓政府认为只要放开市场，发展经济，收足税金，就能保证研发，却没有认识到发展中国家搞科研与国际化市场化是相冲突的。市场化环境中发达国家有先发优势，其科技不断在进步。而发展中国家在后面追赶，其产品永远不敌发达国家，研发的债务压力也就越来越大。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最符合市场逻辑的做法就是臣服于西方资本，在西方产业下游分一杯羹，但也就丧失了经济独立性。一些后发国家如韩国能在技术上有所成就，或是因为及时参与到新兴产业之中，或是只专精某个环节，整个产业仍在西方资本的掌控之下。发展中国家要确保科研持续进行并追赶上先进国家，一要艰苦奋斗，用“改开”后的语言说是压低人力成本，节省资金投入研发，用廉价产品打开市场。二要保住一片国内市场“自留地”，既为了回笼资金继续研发，也为了收集使用数据进行产品优化。三构建从基础教育、技术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完整教育体系，为科研提供人才。四，最困难的是，让企业与个人抛弃逐利思维，反市场化逻辑，持之以恒地研发追赶。“改开”以后企业放弃科研，国内科研岗位萎缩。革命理想不再被提倡，消费主义占据社会上风，资本主义花花世界透过西方宣传腐化吸引着中国的知识分子。“搞导弹不如卖茶叶蛋”，一批批顶尖大学生毕业后直通国外，一个个科研团队被外企打包买走。此时更需要强调科研政治挂帅，发挥党的领导作用，然而中共高层却出现了一种“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错误声音。科技是西方资本统治的基石，是买不来的，除非用同等科技换取，如中国氢弹技术换法国核电技术。苏联解体以后，中国确实抓住机遇买入一些先进军工科技，如引进苏二七生产线生产歼十一。但没有歼十项目磨练出的自主研发能力，中国就永远只能吃西方的残羹剩饭，永远研发不出歼20战斗机。没有运十的研发经验，中国连承接法国空客飞机制造产业都很困难。75年中国临近建成较完整工业体系。凡是前三十年建成的产业“改开”后或多或少都保留了一些自主研发能力。凡是前三十年未来得及建成的产业，“改开”后都在市场化浪潮中沉没，丧失主动权，沦为西方产业链的附庸，其中以芯片产业最为典型。一方面，中国政府将市场拱手让给私有企业，而民营企业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一定是选择“假研发、真依附”，成为买办。结果是中国芯片市场被西方品牌垄断，芯片产业被西方资本控制。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也被民营买办企业利益捆绑了，国家需要他们提供的高额税收来发展国有技术，比如“银河”超算。

  77年国家恢复高考，85年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奉行精英主义的邓政府听从社会上层诉求，将教育体系打造成为高等教育与培养研发人员服务。精英教育代替了实践教育，还忽视了社会主义国民性教育。在西方世界，广大劳动人民接受的是低成本的公立学校“放羊式”教育，而资产阶级精英与高级知识分子为子女提供的是素质全面、能力高标准、培养精细化的精英教育。中国根本无力负担大规模精英教育的开销，即使有重点中学、重点大学资源倾斜仍远远不够，是城市中产阶级受中华传统重教思想影响，每个家庭拼尽全力为独生子女提供精英教育。这种精英教育使学生在成长过程中脱离生产，实质上是一种临时的资产阶级。精英教育大浪淘沙，真正成为研发人才的凤毛麟角。绝大部分毕业生既要适应从资产阶级变为无产阶级的落差，又要从零开始培训实践能力。从入学到入岗，浪费了大量教育资源。精英教育培养出的科研人员，在思想上往往是属于资产阶级的。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或是一心追名逐利，或是直接抛弃祖国投靠西方。人民公社解体后公社学校也停办了。农民无力负担子女教育，子女在精英教育体系下搏杀出位的可能性又极低，因此只好让子女放弃接受教育。这一时期社会上兴起的“读书无用论“便起源于此。文革基础教育普及培养出一代工人阶级，成为后三十年建设的中坚力量。这一代中坚力量退休以后，”改革开放“后教育分流与农村失学对社会与经济的负面影响将集中爆发。仍在教育体系内的学生、学校 、家庭开始了残酷惨烈的“分数军备竞赛”，其背后的根本动因是社会阶级分化造成的严重阶级焦虑。教育不是学以致用而是筛选分流的工具。应试教育层层筛选适合科研的人才，同时初步地将社会分成多个阶级，只有少数优胜者最终能爬到金字塔顶端。大部分人被教育晋升体系淘汰后，被动地成为了工人。而工人阶级已经不是主人，而是被剥削阶级了。

92-11

理顺制度，处理欠账

  90年代初，以江泽民为代表的技术官僚政府上台时可谓临危受命，海外经济封锁，国内经济紊乱。外部封锁刚刚缓和，92年中国经济便出现“四热四高四紧一乱”现象，可概括为经济过热、实体紧张、金融混乱。一些地方政府和经济学家认为经济数据漂亮，说明经济发展形势很好，不必调整。地方政府还错误地理解邓小平南巡讲话，用南巡讲话来为自己野蛮式发展经济做背书。而中央政府提早意识到中国正在危险地积累经济泡沫，各地方经济发展完全依赖扩大投资规模，最终势必造成大量重复建设与产品积压，引发经济危机。于是中央及时介入，运用经济、法律、行政手段进行宏观干预，前期以行政命令为主，后期以经济手段为主，以党内教育引导为重要辅助。93年7月，中央政府整顿金融系统，提出金融“约法三章”和财税“约法三章”。金融停止违章拆借，不得擅自提高利率，必须与自办经济实体脱钩。财税部门严格控制税收减免，严格控制财政赤字，不得涉足商业性金融服务。随后江泽民在全国多地的经济工作座谈会上，提醒地方政府官员：“不能把资金用来搞泡沫经济，这在国外是有教训、吃过苦头的。”各级政府各个部门多种手段多管齐下，93年末经济过热的趋势得到有效遏制。

  然而这些应急举措只是“治标不治本”，这一届技术官僚组成的中央政府清除认识到，经济紊乱的根源在于中国的经济体制还没有理顺。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是一个正确的理念，但没有指明方向。只有理清思路，对中国特色市场经济有一个整体的初步的设想和规划，改革才能有的放矢。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理论，为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研究提供了发力方向。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改革目标。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解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一更为清晰的表述彻底取代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成为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1、理清行政与商业的关系，政企分开。建立市场经济，各种所有制企业都是市场参与者，以商业化逻辑运营。经济发展应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激励功能，政府只针对市场作宏观调控，并履行规则制定与市场监管职责。因此国家必须从计划经济时期举国体制政企不分，改革为政企分开，这样才能防止行政干预企业，为企业商业化运营松绑。同时使公有制、私有制、三资企业公平竞争，有利市场良性发展。政府不能”既当裁判，又当选手“。

