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与乡土

  近代中国的历史纷繁曲折，但所有故事都是围绕着一件事情展开的——工业化。”李约瑟之问“是西方学术圈的脑筋急转弯，却是中华民族需要用无数献血与汗水来破解的生死谜题。新中国何以成为今天的中国？中国提供了官方的解释，西方学者与政客们也有各种各样的说辞。若不能还历史以真相，抓事件之本质，那么希望借鉴中国道路获得解放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他们的工业化努力必然受挫，最终在经济学家的七嘴八舌中陷入迷茫。而全世界广大受压迫的劳动人民，包括中国人民自身的未来道路也必然晦暗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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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小农经济

  封建时期中国的经济基础是规模庞大的小农经济。一户户的自耕农在一块块的小片田地中耕作，组成一个个村落。这些村落的一大特点便是自给自足。村落范围内不止有主粮农业，还有副食生产、纺织、农具打造维护、医疗、教育等等一应俱全。主粮维持农民生计，副业才是农民农闲创收改善生活的重要途径。一个村落除了需要定期进口食盐以外，绝大部分生产生活都处在一个内循环当中。这不意味着村落居民对国家缺乏归属感认同感，正相反，由于小农经济村落面对成规模的军事劫掠时极为脆弱，无数次惨痛的历史教训使得基层民众在文化思想上对强大统一高效的国家组织有着深切认同。因此中国在秦汉时期便放弃分封制，实行中央集权。中国古代农业相较同时期其他国家来说技术更为先进，加之以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因此能够为整个社会结余出数量可观的富余粮食。90%的农民支撑着10%的士、工、商。中国古代所有辉煌的成就，建筑、艺术、哲学、战功，都是从广袤乡村的农业中提取剩余价值，充分利用发挥创造得来的。

  中国传统小农经济村落的另一大特点是政治非常稳定。所谓“皇权不下乡”，真正统治乡县的是宗族势力。宗族首领依靠儒家思想与当地信奉的宗教（或迷信）树立权威，行使管理统治，分配资源，执行司法裁判。其权威不单源自于文化共识，还来自于现实实力，一村之长往往也是当地最大的地主。其通过剥削佃户与长工、垄断关键行业积累资本，从而组建个人武装、拉拢政府官僚、收买儒生为自己作道德背书。这种农村宗族体制中也存在各种福利机制，如对濒死贫农的救助，对养老助学的资助。以封建社会的标准来看，这些可以说是士绅阶级的仁善之举。但以民主革命以后现代社会的标准进行审视，这些“福利”的本质无疑是为了掩盖封建地主对农民的阶级压迫，是割去羊皮，还一点羊毛的做法。

清末民国农村危机

  古代中国呈现出一种历史周期律，证明中国传统小农经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稳定，因为它也无法违背人类社会中的马太效应。农民之间的生产力差距天差地别，强劳力能够通过生产创造更多的资本结余，用于购买土地扩大生产。土地富余后强劳力便雇工合种，成为富农。土地进一步富余后，富农便可以将其出租获得资本盈利，从而成为地主阶级。生老病死、水旱蝗灾又加剧了以户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的脆弱性，抗风险能力更强的地主阶级便可趁机进一步收购贫下中农的生产资料，最终大半村落被地主掌控。地主为了确保经济地位稳固，势必要谋求政治地位，于是便供养子女学习儒学，考取功名，地主也就进化为士绅阶级。士绅阶级与上层官僚勾结绑定，整个国家逐渐阶级固化。政治地位稳固又必然会导致阶级的腐化，因此统治阶级对农民施加愈发沉重的赋税徭役，导致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于是国家进入一派风雨飘摇景象的王朝末期。王朝末期阶级压迫的残酷与丑恶可以体现在，即使是一个贫农，上溯三四代也大概率是地主富农。贫寒的佃户长工往往没有延续后代的经济能力与政治保障，最底层的农村无产阶级就这样被一批一批地“阶级消灭”了。这就是清末与土改失败的民国时期，民不聊生的中国农村所处的历史阶段。

  然而封建主义只是压在清末民国农村身上的一座大山。与古代中国不同的是，近代中国的农村头上还有另外两座大山——帝国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拥有先进技术的西方资本财阀借城市买办资产阶级之手发展城市轻工业，生产出大量价格低廉的生活用品，或是借买办政府之手大开海关大门，向全国进行倾销，击溃了乡村原有的传统手工业，使所有农民陷入只能“以粮为生”的穷苦境地。乡村的小农经济内循环被瓦解，农民只得进城售粮换钱，再从城市购买工业制品，货币也就控制了农民的生产生活。祸不单行，此时西方依靠工业发展与农学进步，大大提高了粮食产量，降低了种粮成本。远洋运抵中国的发达国家粮食通常比本土粮食价格还低。为了更高效地换取货币，中国农民或因生活所迫，或被地主与官僚资产阶级胁迫，放弃主粮改种经济作物，其中以鸦片最为典型。因此这一时期的中国饥荒频发，农民长期处于生死线的边缘。逃荒的农民源源不断地进入城市谋生，无生计者只能行乞、卖淫、加入黑帮，有生计者则充当廉价劳动力，成为佣人、帮工。结果是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严重过剩，更有利于资本家压低工人工资，对付工人罢工。城乡的贫富差距，农民对工人罢工运动的阻碍，共同导致城市与乡村的无产阶级相互敌视。资本家则激化利用这种敌视，巩固自己的统治。三座大山不是相互分离的，而是连成一片的，帝国资本、官僚买办、地主乡绅相互勾结压榨工农，这种阶级压榨是“人性论”无论如何都无法掩盖的，正可谓“有土皆豪无绅不劣”。

土地革命

  清末民国时期中国仍然是以农业为绝对经济主体的国家，城市工人群体一共只有二百多万人。结合所有本土情况，中国推翻封建与官僚资本的统治，摆脱帝国列强的控制，唯一的出路便是以农民为革命主体，以广袤农村为主战场，实行土改，振兴农村经济，使农村摆脱城市买办资本的剥削压制。农村的解放意味着城市被孤立，失去廉价生产要素来源而经济恶化，从而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最终获得全面解放。与此同时积极团结城市内的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各党派爱国民主政治家与知识分子，使他们加入到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中来。全世界无数社会主义革命最终失败，如西班牙、非洲南美诸国，都是因为没有成功团结大多数，没有将城市与乡村、工人与农民、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团结起来，结果被大资产阶级分化瓦解各个击破。因此可以说在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斗争中，“白区”工作与“红区”工作同样重要。解放战争是军事战、经济战更是人心战。

  土改源自于孙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这一理念是千百年来华夏农民共同愿望的精辟总结。1928年湘赣解放区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部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否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规定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禁止土地买卖。随即1929年，解放区政府总结上一年土改经验教训，颁布兴国《土地法》，将原法律的政府“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无田及少田的农民耕种使用”。分地以人口为标准，兼顾劳动力差异，苏维埃政府依靠征收土地税运转。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出台，规定没收地主富农田地，并采取“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做法。这种做法断绝了地主富农自食其力改造自新的途径，1935年《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便纠正了这一错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允许农民出租买卖土地，但禁止富农投机与地主买回土地。抗日时期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延缓土改，但在乡村广泛推动减租减息政策。1947年中共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将土改进一步规范化，废除土改前债务，分配人民土地，发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土地可自由经营、买卖，及特定条件下出租。1950年新中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提出保存富农经济，不动中农土地，限制没收地主财产范围等。值得注意的是，该法规定除地主外，宗教、学校、团体的土地也被征收。其意义是，乡村旧有的本土宗教、私塾、会道门都是封建统治体系中的一环，而教堂、西方资助学堂、教会又是帝国主义精神殖民的工具。因此对这些资产进行没收与改造，是乡村现代化与社会主义化的必要之举。该法确立了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分田的同时照顾到建国初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土地买卖、出租、富农雇工都予以认可。可以看出，革命时期中共土改政策从理想化的社会主义土改，逐渐过渡到务求实际的新民主主义土改。

  土改不是人心所向水到渠成的事情。土改是革命，不是单纯为了革地主阶级的命，而是革封建制度的命；是革除组成封建社会的，阻碍新世界的到来与发展的一切旧关系旧习俗旧思想；是彻底改变国家民族体制根基与历史进程的重大变革。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总结得出，唯有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以人民群众为革命主体，才能使土改成效最为显著，成果最为稳固。中共首先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革命的支撑，镇压地主民团等反动武装，继而向各村派出党员干部，开展土改。土改干部不急于分地，而是充分发动群众，搞说理大会、诉苦大会、审判大会。干部一切工作杜绝大包大揽，以土地法为原则，辅导监督农民群众自己斗地主，自己商议公平分田，自己选村干部。究其根本，中共土改不是简单地为了资源公平再分配，而是为了焕发人民群众内心当中的民主意识。中国共产党凭借正确的积极的土改工作获得广大农民的支持与爱戴，甚至吸引大批城市进步青年突破重重封锁，投入解放区怀抱。中国共产党依靠人民群众，在乡村，在省交界顽强生根发芽，由溪流汇聚成河，由南流向北，由西流向东，所到之处乡土风气焕然一新，恶霸匿迹、鸦片绝种，农村百业复兴。中国的土地革命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开创出一条新的道路，值得所有受压迫的国家与人民学习思考。在中共接手城市，发展工业化之前，广大农村经过土改与经济恢复，小农经济的潜力被充分激发，农民生活大为改善，吃穿用度基本可以自给自足了。

49-56

农村新民主主义发展遇到瓶颈

  49年至53年，国家以恢复经济、支援抗美援朝为主要目标，对资本主义实行包容政策。具体到农村，则为实行“四大自由”（借贷、租佃、雇工、贸易四项自由权）。经过三、四年的发展，农村经济基本复兴，但小农经济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负面效果逐渐显现。同时显现的还有毛泽东与中共官僚群体之间的分歧。

1、“党员能否雇工？”这个问题首先冒了出来。由于党员往往是年富力强的劳动力，在村中权力大威望高，因此快速形成资本积累，不断购买土地，直至由自己种地过渡到雇工种地，成为离地主只有一步之遥的富农。农村保留的这种资本主义制度也在思想上慢慢腐蚀着党员干部。一些党员为了能雇工牟利不惜放弃党籍。一些党员凭借手里的权力与财富成为村里的特权阶级，吃拿卡要，粗暴对待同乡农民。一些党员被旧地主以钱财美色收买，丧失党性，脱离群众，逐渐堕落为“小土皇帝”。中共中央及时发现问题，在各地农村开展整风运动。同土改相同，农村整风依旧是发动群众，开大会对干部进行审核揭批。基层干部起初担心这种整风会发展成“整人”，贫下中农会不分青红皂白趁机斗倒自己，瓜分财产田地或是防止干部复职打击报复。这种群众夸大问题、诬陷干部的现象确实出现了，但是经过调查组耐心细致的工作，各种案件都得到了妥善处理。这次清查既是对干部的整风，也是对群众的民主制度教育。总体而言，群众是明事理，能够秉公办事的。坚持党性原则的干部始终得到农民的拥护，少部分彻底腐化的，工作不称职的干部被群众撤职。绝大部分问题不严重的干部在承认自己的问题错误并检讨纠正以后，重新获得了农民的信任拥护。然而滋生剥削腐化的土壤，即农村的资本主义制度还没有改变。

