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与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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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革命

  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旧社会。清政府从最初的抵御外敌政策，逐步转变为联合外敌、镇压国民的买办政策。驱逐外寇，推翻反动清王朝的国民革命运动促使清政府垮台，军阀割据势力粉墨登场。各大军阀无论是否推行复辟，都始终贯彻两点政策——独裁统治与勾结列强。军阀混战愈烈，帝国势力的介入愈深，因此国家在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社会的泥潭越陷越深。以孙中山为领导的国民革命力量在民心与意志的加持下不断壮大，呈摧枯拉朽之势一路北上，即将统一中国。此时国民革命势力内部产生思想分歧，大体分为两派——扶助工农、限制资本的亲社会主义派与保留地主、扶持资本的亲资本主义派。抛开个人利益倾向性，两派对各自思想的坚持也可以认为是对救国图存实现路径的理念不同。孙中山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1927年亲资本主义派发动四一二政变，突然袭击亲社会主义派，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与信奉孙中山思想的国民党基层。以蒋介石为首的亲资本主义派篡权国民革命政府，与帝国主义势力暗通款曲内外勾结，欺压民族资本，镇压工农运动，成为继清政府、北洋军阀政府之后新的买办政府，彻底走向反革命道路。

  中国共产党经历了议会斗争失败与城市革命失败后，转入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在广大乡村建立革命根据地。这些革命根据地大多处于生存环境恶劣、军阀势力交界处，且在全国呈离散式分布，由不同的中共组织建立。在所有根据地中，以江西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发展得最为迅速，进而建立了面积约8.4万平方公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共经过残酷的斗争与艰难的探索得出结论，社会主义革命能否成功取决于能否构建“党、人民、军队”牢固的“铁三角”体系。解放人民是革命的最终目的，因此党和军队的行动纲领要以人民利益为宗旨。党和军队在革命过程中必须要发动人民、依靠人民、回馈人民。“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反革命势力绝不会放弃以武力来维系自己的统治地位，武装斗争便成为革命成功的必要途径，强大的军队是保卫人民、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的必要组织。党是革命的先锋队，是民主集中制的领导核心，因此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指挥权至关重要。“党指挥枪”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必要因素，即使是美国也是“资本主义的党”指挥“资本主义的枪”，坚决保卫“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可以说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是做不到“党指挥枪”的，中共也是经过长期的斗争、磨砺与建设才做到了党对军队的绝对指挥。中共建军初期部队混杂了起义的农民、军阀、土匪，思想与组织度起点并不高，土匪习气、军阀习气、小农习气严重影响了部队的纯洁性与战斗力。1927年毛泽东领导三湾改编，确立了中共政治建军的原则。这次军改通过支部建在连上、官兵一致将党的思想与指挥权牢牢植入军队，通过三大纪律（之后又丰富了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将军队与人民紧密结合。1929年古田会议再次强调了“军红军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这一政治建军理念，加强对党员和官兵的思想教育，确立民主集中制的核心地位。自此中共军队的建设方向明确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在正确的纲领指引下中共军队的战斗力迅速提升，根据地的建设也蒸蒸日上。

  中央苏区毫无疑问成为了反动政府的眼中钉，蒋系联合全国的军阀和海外的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央苏区进行“围剿”。四次反“围剿”成功后，江西根据地领导权被苏联派系抢占，照搬苏联革命经验，实行教条主义的斗争策略，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1934年10月被迫退出江西，进行长征。1935年10月部队到达陕北根据地，与反动政府展开新一轮斗争。这期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华北事变，不断蚕食中国领土。蒋政府与各地军阀不断与帝国主义媾和，镇压抗日游行，集中兵力全力“剿共”。1936年末资产阶级政府中的民族资产阶级势力不满买办卖国资产阶级势力的所作所为，发动西安事变，欲强迫蒋政府转移战线，抵御日寇。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出尔反尔，继续“剿共”，真正迫使蒋介石联共抗日的是其买办政府与日本帝国势力无法达成利益平衡，完成交易。蒋介石愿意出卖国家利益以确保自己在国内的统治地位，而日本希望直接占领并统治中国，只允许蒋成为仆从傀儡。1937年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开始全面侵华。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随后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与盟友组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顽强抵抗强力打击日本军国主义势力。

抗日

  中国抗日不同势力的阶级属性也决定了他们不同的抗日行为。国民党一众派系抗日的主要目的是维系本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找到一个合适的帝国主义势力投靠过去，因而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国民党看到投靠美国这一更优选项，才正式宣布对日作战。国民党依靠资产阶级出身的青年精英能够编成少量空军与地面机械部队，但无法发动群众联合抗日。解放人民从来不是国民党抗日时的考虑因素，因而国民党可以肆无忌惮地抓壮丁、喝兵血，为了所谓“国际观瞻”虚耗军民性命，毫不犹豫地掘开黄河口，毫无廉耻地允许美空军轰炸武汉。国民党部队所到之处，对乡民的摧残和掠夺有时比日军更甚。因而国军死板地据守工事，和日军打阵地战不是因其军事上无能，而是其政治上的失败导致其军事上仅剩此唯一选择。平型关战役后中共调整了抗日斗争策略，以团结和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为斗争基础，和日寇展开持久战、游击战、破袭战。中共将能力最强的党员干部送往敌后，一个干部就能发动一片群众，建立一支游击队，建成一块根据地，培养一批新干部，可谓“撒豆成兵”，抗日力量源源不绝。日伪军聚则多点不能相顾，散则被中共部队剿灭。中共在根据地组织生产、参与生产，与敌人展开经济上的拉锯战。1941年日军拿出了对付游击战通行的办法——铁壁囚笼大扫荡，意大利镇压利比亚反殖民武装用此战术，日军镇压东北抗日联军亦用此法。反“扫荡”时期是中共与敌后人民抗日斗争最为艰难的时期，但局势没有超出《论持久战》的判断。日军侵略注定失败，日本越是投入兵力，越是在人民战争中陷得更深。中共在反法西斯抗日战争中起到的是中流砥柱的作用。虽然中共的工业实力与武器装备远不如日本，但中共的思想理念、政治制度，还有经中共改良后的民族文化要远先进于奉行军国主义的日本，故此中国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没有让一个工业国战胜一个农业国，而是作为一个文明国战胜了一个野蛮国。

解放

  二战胜利后中国再次面临”独立还是依附“这一重大选择。抗日时期买办政府仍不忌民族荣辱发动皖南事变，抗日胜利后革命与反革命战火重燃便是历史必然。抗日胜利后世界格局剧变，美国代替”八国联军“成为占据中国最主要的帝国主义势力，因此坚持国家独立自主的中共与买办集团、地主集团的军事斗争，也是清除美国经济殖民与不平等条约的斗争。趁美苏在欧洲对峙无暇他顾之机，中共用三年解放中国大部地区，建立新中国，将蒋家买办政府驱逐至东南一隅。中共克服了胜利前夕的安逸畏战思想，渡过长江统一大陆，既清除了盘踞中国的美帝国势力，也破除了苏联借助国共”划江而治“的局面来摆布中共政府的图谋。美国大力扶持蒋政府失败后，尝试收买中共为新的买办未果，遂与新中国断交敌对。中共顺应国际形势与国内政治，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在建国伊始便迅速打开了外交局面，和苏联等一众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稳定住了新中国的国际认可地位，大大增强了国家外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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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外交方针

  新中国初期的外交政策方针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另起炉灶”即否定旧政府与帝国主义势力建立的旧关系、签订的不平等协议，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否定蒋政府合法性，重新与他国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即把国内所有帝国主义残余势力清除干净，包括直接的殖民、驻军、特务机构和间接的买办政府、武装、企业，然后再考虑与相关国家的建交问题。“一边倒”即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共听取斯大林建议，于1949年10月1日尚未完全统一大陆时便宣布成立新中国，因此建国后“打扫屋子”的任务仍十分艰巨，战争强度较解放战争时期不遑多让。中共先后解放大西北、解放大西南，和平解放新疆、西藏，解放海南岛与沿海诸多海岛。统一大陆后又是多年艰苦的剿匪与复杂的镇压反革命斗争，为祸中国几千年的匪患被清扫一空，敌特在人民战争的大海中无处遁形。登陆金门遭遇惨重失败后，解放战争不得不放缓步伐，中共于1950年决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国家经济恢复与建设上来，宣布解放军大裁军，将退伍军人投入到工农业建设事业当中，直至1950年10月爆发抗美援朝战争。