2、理清市场结构，要素市场化配置。建立市场经济初期的主要工作是培育市场，手段是尽可能把生产要素投入市场，交由市场配置，包括劳动力市场化和生产资料市场竞标。除能源、国防、通信、运输、矿业、冶金六大关乎国家根本安全领域维持央企垄断经营，其他领域大小国企全部推向市场，同时向私有制企业开放市场。大踏步放宽非公经济，试验社保、养老、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市场化。

3、理清央地关系，分税制改革。”改开“后中央分权地方，实行”包干制“，导致中央政府财政紧张，地方在经济甚至政治上有压过中央的趋势。93年下半年中央推行分税制改革，就中央税、地方税、共享税细则与各省进行谈判协商，最终于94年元旦实行分税制。分税制划清了中央与地方的职权界限，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新中国”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困局。分税制后，大约一半税收划归中央，其后中央依据宏观调控需要进行税收返还、转移支付和国家项目建设。由此中央的经济信息获取能力、宏观调控能力与政治权威大大提升。

4、理清金融业机制，银行改革。健全政府宏观调控能力，需建立计划、金融、财政之间相互配合和制约机制，改变过渡时期银行业混乱局面。政策性银行与商业银行分离，确立中国人民银行为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加强中央银行对专业银行的领导，全面借鉴使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央行常用宏观调控手段，如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业务。商业银行从计划经济逻辑转换为商业化逻辑经营，同时建立银行风险机制和约束机制。制定《商业银行法》，金融运行法制化。

5、理清国企产权，国企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国企为适应市场化竞争与市场运作需求，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中央国务院成立国资委，作为国有资产管理者。央企整合兼并成为特大企业集团，归于国资委之下。国企完成股份制改革，可以灵活地参与到合资、融资、要素流转等市场活动中来。

6、理清国际贸易，深度参与全球化。首先汇率并轨，建立统一外汇市场。积极引进外资和增加出口。积极推进加入wto工作，国内市场法律、规则、标准与国际接轨，限制类似“美国301调查”这种贸易霸凌行为。全力扩大对外贸易 ，将中国经济建立为外向型市场经济。

  邓之后两届政府由技术官僚组成，工作能力极强，以实效为宗旨，谋划战略制定政策以国家利益为最优先，有意规避意识形态探讨争论。因此当评价江政府、胡政府的中国特色市场化政策是否正确，是否背离社会主义路线时，或许应该先想到他们当时面临的是怎样紧迫的现实，还有在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强大政治与经济影响下的无奈。

国企现代制度改革，适可而止

  94年政府对国企“放权减负”，并开始试验国企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所谓“现代企业制度”，被政策设计者们定义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公司制企业“。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公有制有多种实现形式，包括股份制、合作制等，为国企改革铺路。国企股份制、公司制改革后，国务院成立国资委与发改委。国资委以国资股东身份对国企实行微观监督与管理。发改委从国家发展角度出发制定经济政策，指导宏观调控。毋庸讳言，国企改革所瞄准的”现代企业制度“基本等同于”西化企业制度“，原因有二。西方将发展得十分成熟的资本主义管理模式去意识形态化，包装为现代管理学科，并宣传其为唯一的先进的管理模式。受这种”现代化“就是”西方化“思想的影响，”改革开放“已逾十年，文革后中国对”现代化社会主义企业制度“的探索从未真正进行过。国企已然落后于时代太多，处于生死存亡边缘，挪用一套成熟的现代管理模式或可自救，再没有制度探索与路线争论的余力了。即使中国一夜发明出成熟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模式，但世界市场是围绕资本主义管理模式打造的，国企不进行相应的自我改造，就无法顺畅地融入世界市场。对国企来说，失去世界市场同样等于消亡，因为此时人民公社早已解体，农村经济凋敝，国内工业品市场已经不存在了。不过名义上国资委发改委都属于人民，属于工人阶级，中国也可以自称坚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改革前国企的问题都可汇总于”产权“一事，现代化企业制度改革的中心也就在确定产权上。社会主义的核心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而公有制的实现方式尚待进一步探索。苏联实行一长制管理模式，久而久之公有制变成了官僚所有制。中国认为工人阶级既是企业的主人，也是国家的主人之一，其实现方式是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工人阶级进入人大参与国家治理。坚持政治挂帅，使个人利益、企业的集体利益与国家利益保持一致。这显然是一种初步的不成熟的社会主义制度探索，资产归属与运作机制仍不明确，按劳分配制度扔不健全，因此文革时期”政治挂帅“过多体现在文化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上，而非明确的生产制度上。”改开“后国企利润挂帅，直接导致国有资产产权归属更为混乱。国有资产归国家所有，那么政企分离是不是无视所有者诉求？工人阶级是企业创建与发展的主力军，如果按照”改开“理念，认可资本积累、多劳多得，那么企业资产归属国家还是企业工人？”一长制“下如何实现工人阶级的主人翁权益，能不能开除工人？”租赁制“中私人管理者的个人资本积累与股份扩张，到底是个人能力与努力的应得报酬，还是侵吞国有资产？80年代由于产权不明造成国企种种问题，政府希望通过现代化企业改革尽快理顺，即使牺牲一部分公平与制度纯洁性。

  可以说，改革是建立在无视工人阶级社会主义合理权益的基础之上才如此顺利地完成的。建立与发展企业的工人阶级没有分得股份，公司股份直接收归国资委。社会主义法理上讲，工人阶级是国资委的主人，国资委代工人阶级管理其股份。股份制改革后，为了解决”包干制“时期国企”重分红轻积累“问题，国资委将股份分红中属于企业员工的部分，”代工人阶级“转交给企业管理层，作为开发资金使用。90年代政府采用”抓大放小“的工作方针，主持大型央企兼并、敦促企业减员增效。中小型国企大部分账面亏损，国资委无精力细致经营，全部推入市场。中小型国企大批量关停并转。有些企业是因为不敌外资技术赋能的三资与民营企业而破产。有些企业被管理层用股份稀释等方式私有化，变身私企后为降低用工成本解雇所有员工，再重新市场化低价招聘。企业破产与工人下岗集中在东北、三线城市等老工业区，其根本原因不在于”国企体制僵化、经营不善“，而是国家经济战略从内循环经济向外向型经济转型，资源因政策倾斜而向东南沿海大规模转移，由此造成老工业区资本骤然短缺，市场萎缩。几千万国企工人下岗，企业以”买断工龄“为名支付补偿，而不是”股份退还“。从经济角度梳理历史脉络，建国后工人阶级建设老工业区，使国有资产增值。股份制改革后股份收归国家，工人名义上持有股份，但股份被用于技术开发，使国有资产进一步增值。国家”改革开放“大力投资东南沿海，资本转移造成工人下岗。工人进入劳动力市场，接受东南沿海新兴企业挑选，成为企业的合同雇员。在此过程中工人莫名其妙丧失了自己的股权。