2、农村经济虽然强势恢复，但前景并不乐观。在”四大自由“政策之下，农村资本主义自由发展，土地兼并现象日益严重。在资本主义早期，这种制度能够激发优秀劳动力的劳动热情，使全社会生产力提高，在农村则表现为粮食产量提高。当资本主义继续发展，土地集中以后，农村便会产生一部分人靠持有的资本（土地、牲畜、放贷）获利，剥削他人的剩余价值。受剥削的人即使努力也很难形成资本积累，所得与付出不匹配，劳而无地、劳而无望，最终丧失生产积极性。当时中国农村是小农经济与资本主义的结合体，农村阶级分化问题与日俱增，纷纷出现新的地主富农。地主富农没有能力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生产力水平便被限制在传统小农经济的范围内。结果便是农村粮食产量不再增长，并显现下降趋势。

3、连年战乱导致中国水利荒废，水患频发，农村以户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很快暴露出其脆弱性。遭遇灾害农户往往独木难支，只能离乡逃难。小农经济还有很多先天不足之处。中国幅员辽阔，但山地居多，单位人口拥有耕地面积并不多。分田以后，各家各户单独劳作，在用水、除草、除虫、作物选择上难免产生各种分歧矛盾。生老病死带来的人口变动又使土地分配问题变得更为复杂。

4、以上仅为农村的内部矛盾问题，更为要紧的是阻碍了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城乡矛盾问题。传统小农经济对城市工业发展具有先天的排斥性。中共通过“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成功解放城市，并不意味着农村对城市的经济封锁自动消除。由于小农经济能够自给自足，农民更倾向于将富余粮食储存起来，而非销往城市。城市难以获得经济作物发展工业，连口粮也日益紧张。粮价节节攀升，养肥了一群民国时期便从事倒买倒卖囤积居奇的投机分子。传统小农经济下农民耕作观念极为保守，不愿冒险参与技术革新，畜力耕作即是生产力上限。城市生产的工业品，不用说拖拉机这种昂贵复杂的工业机械，连新犁耙、小水车农民都不愿购买。单户生产的农民不需要，也买不起这些工业品。没有原材料，没有销路，国家工业化进程就只能停滞。

  以刘少奇为代表的部分官僚认为农村应该长期实行新民主主义政策，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的市场调节机制，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包产的形式从农村提取工业化需要的资源。等到工业化达到一定程度，农机化肥等现代农业技术相对成熟以后，农村再一步迈进社会主义，从小农经济改为集体耕作。如果出现严重的阶级分化阶级剥削现象也不怕，拥有枪杆子的党中央一声令下，基层就能令行禁止自动整改。毛泽东对这些观点进行了批驳，认为工业化与农村问题不能相互孤立地看待。我们不引述毛的论述，而是直接参考现实案例——印度和墨西哥。印度采用赎买的形式进行所谓“和平土改”，分地后持有资金的地主又把土地买了回去。墨西哥秉持资本主义理念，对农村放任自流。两国农村经过几十年发展最终都演化为一种近似奴隶制的大庄园模式，土地高度集中，人文环境极度恶劣，生产力较小农经济还有大幅倒退。农村各种技术停滞不前，一派“去工业化”的面貌。城乡严重脱节，政令不下乡，再加上农村生产力低下，粮食甚至无法自给自足，两国的工业便无法从农业中获得足够支持，因此工业发展只能大量依赖外资。由于农村贫富差距极大，庄园主更青睐海外商品，而佃农长工买不起任何工业产品，因此广大农村无法成为本土工业的市场，工业生产部门只能寻求外部市场。于是乎本土工业对外部的依赖度越来越高，资金、技术、市场、定价权都被西方发达国家掌控。两国历尽艰辛获得独立之后，又不得不开门揖盗，再度成为西方国家的经济附庸。拥有相似历史的发展中国家又何止印、墨两国？西方发达国家过去是通过侵略与殖民解决工业化原始积累问题的，而这条道路对工业后发的发展中国家已经关闭了。不消弭城乡差距，构建城乡经济循环，发展中国家的独立自主工业化只有失败一途，自主工业势力就要让位于买办工业势力。在买办与帝国主义内外夹击下，国家必然丧失经济主权。

农村社会主义集体化时代开启

  在毛成功统一了官僚集团的思想之后，农村全面开展渐进式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根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规定，秉持自愿互利原则，从互助组，向初级社，再向高级社发展。政府实行统购统销粮票棉票制度，城市工业化与生活有了保障，同时牵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合作化后，先进的农业技术得以推广，灌溉、种植、除虫、除草都有了统一协调。当互助组或社队达到一定规模，各村便开始组织建设，修水渠治水患、开垦荒地、打坝造田、翻地养土。事实证明即使现代农业科技没有到位，集体农业还是能够通过各种方法提高农业生产力的。社队的壮大与基建的需要使得工业品在农村有了销路。统购统销使投机分子彻底失业。从产量上看，总体而言互助优于单干，合作社优于互助。粮食产量也恢复了增长。

  实事求是地说，新中国虽然没有走西方国家“羊吃人”的工业化道路，但并没有完全摆脱利用工农剪刀差发展工业的路径。广大农民长期节衣缩食，从口粮中节省出经济作物供给城市工业化，上交最优质的粮食蔬菜换取外汇。工人待遇普遍优于农民，城乡生活差距十分显著。从数据上看，建国后三十年城市对乡村进行了长期的严重的“剥削”，那么为什么城乡矛盾并未爆发，致使工业化受阻或乡村失去控制？这是因为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很多经济数据无法体现的，城市对乡村的反哺得以有效施行。如卫生下乡，国家组织医疗队实地考察并治疗乡村流行病，下派卫生人员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大大提高了农村婴儿存活率与整体寿命；知识下乡，农村开展扫盲运动，推广普通话，使农民在交易时不受骗，为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与科学教育打下基础；政治下乡，赋予并守护农民民主权利，禁绝黄赌毒，颁布《婚姻法》保护妇女儿童，废除包办婚姻，实行一夫一妻。获得政治与福利保障的农村弱势群体更加拥护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反哺农村的同时，政府采取各种方式减轻农民负担，如打击贪污浪费，在城市开展生产节约运动，限制官僚工资待遇，领导人以身作则与人民同甘共苦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互助组并非中共组织上层的发明，而是由解放区农民最初组织试验的。单干农民一方面为了照顾村中的军属烈属，另一方面发现小农经济限制了贫下中农的生产力，便自发成立互助组合作生产。互助组农民发现生产力受到限制以后，主动申请成立初级社。在初级社的实践中，生产资料私有制导致生产计划、分红、岗位分配等问题层出不穷，农民又希望成立高级社。虽然建国后有相当一部分地区是由地方官僚主导推行的社会主义改造，教育示范工作没做到位，强制命令代替了自主自愿，但总体而言，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符合生产力发展方向，符合文化民风的进步方向，因而也符合大部分农民群众的期盼与意愿。如此之广如此之深的改革，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护，客观上也是无法完成的。在大部分农村地区的社会主义改造如火如荼进行中时，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地改革也被提上日程。

人口问题

  建国后全国大部地区进入和平年代，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人文环境大幅提升，共同导致生育率大幅提高，人口增长迅速。55年学者马寅初呼吁中国应该控制人口。鲜为人知的是54年党中央已经意识到人口问题并着手解决，开展节育技术研究，还从日本引进避孕套生产线。人口激增无疑会导致国家耕地与粮食紧张，生养子女过多也是当时农村贫困户吃不饱饭的一大原因。但另一方面新中国工业化刚刚起步，生产力极为低下，生产建设仍旧以人拉肩扛为主。工业原始积累与大规模基建的各个部门普遍存在劳动力紧张问题。抗美援朝后战争威胁远未解除，三战、核战、帝国主义威胁长期存在。边疆人口稀少并存在人口流失外逃现象，边防安全成忧。因此国家需要维持一定人口基数来保障国家安全。人口问题对于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来说无疑是个两难选择，中共高层采取的措施是不打击民众积极性，不影响工业化进程，秘密试点节育政策，做出成绩，提高了生产力，提高了民众生活水平，获得当地民众认可之后，再进行全国推广。

57-65

大跃进

  全国工农同心协力下，一五计划超额完成，国际国内形势也发生新变化。斯大林去世后中苏就路线问题产生分歧，外交转冷，各援助项目纷纷中止。全国上下工作热情高涨，希望靠国人自己的力量再进行一次飞跃式地发展。苏联停援打乱了中国的经济计划，导致中国工业化陷入资本短缺的境地，而中国的应对方式是下放经济权，促进地方的积极性，以劳动弥补资本短缺。二五计划为城市工业部门制定了超高的增长目标，相应的国家对农村的劳动力与粮食作物的征集指标也水涨船高，上了好几个台阶。与此同时国家与地方为农村布置了发展“土工业”、大搞水利基建、产粮还债赚汇等等任务。二五计划制定完毕，包括毛泽东在内的绝大多数领导干部都没有意识到，这个不切实际的农业目标会给农村带来多么沉重的负担。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应工业大跃进对资本与原料的迫切需要，国家决定加速完成乡村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人民公社。一方面国家希望通过制度革新，促成生产力的飞跃式发展。另一方面人民公社制度大大强化了国家对乡村的管理能力。国家可以就工业发展与外贸换汇的需要，指定公社大规模种植特定经济作物。人民公社作为大集体生产部门，也使得国家能更为高效地从农村征收粮食。往时今日不少乡建热心人士，如梁漱溟，认为这种做法是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对农村的无理掠夺。可除此以外，又有什么办法在资本与技术短缺的前提下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呢？没有国就没有家，没有工业就没有国防，这些道理大多数农民要比某些知识分子理解得更加深刻。在公社化运动的同时，大批农村青壮劳动力被抽调从事工业与基建项目，脱离农业生产。几千万农民进城支援工业建设，大部分农村壮劳力被组织起来进行各种水利建设。村民上山找矿，全民土法炼钢铁。学龄儿童被征用务农，荒废了学业。

  城市与乡村所有的新政策、新指标、新项目都在倒逼农业必须实现跨越式地增产，“以钢为钢”的前提是“以粮为纲”。遗憾的是，农业技术与经验方面苏联能给到的帮助极为有限，甚至可以说是自顾不暇，中国只能自行学习探索。58年国家提出“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为农业技术进步、增产增收指明了方向。“八字宪法”不但是农业现代化科研攻关，并最终实现生产力革命性突破的大方向，也是在农业科技实现突破之前，为农村提供一整套改良已有耕种方式，渐进式地提高农业生产力的指导思想。其理论与实际意义都是巨大且深远的。

  然而人类历史的一个客观规律是，试验与革新注定伴随着风险与失误，制度探索与技术研究皆同此理。农村大跃进运动中，一些地方干部没有搞清楚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含义和区别，没有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制度改造过于冒进，刮“共产风”，搞军事化管理，吃“大锅饭”。“一平二调”对群众的思想觉悟提出了超越时代的苛求，严重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集体住宿完全不顾民风民俗与群众意愿，是对共产主义生活机械的妄想。刚建立的工分制度还不完善，评工分时普遍存在偷工分、分亲疏、搞平均的现象。“大锅饭”吃空了存粮，还浪费了炊事班伙夫的壮劳力。在产量上，从中央到地方都刮起“浮夸风”。各生产队纷纷“放卫星”，从亩产上千到亩产万斤，高层官僚得知后甚至还希望加码到两万斤。农业技术革新不尊重科学，不搞研究论证，不搞先试验后推广，八字宪法执行情况一塌糊涂。土没分寸地深挖，肥不计收益得失地浇灌，秧苗被密植成了杂草，打麻雀，炼废钢。储运技术不到位却禁止家庭副食生产，大搞集中化规模化副食生产。58年天气风调雨顺，但农村壮劳力大部分被抽调搞工业搞基建，粮食棉花收割人员严重不足，导致丰产不丰收。