朝鲜战争

  朝鲜半岛为何开战？二战后世界进入以美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与以苏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对抗的冷战阶段。在二战后美苏以其强大军事实力与政治影响力深度干预战败国与被解放国的政治体系重建。苏联的政策是坚决清算法西斯势力，扶持亲苏的社会主义政党上台。美国的策略是坚决打压各国的社会主义势力，扶持任何反共势力上台，即使他们是旧法西斯分子。美苏两国不顾朝鲜人民的尊严权益，以帝国主义的强盗思维将朝鲜半岛一分为二。北方由朝鲜劳动党执政，而南方政坛在美国操控下愈发偏离正道。抗日领袖金九遭遇暗杀，李承晚借美国之力当政，大肆镇压南朝鲜劳动党，美国则包庇启用大量日伪时期的朝鲜叛徒填补南朝鲜政府职务空缺。南北方政府的政治矛盾很快发展为军事矛盾，北朝鲜军队于1950年6月南下，反击南朝鲜军队的持续袭扰，清除朝鲜半岛的帝国主义势力，清算背叛朝鲜的法西斯帮凶。在军事优势与人民所向加持下，北朝鲜部队横扫半岛，即将统一全国。9月美军仁川登陆，介入朝鲜内战，北朝鲜遭遇两面夹击，溃败至鸭绿江边。

  中国为何出兵朝鲜？出兵朝鲜对新中国政府来说无疑是艰难的决定。该不该打，能不能打赢两个问题另中共和民族党派领导们难下判断，最终党中央力排众议，决定抗美援朝。

1、如若美国占据朝鲜半岛将严重威胁中国的工业发展，建国初期中国90%的工业集中在东北三省，而美国飞机已然飞过鸭绿江，把炸弹投到中国境内。因此在建国初期，保卫朝鲜独立就是保卫中国工业的独立发展。

2、美国将航母舰队横亘在台湾海峡，阻止中共解放台湾，事实上已然亲自介入中国内战。中共与美军在海上作战等于以卵击石，此时美国人给了机会让中共在陆地上对其施以惩戒，如果能成功打击美帝国主义霸道气焰，对日后中美外交，和台湾问题解决都有极大好处。

3、美国大力扶持蒋买办却颗粒无收，一定不会善罢甘休。资本主义国家走向帝国主义是历史必然走向，因此资本主义美国与独立自主的中国存在控制与反控制的核心矛盾。当时国内很多民主党派人士还看不清这一点，只反日寇不反美帝。抗美援朝可以有效打击美帝经济上掠夺中国的图谋，有效清除美帝文化上殖民中国的影响。这就是“一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

4、朝鲜局势同样威胁到了苏联的安全。苏联不敢与美国正面冲突，那么就必须支援中国志愿军，答应支援中国的工业化建设。获得成熟工业化经验对后发国家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将会使工业化发展事半功倍。正如美国收买和窃用欧洲技术，苏联初期引进美国生产线，都实现了工业化快速赶超。

5、虽然苏联援助态度反反复复，但看到中国志愿军取得优势后便加大了军事援助力度，极大程度上填补了志愿军的火力不足。苏联直接派遣空军入朝作战，虽然任务只局限于保卫近苏一侧补给线，但70%的空战战果由苏联空军创造。可以说苏联的火力与空军援助是抗美援朝胜利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以战前中共与苏共反复协商确认此项事宜后才入朝参战。

  抗美援朝胜利的影响与启示有哪些？中国人民不畏强暴，力挫世界第一强国“饮马鸭绿江”的图谋，其影响排第一位的是中国人民一洗百年耻辱，精神焕发，斗志昂扬。新中国人民对国家和民族，对党和共产主义理想的信心空前振奋。新中国的国际地位迅速提高，提振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士气。全世界大批有志人士看到了能够与资本主义相匹敌的文明力量，包括“联合国军”战俘在内的大批资本主义阵营人士开始了解、学习、接纳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苏联一方面出于自身国家利益考量，另一方面推动社会主义阵营发展壮大，先是对中国进行武器与军工方面的贷款援助，其后大批苏联专家入华支援新中国工业化，帮助制定并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在中国人民因抗美援朝胜利而无比骄傲之时，中共高层也因这一战事所展示出的中国根本性问题而焦躁。从中国的角度讲，抗美援朝是台湾问题的延续。美国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便彻底断绝了中共短时间内解放台湾的可能，朝鲜战场上志愿军因火力劣势、空军劣势、补给劣势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亦无法将美军赶出朝鲜半岛。用长远眼光来看历史则正义必胜，但短期内反动的力量可能超过正义的力量。新中国伸张正义、实现统一的主要阻碍是军队装备没有实现现代化，其根源是国家没有实现工业化和工业现代化。新中国秉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从苏联引进156项大型建设项目，项目上兼顾军工与经济，门类涵盖面广，偏重工业打基础的项目，在建设中学习摸索。项目定址兼顾东和西、南和北，利用国家战略纵深保护工业体系安全。1955年国家立项发展原子能事业，自此坚定不移地向着核大国迈进。

世界外交贡献

  1955年全世界发展中国家召开万隆会议，倡导各国和平共处。美苏两霸在全球争夺利益互不相让，又不愿意直接对抗，陷入世界大战，便在世界上大搞政变，扶植代理人，挑唆发展中国家打代理人战争。为了继续搞代理人战争，在挑唆对立中操控发展中国家，美苏两国积极阻挠万隆会议的顺利进行。出席会议的中方代表周恩来带来了新中国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印度等国家代表将万隆会议拉回正轨，使会议在“团结、友谊、合作”的精神中圆满结束。万隆会议树立了发展中国家的主体性，使发展中国家更加关注国家与民族的独立事业，更加注重本国利益，并尊重同为发展中国家的他国权益，更为排斥美苏霸权操控。虽然万隆会议没有彻底阻止美苏在发展中国家引发骚动与战乱，但是万隆会议的精神与各项协约使得无数发展中国家免于成为美苏争霸的代价，其拯救的全世界人民数量难以估量。1956年赫鲁晓夫发表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造成社会主义阵营政治动荡。中共出面支持赫鲁晓夫政府，帮助苏共平稳局面，随后为波兰波兹南事件与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事件精准定性并献言献策。东欧事变得到控制以后，中共多次派出使团游走苏、波、匈三国，调解缓和了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间的矛盾。中国向苏联推介的外交理念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之间同样适用。而苏联未来将为没有听从劝告，固守霸道外交而付出毁灭性的代价。

57-65

中苏论战

  帝国主义国家不会轻易放弃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奴役。中国抗法援越帮助越南独立。美国在朝鲜半岛吃亏之后不肯善罢甘休，转头来到越南培植新的亚洲代理人，挑起越南战争，残害越、柬、老三国人民，中国随即展开抗美援越。与抗美援朝不同，中国没有全面出兵作战，而是以教官、防空兵、工兵、物资、军火援助越南，使越南在抗美独立的斗争中成长，最终依靠自己的力量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在发展中国家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社会主义阵营集体抵抗帝国主义侵略之时，苏联的赫鲁晓夫政府却渐渐走向修正主义道路。赫政府借批判斯大林独裁统治来为官僚阶级扩张特权、追求享乐松绑，是以牺牲苏联人民福祉为代价维护党内一团和气。赫政府的经济改革也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其一系列违背社会主义生产规律的、想当然的经济刺激政策，没有改进斯大林主义经济政策的不足之处，反而把计划经济的弊端放大了。既得利益集团没有更受限而是更根深蒂固，经济没有更灵活而是更死板，农业没有增产而是在官僚主义作祟下发生饥荒，人民生活水平没有提高而是物价连年上涨。苏联政府为了缓解国内各个层级与日俱增的压力，自觉不自觉地选择利用苏联强大的军事实力与庞大的工业体系，从外部攫取利益的国家策略，对外输出过剩产能，一步步走向社会帝国主义。赫政府表面上是与资本主义阵营缓和关系，平息国际紧张局势，实质上是欲将苏联变成帝国，与美国分割世界利益。因此坚定追求并逐步实现独立自主工业化的中国便成为苏联建立霸权的最大阻碍，中苏交恶便是历史必然。

  赫鲁晓夫访美后欲强迫中国对美让步，单方面释放俘虏，遭中国政府拒绝。在长波电台与联合舰队事件中，中国点破苏联构想的所谓“联军”之中，中苏地位的不平等，批判了苏联的霸道外交。针对苏联滑向社会帝国主义，与美帝媾和的行为，中国号召社会主义国家备战，“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不要为了一时的安逸而放弃国家与人民的根本利益，另苏联大为光火。相当多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当时并未理解中国的战略意义，但大家或多或少都不满于苏联愈发霸道的外交行为。中苏之间的指摘从外交政策又转移到经济政策，苏联搞“赫鲁晓夫改革”要“超美”，中国搞“大跃进”要“赶英”，都认为对方的经济政策存在严重缺陷，双方展开十年论战。现在看来这些批评不少是有理有据的，然而两方都意气用事，反而走向极端。此时一众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抱持着对苏联霸道习气的反感，热烈支持中国的“大跃进”政策，助推了中国的经济冒进。