  国企参照西方公司制进行股份制改革后，国资委做股东，国企管理层做职业经理人，部分解决了国企官僚主义问题，促进了管理者积极性主人翁意识，也带来新的问题。政府希望国企通过市场公平竞争、自负盈亏来提高生产积极性，但西方市场经济中自负盈亏刺激的是股东，股东再推动企业管理层调整生产。国资委作为股东过于庞大，很难感受到中小型国企带来的”小刺激“。放任企业自负盈亏，首先是国资委股东角色出现失位，再者也无法有效刺激不持有股份的企业管理层，更不用说国资委作为人民资产管理人失职的问题。西方公司制也绝非尽善尽美，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利益博弈时刻在发生。当股东与管理层利益达成一致时，往往需要检查一下这种和谐是以企业、产业、或是国家长远发展利益为代价，还是以工人阶级权益为代价。一些央企首脑为自己开天价工资，美其名曰对标国际化大公司标准，不知道这种离谱的”物质激励“能否为国家带来等价的回报。国有资产资本化、证券化、杠杆化改革也可能带来新的问题。

  再来关注国资委。国资委是国企股东，自身也是中国人民资产的经理人。问题是”人民“股东只是抽象存在的，导致国资委时而像”财主“，时而又像”账房“。如果说国资委的上级是中共领导下的人民政府，那么又回到人民政府的主人还是抽象的”人民“这个问题上。无论是国资委，还是中共、政府，都无法像对待个人资产一样全力以赴经营人民的财产。六大涉及国家根本安全的领域由央企垄断，缺乏市场化竞争激励，现代化企业制度改革后仍存在官僚主义与缺乏积极性问题。这些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改开“核心理念——利益挂帅，实则源自于约翰洛克的“自私是人的本性”理念发展而成的西方自由主义理论。该理论认为只有关乎个人切身财产利益，才能充分激发人的生产积极性。于是一部分长期推动”改革开放“的经济学家奔走游说，拆解国资委、彻底私有化、开放所有市场，扔不足以解决产权不明带来的各种问题。必须将政治体制改革为西方票选制，实行人人为己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才能最终被理顺。由此可见政治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躲不开的问题，不存在去意识形态化的经济制度。中共虽然暂时必须过度借用西方市场化管理制度，但始终清醒地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因此中央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宗旨，国企改革在私有化门前刹住脚步。中共界定当下中国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中的”社会主义“经过上述国企改革后，与国家资本主义已然十分接近了。

  市场化改革与国企改革一段时间后，很多地方政府开始有倾向性地保护地方国企，包括中小型集体所有制企业，因为地方政府在资金拆借、基础建设、公共服务、解决就业等方面往往有求于地方企业，也往往是地方国企会从政治出发伸出援手。地方民营私企对此抱怨颇多，指责政府制造不公平市场竞争环境。同时地方国企也有声音，抱怨政府干预过多，无法放手商业化运营。似乎中国市场又重新染上计划经济”政企不分“的旧病了。这一问题的性质在53年”新税制“风波中已经明确了，但同一问题在新时代不能用老办法解决，也不能不解决。私企以个体或组织自身利益为核心导向，同时存在资本主义剥削，但其生产经营活动客观上提升了生产力，满足了市场需求，其正面性是不可抹杀的。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国有资产属于全体国民，因此国资运营逻辑不能照搬资本主义的”唯增值论“。社会主义生产要服务于社会发展与人民需求，国有资产运营要抓住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一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积极探索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当先进的社会制度真正兑现为先进生产力，正如53至56年中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一样，中国将从私有资本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混合制度过渡向新时代的社会主义。

有能调控，有为而治

  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技术官僚政府始终注重增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政府界定宏观调控范畴为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不盲从西方经验与西方学说。经过多年实践，政府的宏观调控非但没有被市场边缘化，反而占据至关重要的位置，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发展与市场化建设的引擎。一方面中国的技术官僚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政府不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引导纠偏中国市场化发展，那么按照经济的自然发展规律，中国一定会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陷入发展陷阱，产业被西方资本控制，国家沦为经济殖民地。另一方面从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二代领导人开始，中国的技术官僚群体虽没有一代革命官僚群体的功勋与威望，但却有着全世界各国政府都无可比拟的逻辑思维能力与理工科专业知识，因此可以实现前人无法做到的事情，制定出精准、细致、周密、复杂的系统化一揽子政策，并能按部就班一级一级执行下去。中国政府规避将其称为“计划经济”，但愿意承认这是能够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部分。西方政经界或认为这是效法“凯恩斯主义”，或称其是“非市场政策制造不公平竞争”，都影响不到中国政府独立做出决策。

  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国政府自查后惊讶发现，中国经济负债情况较东南亚国家更为严重，三角债危如累卵，全凭建国以来的产业积累与制度优势才没有发生经济崩溃或政治动荡。政府紧急用金融手段提振经济，处理工农中建四大银行不良资产，“债转股”保护产业，同时全力支持香港金融战。危机时刻中国显露出深厚实力，汇率始终保持坚挺，对东南亚国家也起到了支持帮助作用。98年朱镕基总理抬棺上岗，打击走私。维护国内市场秩序，保护本国产业发展只是此次严打走私的表面功绩，深层意义是为官僚资产阶级划清红线，允许他们做民族资产阶级，不许做买办资产阶级。08年全球次贷危机，中国投下4万亿救市，扩大基建规模，深挖中西部与乡村市场，化解了东南沿海出口产业萎缩危机。