三年短缺、困难、自然灾害、人祸、调整时期

  58年下旬毛泽东意识到二五计划的制定与执行出现问题，屡次开会、约谈中央领导、下基层考察训诫，试图纠正漫延全国上下的冒进问题，然而效果并不明显。59年初农村出现春荒，情况逐渐危机。毛继续开会、约谈，仍无法扭转官僚集团的冒进观念，直至4月末迫不得已绕过官僚系统，向基层干部发表公开信，纠正工作中的技术错误、训诫干部端正态度、指示生产队包产要量力而行。到此时农业的真实数据、上报数据、国家原定计划、多个版本的修改计划完全错乱，毛的这条“量力而行”的命令意味着全国农业已然无法就二五计划按部就班地发展，计划经济已然脱轨。7月庐山会议，几天的讨论下来党中央就反冒进基本达成一致。而后形势突变，发生批判彭德怀事件与张闻天上书事件。从张闻天上书中毛泽东意识到否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回到新民主主义的思想在党员干部中仍然存在，于是借批彭的同时批判这种修正主义思想。随机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部分地检讨了大跃进中的错误，如计划制定头重脚轻，应以农、轻、重的次序制定经济计划。会议大幅下调了计划指标，通告各地依据实际需求炼钢，确保农业劳动力充足。另一方面全会批判了干部中的修正主义思想，号召各级党委继续坚持“三面红旗”政治挂帅，增产节约完成指标。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此次全会对冒进问题的严重程度显然认识不足。由于中央政府无法掌握地方真实数据，不知道基层的生产秩序已被完全破坏，修正后的计划指标地方实际上仍然难以企及。而当时更无人能料到，中国会在三、四年间连续遭遇大范围严重干旱。更让人费解的是，地方干部假借全会“反修”名义，推翻了初见成效的反冒进工作，再刮“五风”。与此同时苏联撕毁援建合约，撤走专家，逼迫中国还债。天灾加人祸最终导致饥荒爆发，各地方政府再也无法隐瞒，国家在极其被动的情况下展开调整和救灾。大量长周期建设项目紧急下马，三千万农民工返乡谋生，农村暂停公社化运动。中央政府在60年下旬提出，61年初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公布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补足农业轻工业，减产量增质量。更具有核心意义的是，毛泽东在会上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搞一个实事求是年”。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中共从惨痛教训中深切体悟到的精髓思想，只有及时纠错不气不馁才能保持一个政党的生命力、战斗力。

  三年困难时期是中国人民不愿提及的苦难岁月，也是中国人民坚定团结克服困难的难以磨灭的奋争史。中国按期偿还了苏联的债务，粉碎了苏联的讹诈图谋。农村为至关重要的国防项目与工业建设持续输血，保障了国家安全与工业持续发展。为了尽快恢复经济，当地男女老少与驻地官兵饿着肚子坚持完成农田水利建设。部分状况较好的省份如江西，积极救助逃荒难民，筹粮供中央调配救灾。62年山东部分公社的调整恢复工作卓有成效，迎来大丰收。62年开始全国情况明显转好，62、63、64年人口出生率达到历史峰值。粮食产量逐年走高，64年全国粮食大丰收。人民从打击中恢复过来，重振精神投入生产，迎接新的挑战。

大灾之后有大患

  62年初中央举办扩大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会议上毛泽东对政府所犯错误承担主要责任，其他主管干部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年灾害给国家与人民造成严重损失，不可否认的是这其中人祸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无论是当时的领导人与其他干部还是今日的我们都必须深入分析问题根源。

1、农业能否大跃进？建国前后农村实行了土改，通过制度革命大大释放了农民的生产力，切实地创造出一次农业大跃进。一五计划期间社会主义改造维持了农民生产力不下滑，但农民个体生产力已接近上限，继续大幅提高只有依靠科技进步。以我们现在的知识水平看来，当时中国离突破现代农业科技还很远，能做的只是对传统农业进行改良，根本没有跃进式发展的物质基础。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无论是合作化生产还是农田水利建设，对生产力的提升都是远期见效和持续性受益的，而不是短期的跃进式的。也就是说，国家期望并制定一个平缓上升的农业产量指标才是最符合科学规律的。这个错误可以部分地归咎于经验不足、科学水平低，但暗含其中的思想问题更值得深究。大跃进前夕中国的外部环境逐渐恶化，经过一五计划快速发展之后，发达国家的工业水平仍然另中国难以望其项背。全中国上至最高领导人，下至老人儿童，都急迫地想要追上工业化步伐，使中国再无外敌入侵之虞。这种急迫心情充分体现在钢铁产量年增长指标上。工业大跃进又压迫农业提供足够支撑，如果农业也能大跃进，国家发展将更为顺风顺水。于是乎朝思暮想的渴望潜移默化地成为自我欺骗的计划，全国上下都陷入粮食大跃进的美梦，幻想着农民终于能吃饱穿暖，幻想着工业不愁原料与外汇，幻想着粮食过剩要如何处理。理性的声音越来越低，计划指标越调越高，直到残酷的事实将大家的思想拉回现实。“小资产阶级狂热”这一评价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这是共产主义者最应该警惕的唯心主义思想。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拥有革命乐观主义、浪漫主义情怀的革命者，尤其应该提防唯心主义悄无声息地潜入大脑，顶替掉唯物主义意识。

2、“五风”背后的官僚主义。二五计划中央下放经济权，不久后基层乱象频发，毛泽东总结为“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但即使有这“五风”，也解释不通为何最后会酿成如此惨重的后果。“五风”只是点破了中共干部群体学习认识不足、头脑发热、好大喜功、好逸恶劳这一层，还没有触及干部群体暴露出的核心问题。1960年以前，毛泽东大概仍未意识到核心问题的存在，对干部的通信与指示中，语气仍然是抱有充分信任的。毛认为干部无论错误多么严重，只要还心系百姓，总不会出大的差池。比如江西省领导干部群体，他们以群众的安危福祉为宗旨开展工作，是能够在公社化运动与生产建设中及时发现问题并改正的。江西省自觉纠正“五风”，抵制上级的高指标与瞎指挥，保障粮食生产，成为受灾较轻的省份。遗憾的是，大多数省份的地方干部遗忘了“革命为人民”的初心，其中河南领导干部尤为典型，所作所为尤其恶劣。河南干部严重虚报产量，为了填补窟窿大肆掠夺农民，强征口粮、牲畜，甚至捆绑殴打百姓。土法炼铁本为了满足当地百姓生产生活需要，为了能“放卫星”一些干部竟然强令百姓砸锅炼铁，可谓本末倒置。当河南出现明显饥荒迹象，浮肿病大面积发生时，干部领导不救灾不调整，还在想方设法“捂盖子”骗中央。当权官僚长期拉帮结派，不学习不执行中央指示，反而利用中央政治风向乱扣右派帽子，打击异己。这样丝毫不顾百姓死活的干部，其问题不只是“五风”、工作失误、能力不足那么简单，而是更为严重的丧失党性原则、权力欲望熏心、特权思想根深蒂固，是企图复活阶级压迫的反革命性质的官僚主义。

3、路线分歧。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问题逐渐成为毛泽东劝不动，部分干部听不进的老大难问题。五十年代浙江永嘉县试点包产到户，试图证明农村“单干”要优于“合作”。这是拿成熟的小农经济与初生的社队经济相比较，显现增产迹象不足为奇。这种增产是激发农民个体的积极性带来的。个体积极性是无法无限增长的，而集体建设的成效却是可以累积的，长期来看“单干”注定会被“合作”超越。三年灾害与调整时期安徽省进行了责任田试点，结果是农业恢复速度明显低于全国水平，重回集体化后产量才追赶上来。单干对产量提升帮助有限，阻碍了社会主义的基层体制建设，对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损害更大。各地被迫分田之后各家只顾自家，抢田、抢水、抢房、抢遗产，老弱病残被弃之不顾，不是“人帮人”而是“人吃人”。包产到户确实不乏农民支持，其群众基础来源于人天性中的自利与短视，是顺从还是克服决定了我们做“兽”还是做“人”。再以农民对单干呼声最高的安徽为例。安徽缺乏解放区长期经营建设的历史，当地人自古以来又崇尚私营经商，对土地兼并雇工剥削不以为意，青壮劳动力的意见往往又比困难人群声量更大，结果是几任干部推行集体化的工作热情都被当地民风浇灭，最后被群众推着搞起包产到户。三年饥荒之后，安徽农民对耕种公共田地、公社缴粮抵触情绪更大，希望分田单干，少报产量，多自存粮食。新中国奉行的民主是民主集中制，应当用必要的“集中”来克服“民主”的民粹主义倾向。以人民权利为宗旨不等于要搞“尾巴主义”。当社会主义探索遇到困难时，党员干部自应当想办法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攻坚克难，而不应自觉不自觉地转向资本主义道路，向资本主义退让求援，因为资本主义道路注定无法带领群众走出困境的。中国搞了几千年单干，搞得盛世农民犹饿死，搞得列强横行无忌，能证明单干的合理性吗？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路线派总结经验教训，出台《农业六十条》，逐步完善人民公社制度。“六十条”从制度上限制“五风”，促进生产，完善基层民主。条例规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详细界定干部与社员的责权利，扩大家庭副业经营范围。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派主张退出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提出“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后一派由于身处一线执政，在国家发展路线的掌舵上逐渐占据上峰，抵制社会主义改造，放任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发展。62年脱困之后，一线官僚想方设法自行其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不良影响在农村逐渐显现。封建文艺糟粕复活，迷信之风再起。城乡差距不断拉大，教育与医疗资源分配严重失衡。城市居民与乡村农民的生活水平、发展机会天差地别，宛如两个阶级。这种待遇不公使农民愈发反感征粮，对人民公社合作化的信心和兴趣更低了。这时一线官僚不考虑如何加大对农村的投入，振兴集体经济，恢复群众信心，反而想做甩手掌柜，对农村放任自流，还期望以此方法能激发农民积极性，增加粮食供应。其结果必然是乡村资源分配与政治话语权越来越低，干部越来越不愿下乡，基层政治出现真空，导致宗族势力复辟。乡村与国家政治脱节意味着城乡经济脱节，征不到粮食，或者国家为了征粮，与地方势力权钱交易，欺压百姓。