困难时期国防安全

  但实事求是而言，抛开自然灾害因素，“大跃进”失败的主因仍在中国自身。三年困难时期中国陷入极端被动的境地，粮食严重危机，工业化难以为继，帝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与蒋氏反革命势力蠢蠢欲动。58年美蒋积极筹备反攻大陆，新中国在东南沿海主动防御，展开金门炮战。60年美蒋又制定“国光计划”、“旭光计划”，妄图趁中国大陆经济虚弱之机登陆反攻，被东南军民于海上、滩涂、空中迎头痛击，狼狈而还。62年蒋政府召开新竹会议，又妄图反攻大陆。此时美国终于是知难而退，没有再支持蒋的计划，蒋无奈作罢。此后金门炮战持续不断，中共舰队多次在海上打击蒋舰队，保卫了沿海地区生产生活的安全。59年西藏叛乱，解放军与西藏爱国势力迅速平叛，分裂分子逃窜印度。62年面对印度借叛乱分子干涉中国主权，在边境不断挑衅蚕食中国领土，中国展开对印自卫反击战，有力打击了印度的极端民族主义。同年在苏联挑唆下新疆发生伊犁民众叛逃事件。64年美国制造北部湾事件，全面军事介入越南，中国派出32万防空与后勤部队和大量物资援助越南。

  困难时期苏联试图趁机染指中国主权，便撕毁与中国的援建协议，撤回苏联专家，催逼中国支付抗美援朝战争贷款。所有这些外交动作都是苏联对华军事行动，侵占中国主权的铺垫，如何应对是对中国的重大考验。中国一方面坚持援助发展中国家，拉拢中间地带国家，尽力获得国际支持认可。另一方面中国答应苏联无理要求，忍辱负重还清贷款。于是苏联没有了对华开战的口实，贸然侵略又会在国际上成为众矢之的。因此尽管国内经济困难到了极点，为了维护中国主权与人民利益，外交仍应该秉持“三斗一多”，而非“三和一少”。应当说赫鲁晓夫政府对待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还是有底线的，赫鲁晓夫回绝了美国肯尼迪政府遏制中国核力量发展，共同打击中国的提议。因赫鲁晓夫改革造成经济紊乱与群众抗议，苏共官僚阶级出于自身利益考量，决定换一个更有能力稳定局面，维系其统治的领导人。1964年苏联发生“宫廷政变”，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取而代之。勃列日涅夫政府腐败更甚，对美妥协依靠更多，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欺压更无所顾忌，苏联对中国也由论战升级为热战。苏联用其行为一遍遍地印证中国对其作出的修正主义诊断。64年中法建交，两个谋求独立自主的地区大国合力在美苏两霸笼罩世界的铁幕上撬开了一个缺口。

反分裂，整顿军队

  一五计划以后中共总结了一段时间以来学习借鉴苏联的成果和错误，决定从二五计划开始改出“全盘苏化”，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与政治理念的发展道路。在军队方面改革重点是反思建军全盘苏化，反对教条主义，探索属于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现代化建军方法。64年全军学习推广郭兴富教学法，发扬了中共军队部队民主与官兵平等的优良传统，官兵在平等交流、互帮互助中“比、学、赶、帮、超”，使部队战斗力大幅提升。建国后中共军队面临两大内生性问题，一个是当权后骄傲自满贪污腐化问题，一个是宗派主义山头主义问题。前一个问题在整风运动与“三反”运动中得到相当程度的纠正，然而55年军官授衔与提高待遇也只好看作是中共的理想信念对现实人性作出了些许妥协。后一个问题有其历史根源，则不那么好解决。中共的发展历程是在共产主义信仰的引导下，全国各地多个革命武装聚沙成塔，经过一系列的斗争与反省后才确立毛泽东为党的中心，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组合成一个整体。在军队“去苏化”改革中，中共部队的山头主义再次冒头，一些人借改革之名打压其他派系，扶持亲信上位。教条主义的问题被部队高层扩大化，错误无限拔高，直至把刘伯承、粟裕等人定性为反革命并剥夺职权。建国后中共政治上的一系列波动背后往往潜藏着宗派主义作祟，而党政的宗派纷争又牵连到了军队。“高、饶”反党事件中不少军队干部牵涉其中。批刘伯承、粟裕也有不少党政干部积极鼓动参与。59年毛泽东批判解职彭德怀，任命林彪、贺龙为正、副国防部长，以整顿军队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遏止党内的分裂倾向。彭德怀为人坦荡直爽，不贪恋权力享乐，对党的事业忠诚无私，但其作为国防部长难称称职。彭军事能力上难以服众，人事工作上矛盾不断。彭或许在战争中是不可多得的优秀将领，但不具有在和平年代建设一个现代国家军事部门的能力。彭应该也意识到了自已难担此任，多次请辞部队工作，希望从事农业工作。解职彭德怀不难，正如赫鲁晓夫解职朱可夫一样。但毛的目的不是权力斗争，而是整顿党和军队一部分干部居功自傲、破坏团结的问题，因此“批彭”尤为重要。庐山会议彭德怀上书反映“大跃进”冒进问题，这与当时会议基调是一致的。但彭在59年中旬，冒进问题已经充分暴露，反冒进获得政界共识时，以军事部门首脑的身份批评政治部门的工作错误，是触及“党指挥枪”原则的极度敏感的政治错误，是十分不合适的。这种行为逾越了军事主官的职权范围，破坏了党内、军政的团结。由于毛泽东此时已退居治理二线，尚不知一线政界领导是否在彭上书后对毛施压，但“批彭”可以说在方向上符合整肃军队，维护党内团结，时刻警惕“党指挥枪”发生动摇的思想。

66-77

全国一杆枪

  1964年新中国成功试爆原子弹，“两弹一星”事业随即进入下一阶段，即核弹的武器化、实战化。一个核武器后发国家一旦进入这一阶段，必然会面临最严密的经济封锁，最孤立的外交局面，最凶险的军事威胁。这段时间苏联在中国以北陈兵百万，美国侦察机无数次深入中国腹地刺探研发进度，美苏都把核武器对准中国，针对中国的大规模核打击随时可能发生。摆在新中国面前的是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保留不完整的核武器和核技术作为威慑力量，但放弃对核大国形成核威慑的进一步研发，以一部分国家安全与国际地位来换取一个时代更为宽松的经济与政治环境。另一条道路是以一代人的福祉为代价，以决绝的意志和严密的部署为保障，突破瓶颈成为核大国。中共领导下的新中国秉持“独立自主”原则，新中国人民怀着不让百年屈辱历史重演的强烈情感，选择了更加艰险的道路。64年中国开启三线建设，与此同时全国进入战备状态。如果说成型的核弹部队是“百人一杆枪”，那么当时经济落后，生产力低下的中国为了研发核武器，已经做到了“全国一杆枪”。大三线深入中国西部腹地，包含大型人防工事，为新中国的工业体系做了备份，防止沿海各大工业城市被摧毁后中国丧失工业重建能力。小三线位于各省一、二线区市的乡村腹地，建设目的是一旦美苏大举入侵中国，一、二线区市首当其冲遭受重创，小三线军工厂将支持部队与民兵就地抵抗。三线建设一众工程项目与“两弹一星”工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数建设与生产人员在毫不知情当中支援了核武器研发。全国人民备战备荒，挖防空洞，建立基层民兵体系，接受包括防空、防核在内的军事训练。“两弹一星”工程得以在绝密中安稳推进，不单依靠相关人员严守保密条例，防空部队击落侦查敌机，还离不开全民被动员起来反渗透、抓敌特、服从国家的军事化管理。这一时期国家计划生育工作暂缓，并推出鼓励生育政策，以人口来应对军事实力巨大劣势，用生命吓阻美苏的核毁灭与全面入侵。在外交方面中国不惜紧衣缩食，加大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力度，维系国际认可，削弱美苏两霸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联系，使美苏不能无端发动对华侵略。同时中国加强意识形态输出，支持全世界人民为民主权力而斗争，获得了包括美国底层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对中国独立自强事业的支持。另一方面中国在国际上不遗余力地宣传“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地区使用核武器”的原则，宣传中国“拥核是为了推动去核”的理念。66年成功“两弹结合”，67年中国成功试爆氢弹，70年成功发射卫星。中国获得了实际核打击能力，由此迈入核大国门槛，美苏只得接受现实，逐渐解除对中国的威胁与封锁。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亦与核威力建设有着紧密联系。核弹武器化实战化研发需要全国进入战备状态，全民进入保密体系，也就是说需要全国意志绝对统一。于是倾向“三合一少”、反对战时经济政策、倾向于经济文化自由化的干部必须下台，亲资本主义、亲苏、亲西方的思想必须被压制。鉴于抗美援朝时期有过民间泄密事件，在更为凶险的美苏同时施加核威慑的情况下，国家特殊时期实行特殊政策，以军事化管理代替日常的民主生活是十分必要的。正是有了以上的全方位应对举措，才制止了美苏对中国的“核斩首”行动。“善战者无赫赫之功”，今天人们回望过去，或许认为当时全国上下备战备荒的行为过激且荒唐。但回到1969年，中国军队在珍宝岛成功抵御苏军，而后苏联于新疆铁列克提偷袭并杀害中国边防部队，此时党和人民都能深切认识到国家正处在最危险的时期，必须以非常之举应对非常之困境，才能成就非常之伟业。