  中国在这一时期做了具有战略预见性的大手笔的基建投入。94年三峡大坝开工，03年蓄水发电。2000年国家推出西部大开发战略，规划西部十大工程，涉及交通、能源、生态、农业、教育民生等多个方面。打通全国能源通道，建设西气东输、西煤东运、西电东送工程。修筑青藏铁路。当中央政府带领中国大踏步基建先行的时候，不少人批评“劳民伤财”，质疑“好大喜功不算经济账”。商业化改革后，商业银行对政府政策性融资颇有抱怨，某商业银行总行长冷语道：“银行姓银，不姓金”。这些人只能站在资本家、企业主的高度思考问题，只习惯于资本主义官僚和政客的思维模式思考问题，无法像中国政府一样站在国家长远发展的角度思考问题。与大基建相配套的是宏大的产业政策。中国政府已经推演了中国未来的产业发展情况，针对物流、能源、市场等未来发展瓶颈早做布局。而产业发展离不开政府产业政策的推动与把控。2010年中国gdp成为世界第二，工业gdp攀至世界第一。

  房地产经济在地方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80年代开放房地产市场是为了解决市民家庭人口增多，居住紧张，企业分房老旧的问题。起初房地产市场化单纯以满足市民居住需求为目的，房价也比较平稳。之后地方政府发现政府收购地皮，整修土地之后可以高价卖给地产商。彼时中国严重资本短缺，分税制后地方政府可发挥的空间更小。因此地方政府纷纷以房地产经济起步，融资后扶持产业发展，改善居住环境。改善居住环境主要是为了吸引外资，留住人才。“改开”后，尤其是90年代初，中国高级知识分子人才流失极为严重。本土产业为了迎合国际市场，又主要向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方向发展。于是98年政府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保税区，以政策、资金扶持，和向西方发达国家看齐的城市便宜生活环境，来把高端制造业和研发设计产业吸引到中国，让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在本土有用武之地。这些高端产业大多由外资掌控，收益大部分归于外企与其所属国家，而外资也乐于将研发部门放在成本更低的中国。中国既提供场地又输送人才，付出与收获不成正比，但愿意配合西方资本“脱实向虚”。因为中国政府坚信世界是物质构成的，而非金融数字。只要高端产业能在地化发展，本土化只是时间与决心问题。

高瞻远瞩，预备转型

  尽管中国经济发展迅猛，但中国产业普遍“大而不强”。95年中央提出中国未来发展方向是从粗放型经济转向集约型经济。97年中国制定九七三计划，以举国体制重点攻关一些国家战略需求中的重大科学问题。国家牵头的高科技产业也开始产出成果。05年神州六号载人航天飞行成功，08年中国自主知识产权高速铁路通车。政府充分运动宏观调控手段，引导中国本土产业提高科技含量、提升自研能力，激励本国企业由产业下游的组装加工向上游的设计研发迈进。03年政府提出“可持续发展观”，目标建立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产业。政府以政策性环保要求和金融定向补贴来刺激企业投入环保研发，以环保带动产业进步，改善环境也为了持续留住人才。00年中国便开始研究布局国内资本壮大以后的走出国门战略。经过90年代初至10年近二十年发展，中国经济规模庞大，但新的结构性问题也浮现出来。除了“大而不强”、环境压力巨大的问题，还有金融无序发展，虚拟经济挤压实体产业发展空间，民生问题导致社会运行成本高涨。10年十二五计划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制定中长期科技发展纲要，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七个战略新兴产业。市场化实践中政府发现全民医疗、基础教育等公共服务交由市场运作会增大社会负担，严重拖累生产，还会形成与民争利、与国家争利的利益集团。政府包揽公共服务虽然使政府承受沉重负担，但对全社会生产力提升有着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政府开始关注民生，加大力度保障基础医疗教育，持续投入基础性科研。美国大学由资本注资和学生高昂学费支撑办学研究，而中国大学由政府负担大学开支，学费低廉，还有完备的扶贫助学项目。中国政府通过承担高等教育开销，希望做到不埋没一个青年人才，同时将科技这个第一生产力掌控在人民政府手里。

成绩伟大，罪孽深重

  经过这二十年发展，中国国力飞速壮大，国际地位大大提升。国有资本实力越来越雄厚，私有资本从发展中获益，诞生一批福布斯富翁，同时西方资本也从中国赚的盆满钵满。国际市场关键渠道被西方资本把控，中国融入国际市场后，赚取外汇只能购买低息美债，美国用这些钱再投资中国产业，获取高息收益，可形象地比喻为“一头牛扒两层皮”。中国提供的过剩产品稳定了美国物价，使得美国在全球持续进行局部战争，金融业肆意膨胀，美国国内却没有因此产生明显的通货膨胀。看起来是国家、民营资本、西方资本三赢的美妙局面，难道所有好处是凭空产生的，没有什么代价吗？当然不是。中国发展的代价是人民，是国家发展潜力，是体制的纯洁性与稳定性。“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正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原始积累之后的野蛮发展阶段，时代枭雄如过江之鲫层出不穷，伟业之下白骨累累不忍目睹。

  工人大下岗时期，一些人认为劳动力市场化竞争上岗有利生产，企业开除员工天经地义，下岗工人缺乏竞争力，不劳动吃救济是自己的问题。他们为什么会完全无视这些工人的贡献，完全无视工人对自己所创造价值的应得权益，只因为他们已经完全抛弃了社会主义思维习惯，完全接受了资本主义价值规范。他们认同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认同剥削有功，认为剩余价值从来都不应属于工人阶级。虽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工人阶级无法对国家进行有效的制度化管理，还只属于抽象的”人民“中的一员。但中共并未变质，国家并未变天，无数同杨成武将军一样心系百姓的共产党人积极救助下岗工人，组织培训，安排灵活就业。与此同时还有不少官僚败类侵吞下岗安置费，从几万、几千万到上亿不等，其中还有民族叛徒潜逃海外。就是这样，在多方衡量与博弈后，人民的权益总是被优先剥夺。房地产经济从“为住而建”变成“为融资而建”，居民的住房建设基金和下岗工人的股份一样被无声无息吞掉挪用了。地方政府本应是为了生产而融资，但想到“生产为的是gdp，升迁只看gdp”，于是免除了生产环节，卖地、建房，再卖地、再建房。官僚升迁了，地产商肥了，留下海量地方债，如何偿还？最后当然是百姓不分黑白地搞生产，还房贷来还。从有地的小资产阶级变为无产阶级的失地农民又去往何处？新中国前三十年养育的高素质、健康、有觉悟的劳动阶级，“改开”后市场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农民工年年被欠薪，黑煤矿黑砖窑遍地。资本家宁可供养“保护伞”和黑社会压制工人，也不愿意提高工人待遇。60、70年代农民工是被蒙骗的一群人。他们被高薪吸引，希望埋头苦干十年、十五年后回乡建房置业。但资本家手里有统计数据，心里最清楚工人干到几个月会遭遇工伤，干到几年工作环境导致的慢性病会恶化，工人便“失去利用价值”。这一代农民工赚得的远抵不上治病和失去工作能力的损失。80、90年代农民工是被困死的一群人。他们比父母更有知识，更了解资本主义的虚伪与残酷，但他们没有逃脱的办法。政府为了工业发展，便于征地，规定农村新增人口永不分地。年轻的农民工回不了乡，留不下城，只能在流水线上被压榨致死。富士康当年到底几连跳？二十跳以后没人再敢统计了，而富士康在当时已经是基层工资待遇最好的一批生产企业了。