  62年毛泽东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意图解决三个问题：群众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与有益性认识不足、干部腐化堕落的官僚主义倾向、部分党员资本主义自由化的错误路线。毛就社教运动的具体开展办法给出指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要秉承中共以往农村工作的优良传统，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以教育为主要目的，团结大多数犯错人员，使干部与群众关系重新恢复到鱼水相融的革命情谊上来。63年浙江诸暨市枫桥镇理解并贯彻了社教运动精神，取得了良好效果。毛获悉后建议公安部总结“枫桥经验”并加以推广。毛希望这次运动能够复现解放前后时期农村干部整风的积极氛围和显著成效，然而时过境迁、物是人非，相同的做法却没有换来同样的结果。一线官僚将社教运动扭曲为极端的”四清运动“，“枫桥经验”也被“桃园经验”取代。这些当权官僚不以群众为主体，组成万人工作组占领村庄，搞人海战术，致使政治氛围风声鹤唳，人民群众惶恐不安，民主与言论自由荡然无存。工作组对基层干部不是教育改造，而是人人过堂，非打即骂，酿成人命惨案。高级干部不作批评与自我批评，指使工作组揪住小偷小摸的公社小队长、小保管员狠批狠斗，甚至借机打击政治异见者，而对吴芝圃、曾希圣这样的”七分人祸”的首恶之徒竟然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回避追究官僚主义核心问题。在中央一线官僚的自行其是下，国家经济路线偏离毛泽东坚持的经济模式越来越远，城乡差距越拉越大。65年毛泽东震怒于农村医疗体系的荒废，发表六二六指示，发展农村合作医疗，建立三级农村基层卫生组织，训练赤脚医生。这一举措缓解了城乡差距不断拉大的趋势，但毛清楚认识到，这种”小修小补“已然无法解决当下农村农业发展与城乡协同发展的核心问题了。

66-77

文革大乱

  66年12月党中央发出1215决定，指示农村把社教运动与文革相结合，参与到文革运动中来。文化大革命初期以推翻党内高层“走资派”为主要目的，因此主战场在各大城市，农村更像是城市激烈斗争的陪衬。城市的混乱中还能分辨出一些派系区别，而农村就只能用一个“乱”字形容了。农村本就“三里不同俗”，每个村的人际关系网形态各有不同。农村又远离政治中心，大多数群众并不了解文革到底在“闹”啥。结果是农村跟着全国乱局胡闹一气，不同派别的干部势力、不同姓氏的旧宗族势力、游手好闲分子、政治投机分子轮番上阵、斗作一团。由于农村教育落后，大部分农民政治水平较低，没有能力参与并主导一场文化政治运动。以往农村群众只知道信任共产党，跟着党员干。现在部分党员干部腐化堕落脱离群众，农民一时间难免不知所措，“路线之争”更是让农民困惑。农民不懂什么是“右派”，“走资”有何危害，批斗“黑五类”只好糊里糊涂地搞成了“斗地主”。文革时期狭私报复、争权夺势在农村中普遍存在，“文斗”的原则也总被打破。为了结束文革乱象，中央下令各地方各部门组成革委会，接管政府治理职责。一部分革委会起到了平息乱局，恢复生产秩序的作用，一部分革委会被得势的投机分子把持权力，继续打压迫害异己者。当然也有一些村子民风淳朴、政治素养较高，当地干部深入群众、能力卓越，文革在这些地方就搞得比较合理适度，没有为闹而闹、整人害人，起到了整顿与教育的作用。

  政治乱象势必带来经济紊乱。不少干部和群众为了躲避挨整，弃地不种逃往他乡。一些农村频繁开批斗会就是为了偷懒不下地。当时为了完成支援红卫兵大串联的政治任务，各地开仓放粮，很快便库存紧张。全国粮食产量从66年到68年一路下滑，粮食危机迫在眉睫。毛泽东提出“抓革命促生产”口号之后，希望恢复生产秩序的干部与群众得以开展工作，极大地扭转了政治与生产上的混乱局面。文革前国家便提倡“农业学大寨”。值此动荡之际，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作为人民公社的成功典型，其示范鼓励、拨乱反正的意义变得更为重大。解放后，大寨村农民陈永贵主动脱离壮劳力合作组，加入老弱妇孺合作组，充分利用集体化的优势组织粮食生产，收成时在产量上还超过了壮劳力组，证明了集体化的优越性。建立人民公社后，大寨村造农田、修水利，从粮食贫困县最终建成为粮食贡献大社。大寨村的脱贫不是几家壮劳力户的脱贫而是集体脱贫，不是几个壮劳力发挥生产力的结果而是全员生产力被合作化提高的成果。大寨精神由周恩来总结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全国的人民公社也在学习大寨中，逐渐完善社会主义基层体制与生产模式，生产力稳步提高。

人类的社会主义农村伟大实验

  社会主义的农村具体怎么个搞法？要搞清这个复杂的系统性的问题，首先必须理解毛泽东始终坚持的，被排在大寨精神首位的“政治挂帅”。为什么曾经国内外有共产党员不相信中共的农村革命路线能够成功？为什么近代历史中全世界的本地土著总敌不过入侵的帝国列强？原因就是小农经济的农民群体，其综合素质要远低于工业国家的工人与军人，这其中最核心的素质就是组织纪律性，也就是“政治”。战争中“政治”就是战斗力的保障，经济建设中“政治”也是生产力的必需。想要农业生产力与现代工业社会相匹配，就必须让农民摆脱小农意识，建立现代工业社会的政治意识，进而带动农民综合素质提高，直至与工人阶级看齐。如果说农民积极种公粮、参加义务劳动是傻，是被“洗脑”，出工不出力、只顾自留地是不需要教导提升的，正确的人性表达，那么冲锋陷阵的士兵简直是愚蠢，是丧失人性，临阵脱逃的士兵倒应该被树立为“敢于打破成规”、“以激发逃跑积极性来提高部队存活率”的优秀典型。很多人想不通这个问题，究其思想根源，就是回答不了“农民是不是在道德和素质上注定低人一等”这个问题。

  资本主义也要搞“政治”来维持农业生产力与农民积极性。他们靠的是皮鞭、债务、把柄、人身依附，靠的是最终把人都替换成机器，然后卸磨杀驴，社会主义显然不能这样做。那么如何提高社会主义农民的积极性，保证农民的政治先进性？两个字——民主。文革前农村干部由上级指派，文革后基层干部由村民选举产生。如果只停留在这一步那就与西方票选制无异，势必会从“选票万岁”发展成为“投了白投”的假民主。基层政府，即当时的革命委员会实行“三结合”，军代表、干部代表和群众代表，所有干部参与生产劳动，接受群众监督。文革前生产计划由上级制定，强加于基层，干部在村中搞一言堂。文革后各大队干部与群众讨论明年生产计划，上报革委会。革委会组织公社开生产大会讨论并制定计划，上报中央。之后基层干部回到各队报告生产计划，宣传中央精神。人民公社不断探索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实现方式，工分制度也在不断完善当中。譬如一些公社的工分评定采用“自报公议”的方式，经常对落后分子开批评会而不是批斗会，有效杜绝了“大锅饭”现象。这种频繁举行的村会不是只为了统计工分而浪费时间精力，它还兼有思想教育、时事宣传、生产总结、邻里调解、沟通感情等等社会深层治理作用。这便是民主集中制的实现办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干部参与劳动，群众参与管理。在文革发动后的人民公社中，农民为自己生活水平提高而干，自己决定如何去干，还自豪于为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全人类解放而干。这不但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还大大激发了农民的自主性。因此“抓政治“与”促生产”是有机结合的，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保障了政治与生产的紧密结合。

  民主的权力来自于制度的赋予，更来自于自力更生的能力与实践。一个经济上附庸于他人的群体是无法真正获得民主权力的。建设人民公社主要依靠党员发动人民群众，因地制宜改善生产生活条件，而非依靠国家支援。国家与公社集体对于贫困生产队的帮扶也是以物资援助为辅，助其提高生产力直至自食其力为主。公社吸取大跃进时期教训，一切生产建设安排更讲求实效。大锅饭有益于生产节约时便开灶（一般是生产队集中力量搞农田水利建设时），不利时便闭灶。新修的公共住房不再是“共产风”的大通铺，而是更人性化的独门独户。文革时期全国人民公社兴修水利，中国农村的灌溉系统大部分是在这一时期修建的，使中国农业受益至今。公社不断改良土壤增加耕地面积，大量盐碱地被转化为良田。由于机械与化工技术落后，各个公社只能充分发挥自身能动性，在种植技术上不断做试验做总结，反而发展出一套生态农业的雏形来。间种、轮种、养土、生物防治、副食生产带动有机肥增产。这样一套健康、环保、可持续发展农业模式在当时便获得了全世界科学界的关注。

  搞生态农业不意味着人民公社抛弃现代科技。文革时期农村开始推广种植自研的早期杂交水稻，增产明显。国家通过四三计划引进化肥与化纤技术。化纤厂解决了穿衣问题，使大量棉花地可改为粮食用地。四三计划化肥厂于77年至79年投产，补上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最后一块空缺，彻底解决了中国人吃不饱饭的技术上的问题。中国人民解决了国家从饿到饱的问题，还要解决广大农民如何从贫到富的问题。事实上相同技术条件下，小农精耕细作的产量要高于机械化种植。但由于精耕细作需要大规模人力投入，所以不实现机械化农民的个体生产力便无法提高，也就永远富不起来。文革期间依靠集体制优势，农村大力推广机械化。通过工农结合、产学研结合，工农业部门都想方设法将现有技术运用到一切生产环节中，提高生产效率。农村不断引进拖拉机、播种机、收割机、磨粉机，后期又有了发电机、抽水机，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这些工业制品都被城市工厂抹去了“工农剪刀差”，以低廉的价格售予人民公社。农业机械化在资本主义国家造成大量农民失业，形成贫民窟与城市流民群体，而这并未发生于实现机械化之后的人民公社。为了增加公社自主性，推广工业技术，最终实现城乡平价交换，国家号召并支持农村人民公社发挥农村社会主义集体化的优势，创办“五小工业”，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五小工业”吸纳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尤其是提高了妇女的生产力与社会地位。“五小厂”生产的工业品大大改善了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同时还支援辅助了城市的大工业生产。

  为何大跃进时期农村只能炼废钢，文革时期就能生产出合格的复杂工业品？一方面是中国工业技术趋于成熟，更重要的是知识下乡、教育普及。文革初期知识分子普遍（自愿或非自愿）下乡劳动，与群众相结合。接受“再教育”之后一部分科学家回到岗位，参与军工、农业、基建等国家急需的应用科学研究。文科与基础科学领域的科学家则留在农村，与下乡知青共同担负起普及基础教育的工作。文革十年农村中小学义务教育参与率达到历史巅峰，而教育改革使得农村子女能够随时随地学以致用。教育资源下乡使得中国的基础教育更加公平，农民的发展权得到保障。教育普及带来农村整体文化水平提升，几乎每个公社都成立了自己的科技站。农村科技站从事着五花八门的与农业相关的研究，如育种、昆虫研究、细菌研究、肥料发明。农村科技站分担了主力科研院所的实验压力，同时将主力院所的科研成果进行在地化适应性研究，比如杂交水稻在本地土壤的高产高效种植方法，完成了科研迈向生产的最后一步。当然，科技站也是面向农村儿童的科普教育基地，丰富的教育资源使得文革中长大的农村子女成为新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批农村大学生。农村文化水平的提升，“五小工业”的推广，又为中国培养了一代来自农村的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能工巧匠。

  文革十年工农剪刀差不断缩小，农民待遇不断提升。尽管社员工资很低，但人民公社义务供应的福利保障非常多。文革期间中国并非无灾无患，但在人民公社群众与干部的长期水利建设与灾时积极应对下，不但没有再出现严重饥荒，还创造了粮食产量节节攀升的好成绩。农民不再“看天吃饭”，还有力地支援了工业发展。农村医疗水平提高，婴儿存活率提升，公社制度下精神压力较小，农村平均寿命因此不断增长。然而这也导致农村生育率居高不下，人均耕地也越来越紧张。71年国家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号召“晚、稀、少”。随着公社的集体化养老助残体系逐步完善，思想教育宣传使农民觉悟进一步提高，计划生育政策将以发动群众自主自愿的形式稳步推行。