社会主义军队建设

  建国后中共对军队系统不断改革，致力于打造属于社会主义的现代国家的军事部门，确保“党指挥枪”永久传承，“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军队”永不变质。军队将保家卫国的职责扩大为保卫人民生命与财产安全的更大范畴，将救灾救险列入军队的责任义务。为了防范帝国主义势力大举入侵，国家组建了规模巨大的常备部队。这些部队在震慑外敌的同时，参与到国家建设的各条战线之中，建设三线工程支援“两弹一星”，垦荒缓解粮食压力。保持“党指挥枪”，保持人民军队纯洁性的关键是军队与人民相结合。“为人民服务”成为军队的最高指示，人民是军队的最高长官，而非某个个人或是山头派系。全军掀起学习雷锋的热潮，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帮助百姓，聆听百姓声音，把百姓的心意融入到灵魂之中。65年全军不分职位统一着装，取消军衔制。全国大力发展民兵组织，反帝反特，备战人民战争。文化大革命时期，民兵被赋予反修与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使命。

  这些改革不能被称为是社会主义现代军队建设的范本，只能说是对人类社会未知领域的探索和尝试。实际情况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是军队山头主义与军阀化苗头长期积累的集中爆发。对民众的残酷镇压，高层的派系倾轧，往往都涉及到军队系统，且因为涉及武装力量而导致冲突升级，造成国家与人民的沉重代价。尤其是林彪集团“扛着红旗反红旗”，不惜发动军事政变以达成其资产阶级独裁的最终目的。文革时期倡导“全民学军”与“全军学民”，军代表占革委会重要一席，加强官兵思想教育与马列主义学习，这些举措都是为了塑造社会主义人民军队的改革尝试。维持共产党的队伍纯洁，维系”党指挥枪“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需要坚信共产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人类群体不断探索——失败——再探索才能建立而成的新型社会体系。另一方面讲，中共军队长期的思想教育与结合群众工作起到了应有作用，使得林彪集团虽然手握军权，却只能欺瞒官兵搞小阴谋，最终被中共拆穿化解，没有造成严重伤亡和损失。为进一步确认巩固人民军队的建设成果，73年中共进行了八大军区司令对调，发出了绝对反对军队山头主义，军队应绝对服从于党的历史信号。75年国内外局势明显好转，军队规模便显得过于庞大。再加上军队长期缺乏有效管理，关系户泛滥，干部群体过于臃肿。邓小平接受毛的任命整顿军队，在短时间内便清理了队伍，帮军队有效戒除”肿、散、骄、奢、惰“，极大程度地恢复了军队的战斗力。文革时期军改虽有阵痛，且并不彻底，但在必须维持军队稳定，维护国防安全的历史背景下，军队仍逐渐克服山头主义与脱离群众的问题，向社会主义人民军队的好的方向发展。

中美邦交正常化

  中美突然恢复外交联系另世界震惊，其后续影响也使之成为20世纪70年代最为重要的国际地缘战略事件。后世视角来看中美走近有其必然原因。

1、两国都面临苏联的强势威胁。美方处于苏攻美守的冷战防御阶段。对中方而言苏联帝国主义的威胁已经超过了美帝国主义的威胁。

2、中国遭受美苏两大阵营封锁，经济和科技已然落后于世界，并正在快速拉开差距。与外国尤其是发达国家恢复联系，能够恢复科技交流与贸易往来，使中国的经济与科技重新追上世界步伐。

3、中共如果能迫使美方在台湾问题上退缩，将极大地缩短台海统一历史进程。

4、中国已然完成核武器实战化，通过全方位封锁迫使中国弃核的方略已然破产。

5、美国急于从越南脱身，而中国是他唯一的救命稻草。

6、部分受“毛主义”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资本主义阵营各大国都发生了声势浩大的工人学生运动和平权运动，且有着武装斗争的倾向。资本主义阵营急于与中国讲和，以图平息国内的赤色运动。

7、珍宝岛事件之后美国确认中国与苏联有一战之力，不会成为美国的累赘。

  70年代初中共在国际上突然转向，联美抗苏，获得了巨大的战略收益。中外政治家在后日皆评价这是毛泽东在国际外交棋局中最为精彩的一步好棋，盘活了中国整个国家的战略。然而历史上毛作出这个决定极为艰难，在决定邀请美国乒乓队的最后关头仍万分犹豫。这似乎又让后人费解，难道制定联美抗苏战略的毛，在当时认识不到这一战略的巨大收益吗？当然不是。毛是看得更为深远，认识到了这一战略的巨大隐患。尼克松、基辛格等人双手沾满了亚非拉国家追求独立自主的人民的鲜血。与美讲和将会给抗议中的工人学生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从越南脱身的美国会在南美洲制造多少惨案？中美抗苏对全球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有何影响？毛应该想到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如果走向落寞，对中国长远利益有着重大危害。因此毛时代的中美交往是十分克制的，具体表现为：

1、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体制没有变，共产主义信仰没有变，文化大革命没有中止，始终批判资本主义，时刻警惕和平演变。

2、美国的帝国主义定性没有变，美联邦政府是跨国资本的代理人定位没有变，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行为一律进行批判。

3、毛督导外交团队坚持独立自主，引进技术要能够消化吸收，借外债要确保能够及时偿还。对美谈判不妥协、不软弱，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

4、在军事上不冒进亦不退缩，中美联系后反而加大对越援助力度，直至美退出越南。72年军事警告美军潜艇。74年西沙海战打击南越。

5、中美、中日、中韩不建交。

6、创建“三个世界”理论，继续扶持援建第三世界国家。这一系列有理有利有节的外交动作确保中国维持政治经济独立的同时，打开外交局面，进一步提升国际地位。新中国在71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恢复为常任理事国，并将蒋政府剔除出国际舞台。

78-91

从主动到被动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的国家战略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事实上新中国的对外原则从来都是开放的，封锁从来都是被动的。既然78年要进一步“开放”，必然要向外部资本妥协，为迎合外部需要进行自我改造。中国从独立自主、有计划地对外贸易、无内债外债的经济模式转型为依赖外资与外部市场、在市场经济中由外部资本主导、高负债的外向型经济模式。所谓外部市场、外部资本，基本可以等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和资本。经济上的绑定意味着中国在国家外交战略大方向上已经无法掉头。82年中苏见面，寻求双方关系缓和途径。苏联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更是与中美全面求和，与此同时中共也在否定中苏论战中中国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批判。中国希望在两大阵营中保持平衡，苏联希望挽救社会主义阵营颓势，然而两国并没有为各自的战略目标作出相应的对策和努力。两国的经济命脉都与美国深度绑定，苏联的情况甚至比中国更为严重。南斯拉夫经济走入死胡同，越南统一后妄图进行帝国主义扩张，东欧颜色革命蠢蠢欲动，苏联的安德罗波夫反腐虎头蛇尾，中共新一届政府停止了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社会主义阵营崩溃瓦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谷已成历史定局。