  国家的发展潜力损失是多维度的。首先是环境。“先污染、后治理”纯属事后总结，中国有兼顾发展与环保的工业化理论和实践，而西方更成熟的环保经验是“以邻为壑”。“先污染”一定有机会靠“后治理”挽回吗？国内企业主靠破坏环境赚得财富，丢下一句“空气太差”就携款移民西方了。地方政府一届又一届，地方债越累越高，不知道这枚炸弹会在哪一代手里爆炸。到了10年代初，中国虽然没有“脱实”，但“向虚”倾向严重。房地产制造金融泡沫，互联网制造金融泡沫，连共享单车都靠金融赚钱。这些资本家不知道泡沫会爆炸，实体才是坚实的资本吗？当然知道。但是金融游戏中就是金融依靠收益率剪刀差欺压实体产业，金融投机商“大鱼吃小鱼”，谁能把市值吹上去谁就能占领更多资本市场。因此金融投机商不害怕金融危机，反而欢迎它发生在合适的时刻。泡沫破裂后，他们可以低成本运行，却刚好可以大肆收购因金融危机而资金链紧张的实体产业。因此泡沫吹越大，反而越安全。问题是美国金融泡沫破裂，国家有美军撑腰，他可以把债务推给中国、推给欧盟、日本。中国金融泡沫破裂，中国开销高昂的，同时是自我防卫的军队如何供养？我们的债务推给谁合适？

  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体现在哪？“改开”后中共政府从不争论慢慢变为不讨论。想让社会不讨论这个问题，就必须引导大家多多关注个人发展，多实践“勤劳致富”，营造出“一切向钱看”的“热火朝天”的社会氛围也是有利的。生产资料属于国家、属于市场、属于民营企业家，就是不属于工人阶级。至于工人阶级，自己也被“劳动力市场化”了。07年，侵害劳动者权益的问题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时候了。政府就新劳动合同法与民营资本和外国资本展开激烈博弈，最终向资本作出多项妥协后法律才得以出台。法律出台后资本又通过成立所谓“劳务派遣公司”规避制约，继续侵犯工人合法权益。某民营企业老总说，新劳动合同法与中国发展水平不匹配，打击企业生产积极性。这就触及到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最不可言说的根本原因了，那就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府借资本之手榨取无产阶级剩余价值，虽然是为了国家长远发展。政府用西方企业“非人化”管理模式逼迫工人加班加点一刻不敢松懈，用房价与生存尊严鞭笞中产阶级燃烧生命创造价值，用贫富分化与阶级压迫恐吓学生极致利己拼命竞争。社会主义的“大锅饭”应当打破，但也不至于用资本主义的“狗食盆”来代搪塞无产阶级。这种发展方式长远来说真的对国家有利吗？那位老总的经理已经明确强调，其企业定位是国际企业，而不是中国企业。民营资本在海外买地产、买股票、买球队、捐常春藤，都是在资本外逃。百姓感慨民营资本家竟然不爱国。资本家投靠资本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秩序的金字塔尖攀爬，有什么奇怪的呢？“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官僚阶级已经不会去思辨这个问题了，而无产阶级心里早已有了答案，更是要付诸行动宣泄不满。这一时期中国的“维稳”经费已经与军费等量齐观了。

12-25

公私两资，双龙腾飞

  十八大换届以后，中央政府对经济发展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治与改革，过去的一些好的理念、好的政策终于落到实处、开花结果。中国经济的发展逻辑理顺了，路线规划明确了，中国的公有资本与私有资本也就可以突破种种迷障与桎梏，逐渐掌控经济主导权，向着“大而强”持续迈进。

1、以实体经济为根基，防范脱实向虚。新政府再次强调实业是立国之本，采取各种措施为过热的资本市场降温。政府加强了对民间融资贷款的监管，校园贷、黑网贷被取缔，一些企图绕开国家管控的金融机构如蚂蚁金服被关停处罚。政府为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要求企业与地方政府结构性去杠杆。中央还提出“房住不炒”理念，为疯狂的房地产金融时代画上了句号。政府对实体产业采取政策性倾斜，尤其是对研发创新给予大额补助。脱实向虚是资本牟利的自然发展方向，因此中共政府与之对抗必然是长期的反复的。金融资本只要发现一丝一毫的机会便会以推高国家金融风险为代价为自己牟取暴利。14年中央为使虚高的房地产经济平缓落地，以颇高的资金为代价推出一系列利好房地产资本的缓冲政策。没想到各大房地产资本不为国家和产业的长远发展考虑，不作转型过渡而是再次炒热市场，“涨价去库存”，使问题得到解决的时间大大延后，风险大大提高，恒大爆雷这样的“硬着陆”在市场局部爆发。政府既要利用金融活跃经济，又要时刻防范金融欺压实体产业。金融无序扩张得到限制以后，中国的实体经济重新焕发生机，“所有行业搞金融”的市场不良风气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

2、产业升级。中国经济整体上“大而不强”，低端产业生产过剩，高端技术受西方控制。甘于现状，中国势必沦为西方资本的经济殖民地。因此中共中央提出产业升级战略，多个领域的多项政策都或明或暗地被包含于这一战略之中。15年政府推动供给侧改革，淘汰落后与过剩产能，强迫高污染、高排放、低技术含量国有企业或升级技术，提高市场竞争力与环保标准，或接受关停并转。中国作为15年巴黎协定缔约国，结合国情以环保推动产业升级，缩减对外能源依赖。政府建立碳交易市场，促进企业节能减排，创造性地将环保责任转化为产业革新的动力。中央始终坚持核心科技，尤其是军工技术必须掌握在中国手中，持续不断地对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的技术向上攻关进行投资与补贴。中国产业升级威胁到西方资本技术垄断地位，终导致特朗普第一任期对中国展开贸易战，实行一部分技术封锁。贸易战彻底打破中国残存的“造不如买”思想，民营企业纷纷寻找国产替代备案，进一步刺激了本土高新技术市场的发展，使国内科技攻关从依靠国家补贴，向融入市场循环、获得市场反馈开始良性发展。中国在新兴产业的提前布局与持续投入获得回报，新能源产业“弯道超车”，23年中央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开辟了产业升级的思路。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无疑会对全人类科技发展产生贡献，但这丝毫不会削减西方资本对中国的恶意，因为它同样会威胁到西方技术垄断地位。因此科技封锁与反封锁的斗争仍将持续，国内企业当买办的自然倾向仍然存在，西方资本未来将有可能从封锁转为倾销，以在关键时刻打断中国科技突破进程。