  八十年代初学者调研，结论是至1980年，30%人民公社经营良好，30%表现极差，中间的40%有发展潜力也存在危机。人民公社运动当然不是一帆风顺的，尤其是在文革时期，高层政治斗争异常激烈的背景下，很难不受到来自上层的冲击。而人民公社制度自身也有一个需要克服的短板，那就是人民群众本身。一些农民不了解民主精神，不习惯民主权力，往往是放弃自主权，把权力又还给官僚或投机分子头目，成为他们政治斗争的“工具人”。一些公社政权长期被仗势欺人、作威作福的投机分子把持，大批社员只是忍气吞声。一些公社不能善用民主权利，集体旷工，瞒报产量，怠慢荒废政治学习。一些表现极差，食不果腹的公社并非因为资源条件恶劣，而是因为当地农民只种自留地，撂荒公田，年年领救济，宁可去周边村乞讨也不卖力。针对农村不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与文革精神的种种不良现象，全国先后开展”破四旧立四新“、”批林批孔“运动，旨在革除民众盲从权威、屈从官僚的封建意识，自私自利的小农、小商贩意识。与毛发动的多次其他运动相同，其目的都是解放民众思想，使民众争取到真正的民主，自然而然也受到了官僚集团的歪曲阻挠。在官僚集团之间政治斗争、争权夺利的负面干扰下，人民公社通过文革十年建设，仍可说初见成效。农田、水利、机械化、农药、化肥、种子，各种农业现代化要素逐渐补齐，可以说农业这棵“桃树”已经结满了即将成熟的“桃子”，等着后人来摘。如果没有政治斗争的干扰，如果上层官僚能给予基层更多正确的指导帮助，如果人民公社能够继续发展下去，中国的农村乃至城市会是什么样？没有人能够回答，因为被斩断的历史是没有话语权的。

上山下乡

  68年为了缓解粮食压力，应对城市岗位不足问题，毛泽东发动“上山下乡”运动。这是第二次“上山下乡”运动，和56年第一次“上山下乡”运动的规模天差地别。第一次“下乡”是政府号召，全凭自愿，而第二次“下乡”在文革的政治环境下，可以说是强制性的。就个人的真实心态来说，绝大部分家长反对“下乡”，而大部分青年受政治氛围感染，在最初是自愿参加“下乡”运动的。为了缓解城市压力，三届高中毕业生远离父母亲人下放农村。原则上满16岁才能下乡，实际上最小知青只有13、14岁。今天从人文关怀角度重新审视“上山下乡”，该政策确有过于残忍的一面，“一刀切”的政策也不符合因材施教的科学育人方法。但回到当时的时代背景，很多初中毕业生被迫下乡，是因为高中教育仍然是稀缺资源，城市没有能力为这些青少年提供就业岗位与继续教育机会。

  如果把“上山下乡”政策仅仅看作政府为缓解经济压力而巧立名目，这种对历史的解读方式便有些狭隘单一了。城市知青下乡劳动，与广大农民群众同吃同住，这种身体力行的“再教育”洗去了城市青年身上有的，或可能滋生的资产阶级思想与特权意识。城市青年为农村带来了科普知识，带来了更为先进的革命思想，破除当地迷信，推广新文化。广大知青开垦荒地，支援了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广大知青深入西部腹地，深入到人烟稀少的边疆地区，为三线建设与边境安全贡献重要力量。知青与农村的交融，知青与知青的交融促进了华夏民族的融合统一，撼动了农村旧有的宗族秩序。这些知青，从下乡初艰难扎根，到跟上生产步伐，在乡土中长大成人，进而又成为人民公社的一支进步力量。不少知青成为赤脚医生，成为乡村教师，成为科技员，成为“五小厂”领头人，成为村干部。受到群众认可的优秀知青进入大学，最终成为国家的科研与管理人材。来自科研院所的农业新技术，来自先进公社的生产建设好经验，文革后期的五小工业，皆因为分散在各个农村的年富力强的知青才得以快速推广。然而，事物不总有正面这一面，一些地方恶势力恶官僚冷漠排挤甚至迫害下乡知青，一些官僚子女假下乡真镀金，霸占大学与参军名额。73年毛泽东收到福建知青父亲来信以后，指派周恩来整治对知青违法犯罪行为，查处违规违纪走后门。改善知青待遇，把知青组织起来，为他们减负，派技术员帮扶他们生产，为他们提供学习环境。制度方面，政府对下乡年限，下乡地点都做了更为人性化的调整。由于个人性格、生活际遇的不同，知青一代对“上山下乡”的感情也大不相同。有人感谢“上山下乡”磨练了意志，陶冶了情操。有人痛恨“上山下乡”遭受了苦难，蹉跎了岁月。所有这些感情都是真实的，也是值得他人同情的。评判一段历史一段回忆，人的判断很容易被情感左右，但做出什么样的结论，只决定于站在什么出发点上。一个关键问题便决定了一个人是站在什么出发点上，而这个关键问题就是——人是不是平等的人。对“上山下乡”历史，对知青的一段段经历，我们都应该多想一想，同龄的广大农民子女又是怎么样的？他们在历史研究中受到了相等的关注了吗？他们文革后的生存状况与知青一代相比如何？事实不必多言。如果说“上山下乡”是对一个城市青年资源上的剥夺、政治上的削弱，把“上山下乡”看作某种不公的惩罚，那么请受害者们看看清楚，这暴戾恣睢的惩罚者不是“上山下乡”政策本身，不是意图使华夏全体儿女共同成长的政策制定者，而是打断城乡一致化进程，拉大城乡差距，制造阶级分化，矮化、失能化农民群体的政策与其制定人。

78-91

新政府、新理念、新战略、新政策

  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中央推行取缔人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政策，主要是因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新一代领导班子政治理念与上一代有所不同。新领导班子衷心认为他们坚持的一套农村政策能够大大激发农民活力，进而提高农村生产力。而包产之后进一步在农村扩大市场化规模，放开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发展，更有利于激发农村经济活力，使农民致富。以上“包产到户”政策来自政治理念上的推动力，全国上下来自现实的推动力也很多。对当时的政府来讲最为迫切的治理需求就是甩包袱。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工业化科技化发展从毛时代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量入为出、农业资助工业、工业反哺农业的模式，转变为依靠外资内债、大进大出外向型经济、高负债高增长模式。如此一来中国便不需要从农业中征收大量剩余价值支持工业发展。由于农产品与工业品价格存在显著差距，各个人民公社对城市工业部门都有欠债，账面上多为赤字。毛时代因为工业有义务反哺农业、国家有义务缩小工农剪刀差，因此这些赤字由国家担保。而改革开放后国家建设重心全面集中到城市与工业上，工业与国际大市场接轨，与本土农业脱钩，这些赤字便成为国家不愿再背负的负担。同样被国家甩掉的农村包袱，还有“政社合一”、“以工补农”制度下国家对农村的政治关注、知识人才输送、基础建设支援、福利保障投资等等。

  政府换届后，社会风气也为之一变，以良性竞争为借口的自私自利愈发盛行，奉献与平等的精神不再被大力弘扬。知青纷纷逃离农村返回城市，进而带动医疗教育资源逃离农村，同时党的干部人才也追随国家战略转移而逃离农村，人民公社便成为脱离国家母体的政治独立体。人民公社这个独立体不但无法再从国家获得养分，还会被国家吸取一切优质营养供给城市。除了环境、矿产、土地资源外，青壮年劳动力、能工巧匠、农村大学生，所有这些农村人材都是国家与外国资本发展城市工业所渴求的人力资源。为了让他们背井离乡进城生产，就必须拉大城乡差距，打散基层组织，压低农村的独立性与生活水准。于是解散公社、“包产到户“实行之后，国家撤除了对农村政治、福利、生产上的关注与支援，不但使国家甩了包袱，还促进了农村资源向城市流入。

  78年一些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比较失败的地区便秘密开始尝试“包产到户”，82年国家推行“包产到户”政策，原则“宜统则统宜分则分”，但“政社分离”的制度改变冲击着人民公社的集体生产模式。党员干部明显感受到了政治风向的变化，为了获得晋升便在属地积极推行“包产”政策。少部分反对“包产”，坚持集体经济的基层干部等同于自主放弃了晋升机会，甚至还需要东躲西藏以逃避上级领导的逼迫。大部分农民起初反对解散公社，但在大的政治环境与人文环境变迁下，一部分朴实的农民决定相信政府，支持新政策，而一部分头脑活泛的农民发现，新体制下自己有机会谋取更多私利，便从反对转为积极支持新政策。解散公社后这些投机分子有的人把持政治地位谋取私利，有的人霸占农机器具从中渔利，有的人在国家否定集体所有制、推行承包制的政治背景下，捷足先登大搞承包，将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矿产、工厂据为己有，不久便富甲一方。贫富分化现象迅速加剧，不过这都在新政府“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计划之中。计划之外的是，农村先富者主要是靠占有资本致富，而非多劳多得。87年国家强制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的人民公社制度由此退出历史舞台。

”包产“解决粮食问题了吗

  当然，国家“大撒把”对农村并非全无好处。国家不再需要农村上交大量粮食和经济作物支援工业，客观上为农村减了负。农民手里有更多的耕地可以自由处置，生产自家需要的主粮或副食。”四三计划“化肥厂投产后，粮食产量大幅度提升，农民种粮不但能满足自家需要与国家征粮指标，还能积攒不少余粮。82年全面推广“包产到户”以后，各家各户在新政策下可以出售余粮，家庭的私有财产得以快速积累。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家收购粮食的价格较高。一方面是毛时代补贴农业政策的延续，另一方面是华国锋政府的全民提高福利待遇政策的产物。在当时出售余粮的收入相当可观，因此农民耕地的积极性大大提高。没有公社的教育和约束，大量儿童被家长命令辍学，参与到家庭”单打独斗“式的生产竞赛当中。83、84两年粮食产量疯长，这一现象被称作”一包就灵“。不过这些数据之中存在不少水份，公社”分家“后，农户在这两年趁着粮价处于高位，将分得的公社余粮全部出售，造成数据飙升。因此“包产到户”政策对农业生产力的提升，并没有乍看起来那般”点石成金“的功效，更不用说农业今日获得的成就，绝大部分来自于前三十年的乡村建设与科技攻关，”包产“最多也只是锦上添花。全国口粮充足与国家征粮减少，为副食品大发展开辟了通道。82年乡镇工商业取消限制，放开农副产品购销。85年计划外粮食棉花与所有农副产品全面市场化。国家的经济模式与经济政策变动前，副食品市场需求端与生产端长期存在巨大差距，因此市场的骤然开放产生了泄洪一般的效果，转型生产农副产品的农户，和在城乡间倒买倒卖的中间商短时间赚取大量利润。随着市场逐渐饱和，副食品生产的利润也如洪水褪去一样归于平静，回到小农经济本来的低水平状态，失去了对农户的吸引力。