  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获得西方世界一片好评。79年初中美正式建交。然而同一年美国撕毁协议，中止了与中国的技术合作项目。中国随即展开对越自卫反击战。对越自卫反击战试图复制对印自卫反击战的成功模式，快进快出迅速达成战略目的，不拖累国防与经济。初期作战部分达成战略目的，但之后边境陷入十年两山轮战，云桂人民为国防与东南沿海经济发展作出巨大牺牲与贡献。中国对越作战加深了中美之间的绑定，为美国打通了马六甲海峡、南海、东海这一区域的海上通道。因此中越一开战，美国便重新启动与中国的技术交流和经济投资项目。这一时期的中外交流存在两种模式。一种模式是“买办模式”。学者和政客在外资力量的加持下向政府推销自由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外资外企涌入中国市场，大肆收购倾轧本土企业。外国成熟商品向中国大肆倾销，官商勾结内外联合进出口双向走私，造成中国资源流失，本土企业倒闭。大量公费派遣留学生学成后拒绝归国，留在欧美日韩为建设资本主义出工出力。大量富人新贵、贪腐官员、高官子女转移资产，移民西方。另一种模式是“偷师模式”。西方希望对中国永远保持技术优势，用技术垄断来控制中国的产业，乃至干涉中国的主权，因此他们无时无刻不在阻挠中国在任何领域取得任何技术进步。中国往往要付出巨大代价才能换来西方的一点技术，少有技术引进项目能够善始善终，多是如“和平珍珠”计划一样，美国需要中国帮助时便恢复计划，危机消除便立即中止计划。中法之间的核技术交换项目是少有的平等交流项目。于是乎仍然坚守独立自主原则的管理与技术人员必须排除“造不如买，买不如租”思想的干扰，在短暂且宝贵的技术交流时间里尽可能地挖掘吸收西方技术精髓。国防科技与本土企业在这批人的坚持下顽强生存。一部分科研人员与留学生拒绝西方提供的优厚俸禄，选择建设自己的祖国。

  对于80年代的中国来说在美苏之间周旋，维持美苏力量平衡应当是最为明智的外交战略。但实际情况是中国在国内国外各种情况的作用下，不断被推向对美西方一边倒的局面，眼看着苏联日益衰微也无法进行有效的战略调整。一方面是因为资本主义阵营用利益和西方学术话术拉拢住了中国的一批政府高层。另一方面中国新一届政府的治国理念，中性地说，并不为全球社会主义阵营认可。新政府也放弃了人民外交路线，效仿欧美采用精英外交路线。因此中国逐渐失去了国际上的共产主义人士的支持和援助，也扛不起社会主义运动的旗帜了。最本质的是，中国经济放弃了独立自主，全部押注面向西方的外向型经济。于是西方经贸断，中国经济便遭重创，连坚持以我为主的那部分科研和经济都要停滞不前。于是全中国不管是支持哪种治理理念，支持哪种经济和科研路径，都被绑在一起，在美国瓦解苏联的道路上一路前进。

韬光养晦

  既然只此一条道路，那么保护国家战略独立自主权的人民军队就必须做出相应调整。80年代中国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苏联随着其实力逐渐衰弱，开始向美、中求和，对中国武力威慑逐步解除。中国对美仅有核武器能起到一些震慑作用，常规部队与常规武器均难以匹敌，三线工程人防工事在美国不断进化的间谍卫星与钻地精准打击武器威胁下失去了其防护效能。于是85年中共决定百万大裁军，大批关停武器生产线，大幅削减军费，将经费转移到国防科研上。国防科研采取“小步快跑”的追赶模式，而军队则必须因陋就简，外交国防必须韬光养晦。中国南海岛礁被大量侵占，直至88年海军官兵忍无可忍，与越方展开海战，遏止了岛礁不断丧失的危局。由于中央大幅削减了军费，部队便提出发扬南泥湾精神——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为国家减负，由此开启了中共军队的部队经商时期。在当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背景下，中共军队并没有如他们所说那样去贫瘠的地区开垦，去困难的项目攻关，而是利用权力和国家财产兑换财富，满足了部队少部分官僚的私欲。部队企业利用特殊背景倾轧同行业其他企业，与民争利。军队又抓经济又抓训练，一心二用导致军纪涣散。不少有良知的中共干部如张爱萍将军提出应立即终止部队经商，但由于各种原因迟迟不能实行。88年部队恢复军衔制。81年邓小平提出中国国防应从被动的国土防御转为积极防御，御敌于国门之外。这是非常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规划，然而在超过二十年的韬光养晦时期里，无论是国力还是军队战斗力都难以企及这一战略目标，中国是心有余力不足。

冷战终结，劫后余生

  中国与西方的所谓“蜜月期”让一部分中国政府高层迷失自我，误判局势，认为中美矛盾缓和了，社会主义中国与资本主义阵营的阶级斗争不重要了，中国可以像斯大林后的苏联所畅想的那样，“三和一少”，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了。事实上资本主义国家自诞生至今从来没有松懈过阶级斗争的弦，“蜜月期”是中国对抗苏联，和中国买办分子上供国家财产与国民血汗换来的。美国是不会满足于中国现在提供给他的好处的，他的最终目标是彻底瓦解中国的独立自主能力，封死中国的上升通道，将中国完全变成他的经济殖民地。在美国的“三环世界”设想中，中国不在中环，而在最外环。79年中共认为中美台已属同一阵营，国际局势颇为有利，天真地向台湾提出和平统一遭到回绝。在台湾方面看来，台湾处于“中环“，与”外环“融合岂不是自贱身份？82年中英就香港回归事宜进行谈判，由于中方有叛徒出卖信息，中共谈判中颇为被动，最终不得已作出多处让步。英方为中国平稳收复香港设下重重障碍，中方只好做出“以我为主，两手准备”这样的安排。

  89年美国见苏联已是行将就木，攻击矛头转向中国。4月中国大小城市便兴起学生运动，至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达到高潮。美国情报部门推动事件升温，混入民间抗议组织之中，排挤理智派，扶持激进派，逐渐掌握了运动的指挥权。抗议被中共镇压之后，美西方立即展开对中国的全方位封锁，中国经济陷入萧条。我们不能称这次外国情报部门参与的事件是颜色革命，因为颜色革命的本质是群众街头运动掩护下，外国情报人员与军队高层里应外合发起的军事政变。这次事件中大部分部队选择抗命，拒绝热武器镇压群众。这不是”党指挥枪“失效了，也不是部队干部被西方收买了，却正是”党指挥枪“起到了应有作用，人民军队建设成功的表现。”党指挥枪“的精髓是党和军队都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人民才是军队的最高首长。一个轻易便会听从政府号令，向人民开枪的军队，也一定会轻易被他国收买，向祖国开枪。中共几十年人民军队建设，尤其是建国后对军队持之以恒的社会主义教育，让某些政府官僚难于调集军力镇暴，资本主义也难于在人民军队内部培植买办利益集团，人民民主政权被颠覆的风险实际上却是极大地降低了。

  89年东欧剧变，齐奥塞斯库横尸街头，中共高层大为震撼。如果说之前中共党内还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的争论的话，那么现在便再无此种争论了。中国共产党要坚持执政下去，社会主义的旗帜就不能撤，化解西方攻势便只有一条出路——深化”改革开放“。进一步”改革“让美西方错误地判断中国会自然而然地走向和平演变，进一步对美西方”开放“中国的市场和资源，用更大的利益将中国和西方重新绑定在一起。90年日本率先打破僵局，恢复对华投资。西方国家见日本捷足先登，纷纷与中国展开明暗两方面的贸易往来。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西方怀着极大的骄傲自满，认为中国实力孱弱不值一提，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注定失败，中国势必要自己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另一方面由于新中国前三十年国家建设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已经拥有完整的农业体系和工业体系，抗压能力极强，西方的封锁制裁根本无法扼杀中国，反而有可能迫使中国上下一心同仇敌忾，重回独立自主的经济建设模式，从而影响和平演变计划推行。美西方决定与其对抗性地击败中国，不如低成本地持续获益地“溺毙”中国，便解除了对华封锁。92年为吸引韩资入华，中韩建交，代表着中国外交政策向国家利益优先方针大幅倾斜。朝鲜提出严正抗议，威胁欲与台湾建交，后不了了之。

92-11

整军备战

  91年海湾战争给中国带来巨大震撼，大量装备现役中系装备的伊拉克部队在美军现代化攻势下毫无还手之力。中国意识到抗美援朝的年代已然一去不复返了，仅凭意志力是无法在现代战争中保卫国家利益的，军事科技上的落后已经严重威胁到中国的主权安全。中国已经是有核国家，难道还不足以保护国家利益？这里需要展开讲一讲核力量、常规军力与国防之间的关系。“两弹一星”研制成功之后，中国掌握的是初级的核力量，在与美西方的不对等博弈中只能确保国家不被根本性毁灭。核武器是国家在生死存亡关头的最后保障，除去这一层威慑作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核武器没有任何用处。中国在边境和岛礁冲突时不能利用核威慑，被不平等经济条款霸凌时更用不上核导弹。也就是说在这一阶段核武器只能保护国家的生存权，不能保护国家的发展权。当中国经济发展，对外贸易增长，尤其是资本“走出去”，海外利益不断扩大以后，中国企业与西方跨国资本之间的利益冲突愈发激烈，西方国家便会全方位地阻挠中国继续发展。此时中国军事上就要被迫从核博弈上升到全方位博弈，海、陆、空、信息、太空、后勤、能源、粮食，哪一个方面存在不足都会被西方抓住重点打击，强迫中国在国家发展上做出退让。全方位弥补国防安全漏洞，追赶国际先进水平，护航国家经济发展，是90年代以后中国军队的工作重心。当中国度过这个阶段，国际斗争形势便会再次转变，中国的发展开始威胁到美西方跨国资本的根本利益。西方资本集团为了自身得以生存延续，他们便会重新考虑利用自身的核力量优势胁迫中国，甚至与中国展开全面核战，以几个城市被毁灭为代价彻底摧毁中国工业化发展。这时国际博弈又回到核博弈，中国就必须扩大核武库，发展多平台发射系统，发展先进突防技术，发展监测与反导系统。通过补足核力量短板，确保对敌人对等打击、二次摧毁，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国家进一步发展的空间。而这一阶段大约起始于2016年。