3、国际布局。“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中国已然从资本极度稀缺，转为资本过剩，但这种账面上的资本过剩很难转化为有效生产要素，长久以来只能恶化通货膨胀与金融过热。因为“改革开放”的本质是融入西方资本构建的全球市场体系，“外资”才是真正可以流通的资本。而中国想要使用手中的外资，还需要得到西方资本的首肯。中资要出海，关键是政权要独立，海军要远航。政权独立，指的是中国贸易对象国家的主权要摆脱西方资本统治集团的控制，这些国家既包括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也包括欧盟国家、日韩等发达国家。中国与俄罗斯、伊朗等受西方资本统治集团制裁的主权独立国家结为战略伙伴关系，用一带一路经济大战略将越来越多的欧亚非大陆，甚至南美大陆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从旧有的西方资本全球经济殖民体系拉出来，囊括进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系。以“金砖五国”为基础的发展中国家大联盟愈发团结壮大，依托占全球绝对优势比重的资源与市场，以釜底抽薪的方式破解西方资本经济殖民体系。时至今日，虽然中资在海外的投资与建设颇具规模，但中国的全球布局仍刚刚起步。中国尚不具备军事影响辐射全球，保卫其试图构建的公平互惠经济体系的硬实力；也没有劝进他国摒弃买办思维，以各国人民普遍利益为宗旨行为思考，从而共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软实力。道阻且长，行而致远。

“改革开放”的中国秘笈

  中国官方与世界主流学界往往将中国腾飞归功于“改革开放”政策。但事实上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发展中国家比比皆是，如埃及、南非、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印度，中国在其中甚至只是个后来者。为何中国没有像南美国家一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没有像东南亚国家一样陷入西方资本债务陷阱，没有向日本韩国一样被“隐形天花板”封住科技进步上限？为何只有中国能长期稳定地保持经济发展，建设国防体系，提升国际地位？首先要归功于新中国前三十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积累，此刻已不必赘述。单论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独门秘诀在哪里。

  十八大以后，中共大力反腐，全面从严治党，以政治清朗带动经济纠偏，使国家长远利益压倒个人私利与买办化的自然倾向。中共中央坚守底线思维，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持续筑牢粮食、产业、能源、生态、国防“五大安全”。中央与地方政府学习德、日经验，以强有力的具有前瞻性的产业政策，推动企业冲击西方资本全球体系桎梏，持续高质量创新性发展。国企央企方面甚至可以用党内纪律与行政手段强力推行国家方针政策。“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对外开放方面走过一小段弯路，错以为引进产业就等于引进技术。然而西方资本统治集团的立身之本，便是对内技术革新，对外技术封锁。巴黎统筹委员会与瓦森纳协定就是为西方技术垄断服务的。实践证明关键核心技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中国在积极参与国际交流互惠的同时，时刻牢记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原则。天宫空间站、北斗导航、预警机等等国家重器，都是在中外平等合作的希望破裂后，中国奋发图强自主研发自定标准的伟大成果。

  “改革开放”提过“开放”再分析“改革”。市场化改革激发了市场活力，促进了生产与创新积极性，利用市场优胜劣汰机制使优质生产力脱颖而出，这些都是推行市场化改革的国家所共有的。而中国特有的，是中共建立、维护、不断革新的社会主义体系，为市场茁壮发展提供了肥沃土壤。中共完成全国人民脱贫攻坚的伟业，持续推进医疗教育养老全覆盖。高等教育高昂的开销几乎全部由政府负担，学费之低廉相较西方国家天壤之别，更有覆盖所有贫困生的低息助学贷款。社会主义体制为市场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低廉的生活成本，充足的人才供应。中共政府还充分发挥其政策性大规模统筹调度的优势，为市场提供必要的生产要素。具体来讲，就是为了海量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能够顺畅健康地发展，先期大规模铺设基础设施，鼓励国家科研成果转为民用，允许企业借用公有资本以便发展和创新。以中国互联网企业崛起为例。西气东输、西电东送之后又有东数西算，光伏、风电、超算等国家科技为民企发展护航助力，对民企放宽数据资产使用与公共业务权限促进了企业创新。这其中的种种矛盾，先期必要的长战线高投入，产业发展与公民权益（尤其是私有资本使用公民信息这一敏感问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体制下，十分保守地讲，有了得以理顺与解决的途径。而这些问题在西方票选制下几乎无法解决，其前景必然是资本集团为了强行发展生产力，将民众权益彻底碾碎。

  由上可见，中共所称的“中国制度优势”是有道理有根据的。中国的政治制度保障了国家战略与政策方针的稳定性，中国共产党全面深入中国社会又保证了中央政策得到贯彻落实。国家富强是所有国家政府的理想与使命。但西方政治与经济学术体系只有利益驱动与权力制衡这两个工具。发展中国家将这两个工具摆弄出何种花样，譬如阿根廷的经济学家获得过多次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始终无法逃离宇宙黑洞一般的西方资本统治集团构建的全球剥削体系。而中国共产党人可以不计个人得失，将党与人民的使命进行到底。“坚持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关键和根本。”这是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最真实、最宝贵、最精华的经验总结，值得全世界人民深入了解体会。

“第一生产力”掌握在谁的手里

  社会主义国家的理想状态，与中共政府的努力方向，自然是将科技这一“第一生产力”牢牢掌握在人民手中。以毛主义的标准，更是要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人民政府掌握着空间站、光伏、高压输电，未来可能有可控核聚变等等支撑起民用科技的基础关键科技，人民政府还控制着大学这一科技人才输出端，和科研院所这一科技成果生产端。与此同时，资产阶级也“不甘寂寞”，试图将生产力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国最有竞争力的民营企业都建立了自己的研发机构。他们开发出技术以后，再通知大学相关领域教授，进行“联名合作”，给政府一种仍旧掌控科技研发的假象。私有资本如福耀集团也开始自建大学，跳过政府掌管的公立大学，直接培育服务于企业的人力资源池。即使在公立大学中，私有资本的影响力也深入其中，依靠资金扶持影响着各个学科的建立与发展，其中以法律、经济、传媒、文学、美术设计等人文社科领域最为突出。