  市场规律同样影响着主粮的经济与政策。由于粮食逐渐过剩，海外进口粮食价格又远低于国内收购价，因此政府决定大幅下调粮食收购价，扩大市场化范围，使主粮逐渐与国际粮食市场对接。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大农场可以将粮食价格压得极低并维持盈利。”包产到户“使中国农民退回到精耕细作的小农模式，个人积极性能提升的生产力与农业规模化机械化赋予农民的生产力相比微不足道。粮食的溢价消失了，种子化肥失去公社补贴之后价格也水涨船高，种粮不再是一项赚钱的买卖，农民也就纷纷退出农业生产。依照经济规律市场会自动调节供应，粮食减产粮价上升，农民自然会回来种地。但事实上单干农民如何努力都竞争不过海外粮食，农民脱离农业就是最符合市场规律的选择，即使国家生存命脉逐渐被国际资本掌控。85年粮食减产，86年发生旱灾，88年粮食库存出现危机，国家进口粮食比例过高，此时以陈云为代表的中央经济领导开始重视粮食安全问题。由于”包产到户“政策不宜更改，小农经济不得不继续存在，国家只能依靠种粮补贴、耕地红线等政策支撑农业，维系国家粮食安全，直至新世纪农业农村发生新的变化。题外之言，在粮食危机这段时间，欧美没有对中国发动粮食战，用整垮苏联的方式对付中国，主要是因为中国通过三十多年的努力，已经解决了生产粮食的技术性问题。如果出现粮食短缺，中国只需要扩大生产即可。

  农民如何依靠农业致富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单位农民生产力如何提高的问题。”包产到户“为农户开放了自主性与积极性的狭隘提升空间，却剥夺了现代科技与集体优势对个体的广阔赋能。”包产到户“所激发的农民积极性，大部分来自于短期的政策与市场红利，即当时的高粮价和副食品供需不平衡，而非市场化与责任制的长期作用。短期的生产力提升与农民获益消退之后，人民公社解体对农业长期的不利影响也逐渐显现。由于公社解散，单户农民无力负担农机成本，农田也被分割得支离破碎，大部分农村的农业机械化半途而废，农户的生产力上限也就被限制死了。一个说法是中国山地居多，不适合搞机械化规模化农业。但事实上人民公社多年来不断修整土地，已经创造出大面积的平整耕地。中国也并非全是山地，比如东北地区土地平整肥沃，先天适合大农场作业。山地梯田亦可以因地制宜，开发小型农机。当公社解体，集体优势逐渐退潮之后，人民公社的集体优势才逐渐被人们认识到。”包产到户“以后农民依旧受益于公社时期修建的水利工程，随着水利工程年久失修逐渐荒废，农民重回”靠天吃饭“，粮食产量也开始下滑。虽然文革时期一部分水利工程属于当地公社领导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由于没有实用价值而荒废，但大部分工程是由于公社解体，无人负责管理而自然荒废。一些偏远落后地区，人民公社时期没有完成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包产到户“以后依旧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公社解体后，失去了国家的技术帮扶，失去了集体的集思广益、组织协调，农民”单打独斗“，种植方式变得野蛮粗放，只顾短期收益。农民为了增产过度使用化肥农药，不再像公社时期一样深耕养土，导致土壤逐年恶化，产量难以维持。草原地区没有了公社协调管理，牧民在自己家的生产领地过度放牧，导致土地逐渐荒漠化。

”包产“给农民带来幸福了吗

  解散公社、“包产到户”不应被看作新一届政府专门针对农村而单独制定的政策，而是应该把它们放在七届二中全会“将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这一大战略的系统之内考量。该战略明确指出国家在分配政治与经济资源时将减小乡村占比，增大城市占比，或是直接抽取乡村资源供给城市。为了减小改革阻力，就势必要以某种形式补贴乡村。也就是说，农村的新政策——解散公社、“包产到户”就必须被解读为是对农民有利无害的。可无论乡村政策怎么变，资源持续不断地从农村流向城市，才是国家大战略的目的与结果。82年农村实行乡政府村委会自治制度，村主任由村民票选产生，上级党委或村党委选定一名党员干部作村支书。但在“以城市为主”的大战略下，村支书得不到组织的足够支持，在村中威望远不及全村推举的村主任，升迁仕途更是一片灰暗。村支书失能现象意味着政府放弃了对乡村基层的政治关注，那么乡村事实上成为实行西方票选制的资本主义自由化的自治区。村民关系从合作变为竞争，血缘纽带自然而然成为村民争夺政治与经济资源的首选工具。在这种体制下乡村宗族势力重新掌权，政治环境迅速向着封建旧农村的方向退化，邻村之间也由于宗族矛盾、资源争夺而械斗频发。村主任从贿选到霸选，干部岗位、村办企业、自然资源全被其家族宗亲霸占。封建时期农村的社会法则便是“儿子多势力大”，如今“多子多福”再度成为农民奉行的宗旨，各家各户展开生育大比拼。这并非是农民思想愚昧落后的表现，而是农村政治环境退化后，农民在乡村斗争与生存的真实需求。八十年代乡村人口爆炸式增长，89年达到11亿人口，计划生育不得不以极为残酷的方式强制执行。封建制度回归势必连带着封建文化回潮，迷信、土葬、色情、毒品悉数回归。推崇阶级观念的封建宗教再度登上“大雅之堂”，骗取村民钱财的同时还染指基层政治权力。各地乡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之外，还有一套儒教规范、还有宗族家法、当然还有伊斯兰教法。一些乡村甚至出现新生的邪教组织，和境外情报部门指使的外国宗教团体。

  事实上宗族势力回归的村庄尚属情况较好的地方，因为封建农村当中养老、救济等一些福利保障制度也一并回归，填补了人民公社解体后留下的社会治理空白。很多乡村由于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成为”空心村“，老人无人赡养，自杀问题极为严重。医疗卫生由乡村独自承担，仅存的一部分赤脚医生转职为乡村医生，但无论是乡村诊所还是当地农民都没有能力承担医疗开销，结果是农民”小病不看，大病不治“。基础教育完全被丢给乡村集资办学，校舍简陋危险，师资力量严重不足。留守儿童既得不到教育，也得不到关爱。农家子女唯一的出路便是到县里的寄宿中学上学，而这对农民家庭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基础教育辍学问题、女童受教育机会不平等问题愈发严重。勤劳的中青年大量离乡，乡村人口比例失衡，把持村权力的不是宗族而是留在村中好逸恶劳的流氓恶霸。这些村霸无法无天胡作非为的背后，是乡村政法体系与社会秩序的崩塌。八、九十年代军火村、诈骗村、贩毒村、拐卖村、邪教村层出不穷，进入新世纪以后都难以禁绝。

  新政府在实行”包产到户“政策的同时没有改变土地的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没有采取”四大自由“的政策，有效防止了地主阶级的出现，也为普通农民保留了最后一层生存保障。这层保障把进城务工农民的养老、教育、生活救济等社会负担留在了农村，大大节省了城市的开支，使农民工成为既优秀又廉价的劳动力。这也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制造强大的国际竞争力最主要的来源。另一方面没有实行农民土地私有制也为政府征地提供了便利条件。无论乡村多么独立，村的意志毫无疑问要服从于国家意志。当一个村受到政府足够多关注时，村支书的权力是很容易压过村主任的。趁着“包产到户”初期的高粮价短暂福利期，政府卸下了乡村社会治理的担子，且没有放弃不断抽取农村资源。福利消失后农民身上的沉重负担便凸显出来了。”三提五统七站八所“，这些杂七杂八的税收和摊派一部分是国家为了建设城市而继续向农村收缴的农业税，其它大部分则是为了填补人民公社解体后出现的巨大的社会治理空白。无论是贯彻落实中央指示，比如计划生育，比如禁止靠山吃山，还是维系农村必要的民政、规划、教育、医疗，原先统合在人民公社体系内的治理职能被分散于多个新设立的基层部门，形成一个庞大的需要农民供养的基层官僚群体，使农民不堪重负。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政府解散了人民公社，但保留了农村的义务劳动制度，农民时不时要被地方政府征用做白工。进入八十年代末，国家在经济、政治、外交上都出现危机。政府疲于应对，无暇顾及农民问题，只能是一遍遍宣传”包产到户“初期给农民带来过的”巨大“福利。若说“包产到户”有什么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实绩，它确实在国家困难时期为政府减轻了政治与经济负担。

落日余晖，乡镇企业

  在农村走向落寞的过程中间有一个小插曲，那便是乡镇企业昙花一现。包产到户以后，一些人民公社时期的乡村“五小工业”没有因为公社分家而解体，而是以各种方式继续存活发展，在“五小厂”基础上建立的乡镇企业遍地开花。由于农村先于城市放开市场化，全中国庞大的轻工业市场需求迅速被这些乡镇企业占领，乡镇企业出乎政府的预料异军突起。87年乡企产值超过农业，这一时期依托乡企致富的不少农村，村民的待遇超过了城市居民的平均水平。 政府起初欣悦兴奋于农村经济的兴旺发展，不久便转喜为忧，最终决定利用政策遏制乡镇企业自由发展壮大，于是乎乡镇企业短时间内大量倒闭，仅有少部分佼佼者顽强拼搏，存活至今。为什么中央作出扼杀乡镇企业的决定？因为当时的乡镇企业有两大问题无法解决。

1、乡镇企业自身普遍问题重重，发展前景并不长远。大部分企业的技术来自于公社“五小厂”，而“五小厂”的技术来自于国家科研和城市工业的技术下放。制度变革后这条技术输送链断掉了，乡镇企业无法从容获得技术提升，跟不上城市轻工业的技术进步步伐，更比不了国外的成熟技术。改革开放后城市轻工业迅速发展壮大，乡镇企业的衰败是注定的结局。乡镇企业严重的污染浪费问题同样需要国家及时干预。污染问题一部分是因为乡镇企业技术落后，更主要的原因是乡村与国家政治脱节，没有了中央与集体的管理和引导，农村生产理念从顾全国家大局转变为急功近利不择手段。大部分乡镇企业盈利所得都被用于提高个人或集体的生活水平，或是扩大生产规模，亦或者被“温州抬会”这种新兴的金融诈骗活动洗劫一空。极少有富于远见的乡镇企业将盈利投入到技术研发当中。由于缺乏中高端产品生产技术，乡镇企业产品同质化问题十分严重，很快便出现低端产品生产过剩现象。

2、乡镇企业的兴旺使农村实现了一种现代化的小农经济自循环，农村不但实现了粮食自给自足，日常生活所需的轻工业品也能自产自销。由于毛泽东思想设计的城乡互助城乡循环模式被新政府放弃，那么农村工业化自给自足便意味着，新的“农村包围城市”的经济局面出现了。自然资源被农村的乡镇企业就近占用，城市工业陷入严重的原料短缺困境，城市的重工业与轻工业濒临停工。家乡有了乡镇企业，农民也不愿意进城务工了。没有廉价的原材料和劳动力，外资随时有可能放弃在中国投资建厂。城市不但要发展技术更加成熟的轻工业，还要继续发展提高重工业和高端技术产业。城市停产意味着国家的工业技术革新陷入停滞。城市工业部门纷纷向中央施压，呼吁叫停乡镇企业。我们稍微回想一下，是否感到这一切都似曾相识。清末民国时期城市工业摧毁了农村副业，致使农村凋敝。土地革命后“农村包围城市”，城市又陷入经济危机。这显然是一种发展的自然规律，而毛经济模式便是人为设计的一种跳出自然规律，城乡协调发展的第三路线。既然新政府不愿走毛经济路线，那么便只能选择所有发达国家都验证过的，牺牲农村发展城市的路线。政府在下令乡镇企业给城市工业“让位”的同时，为乡镇企业指出了一条生存道路——“两头在外”。乡镇企业不但要打通原料进口渠道，还要想尽一切办法提高商品竞争力，冲击成熟发达的外国市场。历经千难万险走通这条道路，存活下来的乡镇企业可谓凤毛麟角。