  回到90年代初，受到海湾战争强烈精神震撼的中国政府开始了新一轮大规模军改。政府彻底革除“造不如买”思想，提出科技强军战略。军工科研沿袭邓小平理论并学习西方先进经验，确立了军民融合的正确路线。军民融合是将军工与民用科研成果有机结合，高效利用。在处理好保密环节的前提下，军民融合是最节省成本，收益最广的进步路线。对于中国这样奉行和平崛起平等贸易，慎重开战，追求以武力威慑止战的国家，军民融合是维持军力持续性增长，国防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最优路径。97年再次裁军50万，05年裁军20万。军队人员大幅减少，但科技化现代化军队的框架搭建了起来。95年台海危机以后军费大幅提高，回归到国防经费应有的gdp占比额度。与科技强军同等重要的是制度改革与思想教育。97年江泽民主席掌握军权之后，立即宣布军队禁止经商，终结了混乱不堪的军队经商时期，同时强调国家正处于严峻的国际斗争局势之下，军队的首要工作便是整军备战。99年军队展开长期的“四个教育”，即爱国奉献、革命人生观、尊干爱兵和艰苦奋斗，中国的军队要再次突出人民军队的根本性质。98年长江抗洪，08年汶川救灾，在党的长期教育下，人民军队在和平年代久久不变质，同样能够为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勇于牺牲、冲锋在前。世界各国的军队性质各不相同，有宪政军队，有资本军队，有军阀军队，有种族或宗教军队，或明或暗都在经商，各国也曾试图加以限制。中国军队在禁止经商方面能够做到令行禁止，说明军队大部分官兵对部队经商之乱象早已厌恶反感，因而拥护禁商政策。可以说只有“党指挥枪”的人民军队能够如此迅速彻底地禁止部队商业行为。

忍辱负重，与美周旋

  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傲慢地认为中国已是囊中之物，对华“进攻取胜派”让位于“接触演变派”。经济上中国不但深深嵌入美西方构建并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跨国资本集团依靠中国的制造业与中国市场赚得高额利润，中国的制造业结余还必须购买美国的低息国债和溢价工业产品与技术服务。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对西方资本来说是“一头牛被扒两层皮”，西方的这一轮产业转移收益颇丰，自身科技飞速发展，国内打造福利型资本主义社会，国际资本集团在国内与国际的统治地位更加稳固。此时中国只能在西方资本的层层盘剥之下，从工人日复一日劳动的微薄工资中，从仅剩的一点国产品牌市场份额中搜刮一点资金，用以发展自己的工业科技。中国哪方面产业建设刚刚有些起色，就会被西方单方面一纸制裁令搞得生产紊乱、民不聊生。

  90年代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对社会主义制度抱有绝对优势心态，直到97年。97年美国资本集团发动亚洲金融危机，资本的镰刀一路从韩日收割到东南亚，正欲挥向刚刚回归中国的香港，并偷偷瞄准中国大陆资本市场。此时国际资本配合西方经济与政治行动，纷纷撤离香港，而中国大陆资本市场运行紊乱，结构畸形，负债率远超濒临破产国家的平均标准。按照西方经济学来看，中国经济危如累卵，应该是一击就溃。然而中国政府强力改革金融市场，用非市场手段阻止危机爆发，并动用一切金融力量救援香港。事情发展大大超出美国资本集团的计算推演，他们不但没有在中国大陆放火成功，还从香港铩羽而归。资本集团经过此次失利，意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生命力之顽强，是资本主义的长期威胁。自此美国的对华“进攻派”思想再次受到重视，对华强硬手段不断加码，中国的国防安全形势日益紧迫。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美军定点轰炸，01年中国战机被美军入侵侦察机撞击坠毁，中美军事对峙局势紧张。然而美国多年的对外政治干涉与经济掠夺终食恶果，本土突然遭受911恐怖袭击，美国的战略重心从大国博弈转向反恐战争。

  美国陷入反恐战争的泥潭，08年华尔街爆发严重金融危机，进而扩散为全球性金融危机。09年奥巴马政府上台，宣布未来退出中东反恐，紧急应对金融危机。中国一方面为挽救外向型产业，一方面为换取美国放松对华打压，拿出4万亿救市，解了美国金融业的燃眉之急。自苏联解体以后美国再也没有反思过资本主义制度缺陷，再也没有就自身问题做出改革尝试。反恐失败如是，金融危机亦如是。美国低成本地肆意发动战争是因为中国制造维持了美国物价稳定。美国金融长期制造泡沫、无序膨胀，还能维持金融霸权，是因为中国长期以来不得不收购美债、支持美元。美国的霸权是靠中国人的血汗供养着的。美国求助中国渡过危机之后，没有放松对中国的打压，而是发现美国对从中国获利部分过于依赖，社会主义中国对资本主义美国长远利益的威胁变得更大了，遂制定“重返亚太”战略，对中国展开多方位进逼。在美国情报部门的支持策动下，反华分裂势力日益猖獗，08年拉萨骚乱，09年乌鲁木齐暴乱。12年美国暗中指挥日本政府右翼，制造钓鱼岛问题，阻止中日发展经贸联合。美国挑动东南亚极端民族主义意识，协助唆使越、菲等国侵占中国属南海岛礁。97年以后美国一直寻找合适时机对华挑起局部战争，以中美差距最大的海空战为优先选项，最终达成遏制中国发展的战略目的。中国避其锋芒，忍辱负重，在09年落成天河一号超算，12年首艘航母入列，12年首款国产隐身战斗机首飞。自此美国对华开战时机选择越发困难，中国在军力增长的支持下外交逐渐强硬，经济利益得以进一步延伸，产业升级的可行性、安全性得到保障。

多边合作与外交突破

  中国虽然身处美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框架之内，但一直在积蓄实力，寻求突破。93年中国突破西方封锁，出席亚太会晤。97年中国与东盟各国患难见真情，共同建立中国-东盟自贸区。00年中国与非洲创办中非合作论坛，试图绕过西方资本，制造业与资源业直接对话。01年中国参与创办博鳌亚洲论坛，意在拓展以亚洲国家为主体的经济话语权。01年末中国经过漫长艰苦的谈判，终于加入世贸组织，经济利益与发展权利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国际法保护。08年中国在北京举办奥运会，获得空前成功，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融资环境。09年“金砖”四国中、俄、巴、印举行峰会，成立金砖国家合作组织，未来演变为全世界发展中国家最有前景的经济合作组织。

  国防安全方面中国的最大成就，也是对世界局势未来走向影响最为重大的事件，便是中俄于96年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美西方的狂妄自大将中、俄推到了一起。之后又加上工业化初见成效的伊朗，中国为帮助伊朗突破美西方经济封锁付出努力，在银河号事件中与伊朗荣辱与共。中、俄、伊三角日后成为美国巩固全球霸权的最大障碍。96年中国响应中亚国家提议，参与创立上海五国安全机制，后于01年发展为上合组织。上合组织立足于成员国的主权独立与国防安全，是美西方帝国主义控制与掠夺发展中国家的必然产物，正在不断成长为有效应对北约和西方情报部门联盟对发展中国家渗透颠覆与军事威胁的国际组织。中国处理南海问题凸显外交智慧。中国坚持“主权在我”的前提下，向东盟各国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体现了中国对东南亚各国国情有着深入了解，对多方利益的高超平衡技巧，更表明中国政府抓住了南海方面斗争的主要矛盾，即美方是中国南海海防的最大威胁，也是亚洲各国和平稳定的最大障碍。97年中国与东盟外交有所突破以后，经贸往来逐渐深入。02年中国与东盟各国签署《南海行为宣言》，10年中国同意并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台海危机