  当今科技人才培养三分在大学，七分在企业。可以佐证这一点的是，当今的“归国人才”已经不再是学成归国的青年，而是在西方顶尖企业打拼多年的中高层研发兼管理人员。资本主义的教育体系把科技人才培养成资本的奴仆、冷酷的工贼，是资产阶级精心设计的。大学学科将生产流程细分成多个专业，设计计算机软件的不懂计算机硬件如何运转，生产环节的串联整合被企业掌控。如此安排加大了无产阶级依靠知识创业的难度，使之只能依附于大资本才能发挥才智。同时在人文领域长期搭建筑牢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社科理论，鼓励人人为己，使学有所成的无产阶级自愿成为工贵、工贼。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生产力的争夺，最终还是对人才的争夺，根本上是对人心的争夺。无产阶级要统一思想，进而学习资产阶级的行为逻辑，反其道行之，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构建社会主义教育体系。

  中国科技发展已取得显著成就，创新能力稳步提升，人才储备日益雄厚。但总体而言，现状仍是“西强东弱”，且中国在三大科研方向——有市场应用科学、无市场应用科学、基础科学，仍需要做出革命性突破。

1、有市场应用科学。在这方面发展比较好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是“改革开放”前中国便已经作出成就，有一定技术积累的行业，比如玻璃制造、稀土提炼。其次是“技术填补市场”模式。西方为了限制中国建设速度，对中国实行盾构机限购与限用，却把中国庞大的需求市场让予国内团队。在“863计划”之下，中国科研团队攻克五大盾构机核心技术，08年中国第一台自主知识产权盾构机“中国中铁1号”顺利下线并应用。再者是“市场换技术”模式。高铁技术引进既有天时地利人和，也是一次精彩的国际对赌博弈，赌的是中国后续有没有自主升级改造高铁系统的能力。近年最值得关注的是c919国产客机的诞生与发展。中国有了运10的研发基础之后，成功承接空客与波音的产业转移。中国在客机零部件制造的过程中摸索研究，逐步掌握客机制造非核心技术。中国又将为外企提供零部件的生产利润投入到核心技术研发，如客机发动机的技术攻关。如果等到中国掌握所有环节技术再推出整机，时间太久，对国家，尤其是对供养国家研发的工人阶级的负担太大了。整合中外技术与制造业推出产品，让产品在市场中生存、考察、改进、国产化，是c919闯出的新道路。未来c919仍面临严峻考验，在产品从不成熟走向成熟，从落后走向先进的过程中，中国如何面对暂时的失败，如何在各种突发危机中保护市场份额，坚持自主研发，需要中国上下提前准备。

2、无市场应用科学。25年中央决定以超常规措施，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所谓“无市场”并非中国没有相关需求，而是所有市场份额已经被西方先进产品占领。这些核心科技领域之中，中国长期落后，长期受制于人，以无市场——无研发的恶性循环追赶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研发的良性循环，投入了大量国家资产却迟迟见不到回报。“十五五”计划中央决心加大投入力度，在这六大领域取得决定性突破。建国后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农村的公社化运动，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本土工业发展提供市场。如果“十五五”期间不能为国产的芯片、机床、试验仪器等产品开辟出一片实用性的市场，中国的科研团队将长期脱离应用，疲于追赶，永远落于西方之后。先进材料的技术领先归功于资本主义先发国家长期的实验积累，中国可以探索社会主义的新型研发体系，发展杂交水稻研发与人民相结合的经验，实现“弯道超车”。生物医药方面，由于中国的人权保护有着严格标准，世纪内恐怕没有赶超美国可能。如何在不做人体实验的情况下发展医药？首先确立社会主义的“大健康”理念，医学是治病，更高级的医学是不病。资本主义医学的终极目的是大资产阶级永生，社会主义医学追求的是全民身体素质、社会活力、人民幸福感的整体提升。中国可以挖掘传统中医、藏医这一宝库，针对职业病展开防治研究，建立顺应身体运转规律，有益心理健康的工作与社会环境。

3、基础科学。“改革开放”前，尤其是文革时期，中国应现实需要专攻应用科学，疏于基础科学研究。而基础科学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科技能否持续发展，还因其对人类发展的贡献，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国际地位。中国作为一个日益强大的国家，同时作为社会主义大国，必须大力发展基础科学体系。“改革开放”后中国着手建立基础科学体系，学科的考核标准直接借用西方学术体系，直至今日仍是如此。中国学界仍看重国内学者是否接受过西方学术名流的培养与推荐，仍以西方学术期刊登文为考核标准，视西方科学奖项为神明。打破西方学术垄断不等于闭关锁国，“开放”永远是科技领先的必要条件。中国要打破的是西方学界对那些科学的，与资产阶级利益相悖的学术成果的封锁，打破学阀阶级对青年才俊发挥潜能的封锁。中国可以以新理念、新技术普及基础科学，多吸纳国内不发达地区、发展中国家人民、发达国家无产阶级进入中国学术体系，建立一套保障到位、更为纯粹、更有活力、更利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基础科学体系。

矛盾，深化改革，斗争

  “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城乡结合、计划经济的“内循环”模式。“改革开放”的本质是改变了国家进行资本积累的方式。国家工业化，研发科技与工业基础建设离不开资本积累，“改开”后市场化、制造业、国际贸易为中国资本积累大大提速，使中国与西方先进水平的差距大为缩短。至“十四五”末，这种资本积累模式已显疲态，发展速度难以维持，矛盾与弊端不断积累扩大。

1、市场化“甜蜜期”已过。这个“甜蜜期”是指国家通过市场竞争机制，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发展，民企创造力被大大激发，带动国家整体科技与经济提升。市场化发展的尾声就是垄断，既市场机制的崩坏，而中国市场已显现此种苗头。很多互联网、房地产、制造业巨头已经是“大而不能倒”，他们能够利用自身的体量与实力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很多民族资本家乘时代之风而起，其能力却远远落后于当今时代的要求。很多民营企业到了“传宗接代”的时候了，资本家“二世”们往往能力不济难堪大任。市场化的另一个自然属性便是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贫富差距拉大又导致生产过剩，从而引发通货紧缩与经济萧条。而在市场经济之下，国家积蓄资本依赖于市场流通，经济萧条意味着国家发展速度降缓。而且贫富差距拉大与对无产阶级剩余价值的长期剥削，势必会造成制度成本累计，意即”民怨沸腾“。