百村百态

  小岗村自建国以来一直是严重贫困村。小岗村自然条件并不恶劣，制约小岗村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是当地农民低迷的生产积极性。大片的公田被村民荒废，各家只精心饲弄那一小片自留地。每年小岗村生产的粮食都无法满足本村口粮需要，更达不到国家征粮的基准线。国家为了扶持小岗村，一再降低该村的征粮基准线，但小岗村始终达不到目标，每年国家还必须运粮救济村民。人民公社时期小岗村人的生产积极性始终没有被调动起来，外出行乞倒是蔚然成风。78年小岗村18名壮劳力秘密分田单干。由于国家给小岗村设立的征粮指标极低，因而村民很容易便交齐了征粮，而富余的粮食又以当时的高价卖给国家。小岗村吃了政策的两重红利，生产的积极性终于被激发出来了。如果说“包产到户”终于让小岗村吃饱了饭，那么这一大碗“饭”就是国家前三十年奋斗得来的种子、化肥、水利成就，而积极性就是那副筷子。“包产到户”以后，小岗村终于愿意拿起筷子吃饭，而不是瞪眼干看等着喂饭。小岗村的选择决定了自己的命运——“一朝迈过温饱线，四十年没进富裕门”。究其原因，2003年小岗村书记沈浩看得十分明白，想要富起来，还得重走合作社这条路。2018年，通过发展集体经济，科技下乡，新媒体经济，小岗村终于脱贫。

  一些地方村干部放弃仕途，坚持带领村民走集体化道路，依靠乡镇企业集体致富。华西村在公社时期基本实现了农业机械化，于是全村耕地只交给五个种田大户负责，其余人和村长一起发展乡镇企业。由于华西村公社时期的“五小工业”基础也比较好，集体制下的乡镇企业很快便发展壮大，80年总产值便突破一亿圆。大邱村在农村放开市场化以后，斥巨资引进顶尖人才与先进生产线，开办乡镇钢铁厂。大邱村的钢材质量顶尖，又赶上“价格闯关”时期原材料价格飞涨，大邱村90年人均收入达到了全国平均水平的十倍。南街村起初响应政府号召，将面粉厂包给个人，不成想厂长贪污税款工资后潜逃，南街村便决定重回人民公社制度，搞集体化经济。南街村在生产上不但追求“广”，还追求“精”，通过积极研发、引进外资，南街村的企业在市场化竞争中生存下来，一些品牌甚至在国内独占鳌头。南街村比生产成就更值得关注的是分配方式。南街村继承发扬了人民公社的制度和精神，工资制占一部分，福利分配和公共设施占其余部分，前一部分小而后一部分大。不能认为南街村是迈进了共产主义，而应该理解为南街村所推崇的是概念扩充了的集体化的“按劳分配”。

  这些依靠集体化而成功的乡村，仍不免成为制度的孤岛，而人民公社是国家经济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不能将他们与人民公社等同起来。在乡镇的政治孤岛上独立发展，发展水平往往取决于村带头人的个人能力，久而久之村内政治生态容易变为“一言堂”，还有可能发展成子承父业的家族政治。华西村作为一个集体在市场经济中单打独斗，没有国家的方向指引，村领导人和村集体的智慧略显捉襟见肘，致富多年后发展遇到瓶颈。华西村没有及时进行产业升级，备战去产能，发展金融业失败，导致严重负债，“亡羊补牢”式产业转型的效果亦不明显。大邱村领导班子在乡村独立的政治世界中不断劣化，从代表群众的好干部变为代表家族的大恶霸。村长禹作敏在大邱村建立起自己的独立王国，目无法纪、私设公堂、侵吞公产、剥削乡里，最终事发伏法。南街村的问题在于，它可以为村民提供充实富足的生活，甚至能够为大量外来务工者提供优渥的待遇，一视同仁的尊重，但它无法将自己的成功推广到其他村庄。在市场化竞争下，它的成功甚至会压制从事相同产业的其他村庄实现集体致富。

  在国家战略转移的新时代，大寨村褪去了身上的光环却难改长久以来的思维习惯，周家庄因为自己的“固执”在人们的视线中一闪而过，两个村庄都怀抱着某种理想隐入凡世。大寨村实行了“包产到户”，村庄愈发萧条。91年郭凤莲回村筹办多家乡镇企业，以企业化的方式带领全村进行集体化生产，使大寨村走出困境。这条道路决定了现如今大寨村的分配不公，少数人的收益远大于广大群众的收益。这差距中有多劳多得，有才智奖励，更多的是权力收益、关系价值、资本占有、利益转移。但大寨精神残留的那么一点余晖保障了村民的基本生活水平。村民集资入股，年底分红，耕地流转补贴，享有教育与养老资助。周家庄没有因为粮食产量激增而见诸报端，却因为常年维护水利设施，坚持绿色环保与可持续发展，为村民提供了健康充足的口粮。周家庄的自办企业并不亮眼，但所有盈利都被用在集体上，和公平分配给每个社员。改革开放后周家庄没有大起大落，一度平庸得令人失望。但周家庄的人民公社保护全体村民在历史变迁的洪流冲击中安稳过渡，一步一个脚印地提高生产力，走向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富裕。

92-01

三农问题的危机与转机

  中国经济渡过九十年代初的难关，再度突飞猛进，城市发展日新月异，经济奇迹令人目不暇接。一时间农村仿佛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了一样，新闻对农村的少量报道只涉及丰收和水灾。提及农村，城里人想到的不是勤劳朴实的贫下中农，而是充斥着贫穷、愚昧、暴力、肮脏的禁区。“农民”这一称呼越来越少地被使用，取而代之的是“农民工”，后又简称“民工”。城里人不再与农民交流，厌恶他们恐惧他们的同时，一刻不停地驱遣他们利用他们。政府以铲除“文革灾难”根源之心，不断完善法律，加强法治建设。现实是农民工岁岁年关皆难过，几家工程不讨薪，又有几家地方政府为劳动者撑腰？因伤害农民工合法权益而引发的恶性事件、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中央迫于政治和舆情压力，将地方官僚的升迁考核标准从“唯gdp论”，变更为“比拼gdp，但爆发群体性事件一票否决”。这一时期国家与地方从地产经济中尝到了甜头，新一轮“圈地运动”在城市周边轰轰烈烈地展开，城市为了吃掉农村的土地无所不用其极，“拆迁”导致的恶性案件比比皆是。93年国家出台新政，农村新增人口永不分地。土地绝大多数情况下被资本一次性买断，拒绝农民持地入股。国家低价收购乡村土地，拆建整理后翻倍卖给资本，资本将土地运作一番后再翻倍地获得盈利。政府的服务对象从群众变成了资本，当然也可以说成是“通过扶持产业带动群众发展致富”。然而没有政府机构站在农民角度上考虑问题，征地后对农民进行帮助指导，地一到手便一心一意去扶持产业了。不少农民忽然拿到一笔补偿款不能善加利用，有的投资失败，有的挥霍一空，有的被诈骗得一干二净。即使这样一笔补偿款资本大多时候也不愿意出，勾结贪官强征强拆，豢养黑恶势力助其得逞。建国初北京市民为了支持修建天安门广场主动腾出市中心的民房，人民公社的社员也从不计较修建水渠是否占了自家的分田。现如今北京的公交上、桥洞下总能看到衣衫褴褛口音浓重的“上访”农民，各地方政府派遣来“抓访”“截访”的便衣们倒是训练有素，不容易被北京市民察觉。失地农民从小资产者变为无产者，和海量农民工一同聚居于城乡结合部的简陋危房之中。农村年轻人没有地产，被迫进城打工，城市留不下，农村回不去，失去所有希望，最终酿成了震惊世界的”富士康十八连跳“事件。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压在农民头上的生产力低下、黑恶势力横行、官僚滥权妄为让农民喘不过气，一封封寄望北京的上访信有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最终只有依靠“绳子、水井、农药”求一个解脱。而基层官僚应对百姓疾苦的策略是“上吊不解绳，喝药不夺瓶，投河不拉人。要是敢打人，就抓你的全家人。”央地分权与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把基层治理的包袱甩给地方，我收我的税，你管你的人。面对群众压力中央只给利民政策，不提供地方政府具体措施，好话我来说，坏事你来背。1999年江西丰城农民周怀林将中央下发的农民减负政策整理成册，广为传发，号召乡邻抵制地方乱收费。随后其人被乡政府非法扣押，二日后不明原因死亡。事发后丰城农民围攻乡政府，处死乡长与派出所所长等人，此事震惊中央，紧急号令地方政府禁止用强力手段征收税费。地方官僚收不上税，就把征税和收购粮食放在一处。中央又下令禁止粮站代扣各种税费，地方官僚征税跑断腿，叫苦不迭，征税成本不断增长，农业税逐渐失去实用价值。自2000年起中央政府切实推进农民减负政策。02年农村基础教育推行“一费制”，03年建立“新农合”医疗制度。00年至03年国家试点取消农村部分税费，取消强制义务劳动。04至05年全国深化改革，清理债务，增加农业补贴。06年全国全面免除农业税，取消“三提五统”，免除基础教育学杂费，后一年免收书本费。07年全国建立农村低保制度。06年十届人大四次会议确立18亿亩耕地红线，08年为守住耕地红线对农业实施耕地补贴。

  抱持改革开放理念的新政府不愿意，也没有理由与农民为敌。他们衷心希望农民过得好，也真心认为自己市场化的新理念能让农民生活好起来。在城市工业化的压迫下，农村百业凋敝，只剩农业。要维持主粮低价以利工业发展，中国粮食市场就要被外国占领。如果实行市场保护政策，国内粮价就会高升，使城市无法负担。因此93年国家名义上实行粮食全面商品化市场化，事实上00年以前主粮始终维持统一收购，限价销售，以农民利益为代价确保了国家工业化和粮食安全。这段时间政府也在乡村扶贫上做了一些工作，如89年开始的教育扶贫（希望工程与春蕾计划），94年开始的援藏计划，96年开始的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运动。这其中有政府的投入也有民间的公益资助，有的项目能踏实落地，让农民缓上口气，而有的项目表面光鲜亮丽，背后混乱无章、作奸犯科。经过多年的扶贫努力，尤其是差强人意的“八七”扶贫攻坚，政府终于意识到农村的问题无法孤立看待，只有综合考虑农村、国家工业化、国际环境，才能最终解决三农问题。90年邓小平提出“两个飞跃”，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发现了小农经济不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从而认可规模经营与集体经济是未来农村发展方向。88年各地政府开办“菜篮子工程”，建立农副产品大市场。随着制度与技术的双重推进，农副产品生产实现设施化、多产化、规模化，中国的副食品从短缺走向充足，副食品充足又缓解了主粮需求压力。国家对副食品生产制度、资金与技术上的全面扶持，终于使农民在主粮种植外，多了一条经营门路，使农民的贫困处境终于有了些许改善。00年国家综合考虑国际形势、未来经济发展与农村扶贫，制定并执行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大开发既平衡了东西差距，也平衡了城乡差距。东部过剩的生产力与西部的开发潜力相结合，使得资金、技术、基建不断向西部贫困地区延伸，不少荒废多年的偏远农村被国家重新牵在手里，一句话形容便是“要想富先修路”。08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国家推进“家电下乡”政策，“三通（通路通水通电）”建设将国家主干与乡村末梢连通起来。政策性金融扶持下，农民更新了现代家电，不但生活水平改善了，日常富余时间和信息接收渠道也都变宽了，农民开始探索致富的新路子。