  92年两岸口头认可“九二共识”，然而大陆多宣传“一中”，台湾多宣传“各表”。蒋家独裁政府倒台之后，美日对台湾的影响力迅速提高。台独势力在美日的扶植下逐渐占据台湾政权与民意的主流，成为美国牵制中国发展的最有力的一张王牌。95年台政府与美国展开台独政治活动，试探中国外交底线，引发台海导弹危机。当时中国海峡可部署军力与台湾不相上下，即使排除美军参战可能，攻台尚无十足把握。中国态度明确，台湾宣布独立即发动攻台行动，无论付出何种代价。美舰队进驻台湾海域，威慑中国。96年中国在美、日、台高度戒备下展开声势浩大的台海军演，美国最终决定不在此时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便压制台政府暂时放弃台独。02年相同戏码再次上演。美小布什总统给台独分子站台，试图将台独活动与颜色革命相结合，向中国施压。中国再度强势回应，美方无意与中国在此刻发生冲突，遂压制台政府冒险行为。05年中国颁布《反分裂国家法》，向世界宣布反台独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经历多年台海斗争，中国早已领悟到了，两岸问题就是中美问题，只有中美博弈取得阶段性胜利，台湾问题才有解决的希望。

  老一辈革命家退出历史舞台之后，新一代中共接班人的外交成就可圈可点。中共接班人始终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没有放弃“以我为主”，不忘追求独立自主。中共在国际局势一边倒向资本主义阵营的情况下不轻言放弃社会主义制度，不轻易拱手交权，在外交场与绝对强势地位的美西方展开游击战、持久战，为中国的科技与军事追赶争取时间，最终守得云开见月明。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时期中共政府与军队之中贪腐横行，腐化变质与投降卖国分子频现，以中国人民的财产甚至生命换取自己的荣华富贵，给中国造成难以估量的巨大损失。上文提到过中外交流有“买办模式”和“偷师模式”。这时期如果少一些“买办”，中国的独立自主工业化事业是否会发展得更为顺利？历史恐怕更为复杂难料。如果没有这些“买办”出卖国家利益，美西方资本集团如何能相信中国可以被和平演变？也许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很快便会遭受强力封锁甚至直接军事打击，“韬光养晦”战略便难以实行。彼时的中国在实力与思想上是否有能力应对这样凶险的局面？当然，中国的发展不必感谢那些“买办”，反而要坚决地永远地谴责他们，并纪念那些在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谷的艰难岁月里，挺起中国人脊梁的有志奋斗者们。对于全世界受压迫人民与国家而言，敢舍命能吃苦的志士嫌太少，而软骨头的买办着实太多了。

  新一代中共接班人承袭邓小平执政理念，走“精英路线”，忽视“人民路线”。外交方面中共以“精英外交”为主，多与他国官僚、学者交往，甚至就是赤裸裸的权贵外交。干部交往政客、红后代交往权贵家族子女、民营企业主交往资本家。外交工作之后，中国让利不少，自觉为两国友好贡献很大，却只肥了对方国家的权贵阶级，让他们能在伦敦纽约多添置几套房产。民间外交工作被政府弃置，或是走个形式，修建一些他国人民无法利用的设施，或是为他国人民带去了物质福利，却疏于精神上的交流沟通，没有增进他们对中国的好感。“精英路线”教训最为深刻的不在外国，而在香港、台湾。香港回归后港商是大陆的座上宾，贩夫走卒是完成回归任务后被“市场化”的弃子。大陆关心港商能投资多少，关心香港金融运行是否顺畅，不关心香港人民有没有房住，不关心香港青少年有没有学习马列思想、爱国教育。两岸方面中共在经济上结交台商，在统一上结交国民党，结果是台商富而民众无感，国民党阳奉阴违搞暗独，而民众与大陆离心离德。中共已经意识到应加强民间交流、民间惠利，但没有上升到“人民外交”的高度，就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回顾99年北约轰炸南联盟，中国不畏强权支持南联盟，组织民众抗议游行，以大使馆被美军轰炸，三名外交官牺牲为耻辱收场。这仍被广泛认为是当时中共政府愚蠢的、倒退的一次外交行为。如今看有着民间情谊作为坚实基础的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人们是不是应该拾起革命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从“人民史观”出发，学习着尝试着把问题看得更远一些？

12-25

新古田会议

  12年习近平政府走马上任，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整党整风运动，其中整军是重中之重。中共新一届领导班子首先逮捕了一批军队高层的腐败分子、野心家，军队所有部门“四整顿”——整顿思想，整顿用人，整顿组织，整顿纪律，涤清腐败利益集团的流毒。整军先整思想。中共军委召开新古田会议，强调军队政治工作要抓住理想信念、党性原则、战斗力标准、政治工作威信这四个带根本性的东西。全军要牢固树立起这“四个根本”，再次明确了中共军队政治建军的本质。随后军队体制大规模改革，七大军区改为五大战区，各大部门实行军委负责制。军种建设体系与战区作战体系分开，战区指挥应作战需求从各部队调兵。这一新制度一方面符合高度信息化、智能化现代战争的作战需求，一方面进一步化解了中共军队山头主义的问题。为了提高部队战斗力与战斗意志，中共要求军队终止过去表演汇报式军事演习，开始实战化训练和演习。14年中共便为军队设立备战目标，即在不久将来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以海上方向为侧重，即收复台湾的武力准备。部队“怎么打，怎么练”，料敌从宽，演习假想敌对标美军最高标准。不同部队联战联训，学习适应信息化协同作战。军工科研方面中共再次强调科技兴军，军工人多年埋头苦干取得卓越科研成果的同时，还实践总结出一套一线部队、科研院所、工厂工人“三结合”的先进科研制度。这套“三结合”制度使需求、研发、生产紧密且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充分发挥了三方面的主动性和创造力，另科研工作事半功倍，是中国军工追赶超越美国的制度保障，也是毛泽东工业科技制度设想的实现与证明。

  习近平政府整军备战十年以后，中国有能力全方位应对美西方军事威胁，军力积累量仍然落后，但增速快于美西方，且部分领域如高超音速武器、无人机、六代战斗机有所超越。中国为应对现代化作战需求，和日益严重的非传统领域安全威胁，设立信息支援、网络空间、军事航天、联勤保障部队。15年末第二炮兵部队更名为火箭军，可以被认为是中国结束“韬光养晦”时期的标志性事件之一。经过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高标准、严要求整军建军，中国解放军“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言出必行。建立与维系“党指挥枪”的人民军队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它需要在思想教育、制度设计、财务运营、身体力行方面对国防体系持之以恒地探索与践行，更需要整个国家提供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经济体系公平合理、文化思想积极向上的大环境作为社会基础。因此治军与治国是分不开的，这也是中美两国军力此消彼长的根源所在。尽管在历史上犯过各种严重失误和错误，也发生过成规模的动摇建军根基的腐化堕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军队始终是中华民族最卓越的代表，最坚实的脊梁，是不断孕育出社会主义先进制度的宝库。人民军队从群众中来，由人民养育，在党的教育和领导下百炼成钢，是人民解放事业的先锋队和必要守卫。“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军队是阶级统治的最重要工具。因此军队的社会主义改革，必然也只能在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革完成，人民真正当家作主之后实现。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人类社会长达三百余年，极有可能到来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对全世界的格局与发展进程产生彻底的革新和深远的影响。中美邦交正常化以后中共应西方政府请求，减少对外输出革命。改革开放后中共彻底放弃输出革命，主观上否认这一行为的正当性、合理性，现实中部分党员对革命产生困惑和动摇。中国有可能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中和平崛起，与资本主义国家和谐共处吗？先看一看历史吧。法国大革命清理保皇政治势力，迅速招来贵族封建国家的围攻。苏联宣布附属国与民族国家独立，放弃沙俄不平等条约，仍旧被全欧亚大陆反动势力群起而攻之。西班牙民选政府人民阵线上台，全球法西斯势力支援叛军颠覆共和政府。中国的崛起将给美西方带来两大冲击，一个是市场与资源的冲击，一个是制度的冲击。市场与资源最关键的是金融霸权与人力资源，即先进生产力。无论未来中国选择哪种制度，中国成功崛起离不开社会主义制度，离不开共产党的领导，这是美国也无法否认的事实。无论中国如何恪守“井水不犯河水”，如何坚持和平共处，中国崛起这一事件本身对美西方构建的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就是致命的打击，因为资本主义是一种离开掠夺压迫便无法生存的制度。16年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中国在制造业、新能源、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等产业对西方步步紧逼，超越之期指日可待。20年以后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三年，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治理能力超乎全球预期，远超西方国家，双方国力也因此迅速拉进。美西方的统治者——全球资本集团不会坐以待毙，他们将为了永世掌握剥削奴役全世界人民的权力而顽抗到底。