2、制造业性质“异化”积重难返。中国坚持以制造业立国的理念，是国家强盛的根基。不过”改开“后中国的制造业从“为人民需要而制造“，向”为国家资本积累而制造“偏航。曾经中国人想用用不到什么东西，是因为中国不会造。如今中国制造业大发达，百姓却想买买不起。制造业是中国积蓄资本的主要渠道。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出现生产过剩，不是百姓生活需求推高的，而是国有资本与私有资本的资本积累冲动推高的。当然，就个体而言，我们可以将一名底层工人的生活困窘归罪于其个人生产力过于低下，即使把他被剥削的剩余价值还给他也无济于事。那么社会主义政府是否也应该考虑如何提升普通工人的生产力，缩小脑体差距，还是只需要专注于提升国家整体实力便万事大吉？工人阶级生产力低下导致市场规模难以壮大，而市场是制造业的命脉，制造业又是中国的命脉，那么提升国家实力能跳过工人运动吗？

3、国际贸易已被捆绑。“改革开放”后中国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对出口产业长期实行金融补贴，提供软硬件的各种便利，不少商品外贸价格还要低于国内价格。外贸相比内部市场有三大好处，首先是获取外资引进先进技术，之后是购买世界能源与原材料，还有通过国际市场化解市场经济发展的生产过剩与贫富差距拉大的周期性问题。长期以来中国资本积累过度依赖对外贸易，而这种“外循环”积累模式也步入尾声。西方发达国家对核心技术严防死守，外资再难买到，中国留学生也很快会被西方禁入。中国开采全球原材料，包揽世界制造，客观上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造成影响，对中国的外交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治理战略不利。外贸的红利已然见底，中国回归内部市场，又不得不面对国内市场生产过剩与贫富差距问题。

  除以上三方面结构性矛盾以外，中国还面临现实的债务危机。经济发展遵循自然波动规律，89年经济“硬着陆”以后，中国屡次用扩大投资扩大基建来化解债务危机。中国表面上实现了“软着陆”，实质上推后了债务期，还因为扩大的投资与基建垒高了债务。多年来地方经济全靠房地产拉动，房地产债务危机也果不其然最先到来。另一大危机是人口负增长。主流学者称观察全球各国案例，人均生活水平提高必然导致新生人口下降。可是全球发达地区都是资本主义制度，这种“客观现象”到底是人类社会的自然规律，还是资本主义的独有病症？为何生活水平最高的人群，全球的资本家普遍儿女绕膝，私生子无数？即使是自然规律，人口负增长也会对经济造成持续性打击。这里并非判定政府过去犯有严重政策错误，而是试图说明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政府与人民认识到这种规律，更便于找到公平地、高效地化解危机、渡过难关的办法。“十五五”指明中国经济面临的矛盾有：“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有效需求不足，国内大循环存在卡点堵点；新旧动能转换任务艰巨；农业农村现代化相对滞后；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压力较大，民生保障存在短板弱项；人口结构变化给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等提出新课题；重点领域还有风险隐患”。所有这些问题与中央的初步解决方案都指向一个课题——重建“内循环”。

  新的“内循环”分两大板块。政府对外着力宣传的是市场经济板块。中国将重新激活国内市场经济机制，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政府建立国内大市场，需要打通的堵点有地方保护主义、国企私企区别对待、政绩竞争背景下的行政干预、“内卷式”竞争等。全国统一大市场虽然是经济改革，但改革需要中央与地方重新理顺事权、税务、官员遴选考核等等政务系统，因此也是一场不小的政治改革。重新激活市场机制绝不是建立统一大市场，使市场要素顺畅流通便万事大吉，而是需要对日趋僵化的市场环境进行重新洗牌。不少省份市区捷足先登，率先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大力资助“独角兽”科技企业，大力投资青年才俊。一些靠地方保护的落后企业，一些故步自封安于现状的低端制造业要被淘汰。一些用资本实力欺压中小企业、压榨供应商、实行市场垄断的行业龙头要遭受法律与行政的管制。资本外逃的、做买办的、以某种政治背景寄生于国家的资本家将无处遁形。国企要与私企同台竞争，国企生产力低下的问题必须在市场化的生死竞争中得到根本性解决。

  如何解决国企改革这一老大难问题？这涉及到新“内循环”的另一大板块——计划经济板块。中国正在构建新计划经济，其与苏联计划经济，或是毛时代计划经济不可同日而语。新计划经济由新时代社会主义理论搭建，新时代革命性技术支持。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使得新计划经济在生产力上有了超过市场经济的趋势。曾经中国自称计划经济体制，见过福特一家企业的统筹水平后自觉望尘莫及。而今随着新一轮技术革命的迫近，中国已看到了高效统筹全国部分经济领域的可能。国企如何改，生产里能超越私企？一是融入计划经济体系，依靠大系统赋能。二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依靠体制优势提高生产力。国企与私有企业比物质刺激，比剥削工人，比唯利是图，肯定是比不过的。只有回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路线上来，才有可能获得生机。“内循环”的关键是市场，市场的构成是人民。靠政策性“均贫富”扩大市场规模不是长久之计，甚至可能是饮鸩止渴。想办法提升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生产力才是建立健康市场的根本。

  不难看出，建立健康市场最终要依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我们暂且多一步妄想，国企改革后生产力超越私企将会怎样？一种可能是中国类似于五十年代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实现社会过渡。另一种可能是，既然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先进的，私企为何不主动自我改造？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华为、胖东来等民营企业已经开始部分地探索应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以提升企业竞争了。当然，针对上述所有问题，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都已经给出了他们的应对之法，譬如引进移民、推销“奶头乐”、政治分化民众、加大对外掠夺等等。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如果中共在已经触及制度根本的问题上再”西学中用“的话，中国也就没有被作为人类新社会制度做特殊研究的价值了。“改革开放”是一个绝妙的提法。“改革”没有一蹴而就，而是随发展永远在路上。“开放”是永恒的，是迈进与守住先进水平的必要条件，也是革命的必然方向。中国未来要构建的不是封闭式的“内循环”，而是“双循环”。中国国土虽广，资源并非一应俱全，因此无法封闭国门独立发展。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如果中国构建“双循环”进程顺利，势必会呈现这样一种局面——内外循环有机结合，经济政治相互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