  2016年美国自认为终于抓到了军事打击中国的时机，于是在南海岛礁挑起事端，多方游说获得国际支持，集结海空力量准备对华开战。中国排兵布阵，沉着应对，将美军部署、行踪公之于众，使之确信一旦开战只会一败涂地。此次事件以美国无奈退兵为结束。之后美国对中国继续全方位地缘战略施压。美国在中国西北方向策划中亚颜色革命、扶持分裂暴恐势力；西南方向鼓动印度进犯西藏；东北方向萨德入韩、为日本军国主义松绑；东南方向美国与其盟友轮番上阵，与中方进行海空对垒，继续驱使菲利宾搅动南海安宁，策动香港暴乱。除军事威胁以外中国在三个非传统中美博弈领域面临美国日益加码的挑战——非传、经贸、台湾。

1、对非传统安全领域进行攻击是一把双刃剑，它会严重破坏国际信任与安全感，使国际条约丧失约束力，短期的收益带来的是长期所有国家人人自危。这对国际秩序与经贸繁荣是极大的打击，也是美国处于绝对强势期时，不对中国轻易采用非传攻击的原因。美国如今不择手段地攻击中国非传，说明中美相对力量变化之迅速，另美国焦躁紧张。

2、改革开放以后，巨大的经贸交流体量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然而美国终于自食“脱实向虚”的苦果，次贷危机之后贫富拉大，中小企业倒闭，民众失业。为了打压中国，并重振美国制造业，特朗普政府发动大规模对华关税战、贸易战。贸易战早期中国一度陷入被动，但在外部新市场、国内市场、中转贸易等方面积极突破，很快便稳住阵脚。中美贸易格局是长期交流建设与遵从经济规律演化的结果，已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美方也不是中方能够一纸政令便彻底改变的。等到一带一路与产业升级有所成就以后，美国就再难对中国施加有威慑力的经济制裁了。

3、“一个中国”是中国的底线，是中美关系的基石，美国在过去即使挑动过台海矛盾，也是不会去碰这条红线的。从特朗普政府开始，美国大打台湾牌，大有支持台湾“急独”的意味。过去中美在台海问题上保持默契，不跨越红线，是因为双方都认为维持现状对自己有利。中方认为长期来看台湾势必回归，拖得越久和平统一机会越大。美方认为自己和日本已然掌控台湾舆论，时间越久台湾越与大陆离心离德。事实来看美方已然改变了自己的想法，更倾向于支持台湾“急独”触发两岸血战，给中国最大程度造成损失。这也就证明了，美国尤其是美军方，已经认定台湾是中国的囊中之物了。

中美一番博弈之后，美国开始准备退守“第二岛链”了。然而“东升西降”是趋势,“东弱西强”是现实。中国要彻底粉碎美国霸权，还需要几代人的长期对垒，和准备应对更为激烈的反攻。因为台湾是中国的底线，而霸权就是美国存亡攸关的底线。

全球治理

  中共判断未来美国霸权影响力消退，世界将进入多极化时代。中国不是被动等待，而是积极推动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中国希望所有国家从国家自身利益角度出发考虑问题，而统合国家意志与力量最直接最普遍的途径就是民族主义。这一外交战略本质上是让世界从美国构建的初级文明国家体系，倒退回民族国家体系，因此中国实现此战略的前景并不乐观。最有希望成为“一极”的欧盟在“统一但受美国操控”与“自主但分裂各自为战”之间挣扎。俄国普京政权退出历史舞台之后，寡头势力会不会放弃俄罗斯民族主义路线，与国际资本统治集团交易融合？日韩在美国牢牢掌控下丧失独立意志，甘当美国走狗。亚非拉革命事业偃旗息鼓几十年，大部分地区已经是买办、权贵世家、财阀军阀的天下了。在先行的美国体系内各国统治阶级都有一条卖国求荣向上爬的通道，而多极化世界充满未知，难以判断配合中国外交战略对自己是否有利。如何在美中之间维持微妙的平衡是世界大部分其他国家外交工作，甚至是国家战略的重中之重。

  那么中国对世界的未来有何计划？这方面中国讳莫如深，也许自身也在犹疑不决。反对单边主义，阻止全球化浪潮倒退是现阶段中国明确的外交战略。随着“一带一路”的持续建设，中国资本也开始走出国门，遍布全球。在世界眼中，中国早已不是那个将革命播撒向五湖四海，为第三世界人民获得解放慷慨贡献知识与力量的文明型国家了。中国是一个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纲领，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目标，倡导国与国平等交流的民族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在“平等交流”的理念上中国显然优于美国。但国际市场经济环境之下，中国依靠产业技术优势，在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贸易谈判中依旧占据主导地位，“公平贸易”的最终结果往往只是比欧美少剥削那么一点。发展中国家很难从与中国贸易中获得产业升级的机会，反而在国际竞争中完全不敌中国，得不到一点市场份额。同中国一样，其他发展中国家也追求解放，也知道独立自主的工业化是唯一途径。然而当下与可见未来的国际分工格局之下，其他发展中国家连牺牲本国环境和劳工以开启工业化的机会都没有。他们除了提供原材料、发展旅游业和特色农业以外，为了谋生就只能为发达地区提供灰色甚至黑色服务。

  中国未来的外交战略与全球治理方案取决于中国要走哪条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便会以“人少好决定”为方法论，进一步发展“精英外交路线”。毕竟想做成买卖，运一集装箱化肥不如送一皮箱美元，他国人民的福祉也只是他国政府的全责。这条道路只是步美国的后尘，他国又何必打破现有体系，帮助中国上位呢？毕竟对于他国人民来说，“伟大复兴”也只属于“中华民族”，成为美国人的希望还更大一些。过去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第三世界国家底层人民，美西方扶植的独裁政府不得人心，被动的是美西方。现在中国拉拢上层精英谈合作谈贸易，美西方反而走底层路线，强化意识形态灌输，策动颜色革命，中国往往陷入被动，投资收益大打折扣。资本主义制度下，政府必须对外掠夺来提升国民福利，福利待遇提升又拉高了资本用工成本。也就是说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注定会走向帝国主义，并开放移民以打击国内劳动力。如果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否能避免走向帝国主义？不能，中国也可能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赋予中国高治理能力与高道德标准，客观上产生了一种“排毒效应”。诈骗、赌博、洗钱、贪污犯罪活动纷纷转移国外，不法需求市场供应从国内搬到了国外。中国的中产阶级也许出国吸毒、嫖娼，富豪出国也许为了代孕、换血。中国国内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得再公平正义，也不影响一部分内心肮脏的国民走出国门，对他国底层人民进行剥削。一个内部团结友爱，对外冷漠剥削的国家，还能坚持多长时间的社会主义？

  面对各种中外矛盾、国际问题，中国当代国际学者往往束手无策，当地的语言、历史、民族、习俗了解个遍，最后附和西方学界对国际问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下一个“无解”的结论。外交能力退化的本质是世界观、方法论的转变，正是因为他们抛弃了阶级分析，在西方文史学术圈之后亦步亦趋，很多问题才看不清的。如果由着中国外交政策与国际局势就这样随波逐流，中国很难维持社会主义制度，世界和平也难以延续。因此，信仰坚定、具有远见卓识的中共党人是不会放任中国滑向这条道路的。自2013年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便被不断丰富和提升。对外交往中，中国越来越重视“人民外交”，官方与世界人民多通话，鼓励中国人民与国际友人多交流，对外开放旅游签证自信展示社会主义中国。发展中国家与中国贸易交往逐渐深入之后，中方主持的基础建设项目为他国产业发展与物流交通打开局面，中国庞大市场为他国创造就业机会与经济繁荣。奇妙的是发展中国家通过与中国交流，经济发展，当地人民生活水平与知识技能提高以后，民主化诉求悄然萌发，正慢慢威胁到各国权贵的反动统治地位。这些新崛起的发展中国家有志之士，是会追寻即将破灭的“美国梦”，还是会学习涅磐重生、顶天立地的中国经验？未来也许会成为各自独立自主，人民当家做主，各自利益优先的多极化社会主义国家集合。各国独立自主工业化又会迫使中国产业规模收缩，倒逼中国产业进一步升级。中国还有另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民族目标，摒弃挤占外部资源与发展权的“独乐乐”逻辑，主动消除国际产业分工剪刀差，代以激发全球人民生产力创造力来提高本国人民福祉的阳光道路，领导构建一个国际的“大社会主义”世界。消除国际剪刀差的秘诀，很有可能从未来中国消除城乡差别的内部革命中获取。人的价值最为宝贵，团结的革命人力量无穷无尽。如果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坚信“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那么“大社会主义”世界便不是妄想，国际丛林法则注定要被人类丢进历史的垃圾堆里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