环保

  新中国建国初时几乎处处是荒山秃岭，环境恶劣，耕地劣质且稀少。这并非是中国千年以来的常态，而是多年战乱、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掠夺、饥荒频发农民采伐求生造成的。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便提出“保护森林，并有计划地发展林业”，而后政府与群众对环保和植树的理解认识不断加深。农业不只是种植粮食，而是农林牧副渔五业平衡，关键是农林牧三结合。中共鼓励并组织城乡群众植树造林，改善环境。可是哪个农民愿意把自己的耕地贡献出来变为林地，或是水坝、邮路？这个问题在农村合作化以前很难解决，农村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便迎刃而解，因为农民的主要收益来自于集体的进步而非个人的私产，土地可以因地制宜地为集体利益而改造。人民公社大力推动乡村的绿化建设，乡村植被覆盖面积增加后，水旱灾频率降低，水土保持土壤改善，防风固沙耕地扩张，周围景观也变美了。有了林地就有了林业，林业产品不只是农副食品，还可以用于畜牧业、化学工业、建筑业等等其他产业。虽然一些人民公社学大寨时搞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破坏了不少林地，但总体上农村的环境一直在改善。农村制度变革，公社解体后，农民不再维护集体设施和产业，对林木进行竭泽而渔式的采伐，连道边电线杆都不放过。而后在奉行利益至上的市场环境下，乡镇企业大肆排污，浪费资源。房地产经济膨胀，城市扩张，绿化地带不断被钢铁吞没。一些生态关键地区和脆弱地区也被破坏式开发，或是建成工厂，或是修成贪官和富豪的园林别墅。农村的治理废弛、城市的无序扩张、急功近利的工业化共同导致中国环境的极速恶化。耐人寻味的是，城市将发展的代价转嫁给乡村，却挡不住环境恶化从乡村反攻城市（同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最后一样会自食其果）。城乡空气常年污浊难耐，春秋季沙尘天气频发，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由于各省份各自为政，河流上游省份过度使用水资源，导致下游断流无水可用，黄河一度成为时令河。面对工业化带来的环境问题，国家拿出了两手应对策略。一手是“堵”，查工厂偷排偷挖，关高污染落后产能。修建三北防护林防沙固沙，依各地区情况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另一手是“疏”，不能为了环保而中止工业发展，“发展产生的问题最终还要用发展来解决”。03年国家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将环保纳入工业发展的追求目标当中。05年政府提高了建立小康社会目标中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由此工业现代化与生活奔小康都与环境治理改善密不可分，全国各方面的研发、政策制定、落实工作当中，环保节能的比重越来越大。中国通过践行这种“可持续发展观”，在环保、新能源、产业升级上不断投入，工业生产力提升的同时工业负外部性不断降低，中国工业化从此改出了发达国家以邻为壑的传统工业化路径。

食品安全与分裂暴乱

  08年中国爆发特别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三鹿事件。为了提高劣质婴幼儿奶粉的蛋白质检测值，牛奶供应方奶农非法添加化工原料三聚氰胺，导致上万儿童患病，4人死亡。三鹿企业与地方政府收到问题举报后，不调查不法办，封锁消息继续售卖，直至问题严重到无法掩盖，国内外舆论与相关方同时聚焦关注。处理结果是奶农3人被判死刑，企业管理人员被判有期与无期徒刑，国家、河北省、石家庄市食检相关官员被撤职或引咎辞职。三鹿事件引发全国奶粉大检查，发现除河北三鹿外还有22个国产品牌存在含有三聚氰胺问题，国产奶业因此丧失民众信任十数年之久。09年国家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88年藏区陆续发生骚乱，08年拉萨发生打砸抢烧事件。92年、97年新疆发生公共汽车爆炸恐袭，90年至14年以新疆为主，各地发生多起分裂分子恐怖袭击事件，犯罪者从十人以下小团伙到二百人以上大团伙不等。09年新疆乌鲁木齐市发生数千名恐怖分子打砸抢烧、滥杀无辜事件，造成严重死伤，严重经济损失，和严重的民族情感伤害。从此政府加大对分裂势力的打击力度，增强对恐怖袭击的防范能力，对政府内部参与分裂活动的官员进行肃清，对社会进行长时间的高压监管，加大反对宗教民族极端思想的宣传力度。

  为什么把这两件看似不相关的事情放到一起？因为这两种惨剧的根本原因是一样的，那就是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后中共用各种名词来遮掩资本主义，比如“包产到户”、“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劳动力市场化不等于劳动者成为商品”，本文在记述78年后事件时也尽量避免使用“资本主义”，但这次是避无可避了。不直言“资本主义”就无法揭露事件本质。资本主义摧毁一切道德约束，推崇利己主义。因此这一时期食品安全事件层出不穷，毒奶粉、地沟油、假羊肉、镉大米、毒生姜、染色脐橙等等等等。在资本主义体系里，这些犯罪农民罪不在无德，而在于无知无能，不知道害人后果之严重，又没有逃脱制裁的手段。如果说人类各个时期，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都存在个别农民投毒损人利己，那么公权力为企业打掩护保过关，就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特征了。政府的服务对象不是人民群众而是资本，地方政府运行和地方官僚晋升依靠的是地方企业的缴税，而不需要人民群众的支持。然而企业的产值也是来自于人民群众的劳动，为什么要在政府与人民之间加上一层资本食利阶级，难道不这样做就提升不了生产力？

  封建时期中国便是多民族多宗教国家，中华文明具有强大的向心力。边疆少数民族有着很强的中国身份认同与归属感，留下无数可歌可泣的抵御外敌入侵的历史故事。历史上边疆动乱乃至独立，多是处于王朝末期，或是因为封疆大吏鱼肉百姓。到了近现代中共带领少数民族共同反抗“三座大山”的压迫，赢得了无比的信赖。57年以后中共用土改与社会主义改造彻底解放无产阶级，给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史上从未有过的福利、尊严、理想。中国走出封建时代后，急需一个新的理念来团结中华民族，以免中国从文明国家分裂堕落为民族国家。国民革命时期革命者及时提出“五族共和”一致对外，而中国共产党用先进的思想与切实的付出将“中华民族”这个古老的理念现代化、实体化，不同信仰、不同民族都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相互团结、共同发展。80年胡耀邦宣布西藏新政策“免税、放开、走人”。这既是新政府的民族政策，也是与战略转移城市、资源撤离农村相互呼应的经济政策。新政府否定“阶级斗争”，撤离党的干部，甚至从国外请回旧教主旧地主这些剥削阶级。不讲阶级感情，汉族占绝大多数的中华民族又以什么为纽带来团结少数民族呢？社会主义制度与意识形态退出少数民族地区后，民族主义迅速泛滥，宗教势力篡位成为民间政治领袖。少数民族地区一方面向封建时期的制度与意识形态退化，另一方面在市场化中融入资本主义，形成即腐朽又冷酷的新社会形态。同当时所有农村地区一样，国家卸下治理包袱的同时，还源源不断地从少数民族地区抽取资源供应东部沿海城市的工业化。为了维系这个不公平的交易，政府必须利用、容忍、和配合少数民族地区新崛起的资产阶级、权贵阶级，这是否可以解释“为什么要在政府与人民之间加上一层资本食利阶级”这个问题？少数民族的老板、官僚、宗教头领名下有着各种资产，他们又利用封建那一套办法驱使压榨自己的同族员工。兼爱、仁善这些传统美德没有复兴，取而代之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存法则——利己主义深入人心。在利己主义与市场化竞争挂帅下，出身贫寒的底层人只能投靠某个组织才有能力安身立命。不同组织对资源永无宁日地争夺，人民的分裂是注定会发生的。因此少数民族的分裂主义与欧美国家当中的“身份政治”并无本质不同，有的只是程度不同。民族、宗教、独立都是分裂分子谋求个人利益和地位的工具罢了。不能理解到这一点，就找不到民族矛盾的根源，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四人帮”对民族团结破坏力再大，也影响不到新世纪吧。为什么西藏民族分裂问题的严重性要弱于新疆，难道不是因为西藏有更多孔繁森这样的坚持党性，心系无产阶级的好干部吗？

12-25

脱贫攻坚

  12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完成了中央领导班子的换届交接。新政府上台后便展开一场轰轰烈烈的整党整风运动。实行全面从严治党，自我革命。中共在清理掉党内的一批腐化堕落分子以后，加强党内思想教育，要求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十八大确定了党和政府接下来必须完成的一项重要工作，那便是达成第一个“百年目标”——到2021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经过多年的工业发展建设，国家的综合实力大幅提升，能力积蓄十分深厚。国家为扶贫攻坚投入了大量资源，，实现了“工业反哺农业”的最初发展畅想。东部富裕省市与西部贫困省市结对子，财政转移支付为扶贫提供资金动力，同时以政府援助、企业合作、人才支持、社会帮扶等等方式拉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全面从严治党实行之后，中共面貌焕然一新，正风正气重新占据上风。党员干部们整装再出发，投入到扶贫攻坚的第一线全力奋斗。尽管此时中国的经济实力十分充裕，但中共不要做“投喂”式的扶贫，而是要激发贫困群众的生产力，在帮扶指导下亲手创造小康生活。因为这样的扶贫才能成果巩固，才能促进城乡综合进步、国家综合受益，才是真扶贫。“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志”就是贫困群众要有摆脱贫困现状的意愿和决心。“智”就是用知识、技术、思路武装贫困群众，提高他们的生产力，使他们最终能够放下帮扶的“拐棍”，靠自己的力量在小康之路上稳步前行。脱贫方案因人因地而异，有条件的可以扶持生产和就业脱贫，条件过于恶劣的先易地搬迁再脱贫，依托生态保护发展生态经济脱贫，借助教育援助提升综合素质脱贫，最后还有低保政策作为兜底。17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工作进入最后攻坚阶段，中共在新冠疫情的巨大压力下，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精准扶贫，所有贫困户分档注册，意图做到全面脱贫一人不掉队。

  20年中共成功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脱贫攻坚高质量完成。农村贫困人口实现“两不愁三保障”——不愁吃、不愁穿，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到“十四五”结束，中国将实现教育医疗养老全覆盖。中共兑现了对中国人民的承诺，并且通过完善福利保障体系，在将中国建成一个成熟的文明的现代社会上更进一步。中国全面脱贫是可以记录进世界史的人类伟业，广大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能否复制中国扶贫的成功？首先，其他国家要先有”扶贫“这个理念，要有扶贫的意愿，而这对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就有不少难以逾越的思想与制度障碍。继而我们深究，中国扶贫成功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中国扶贫成功最宝贵的收益是什么。最关键的是中国共产党党性的回归，最宝贵的是中国共产党重新获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无数有理想有信念的共产主义者前仆后继投身于扶贫事业，不畏困难艰险，不求个人得失，，带领群众开山铺路、办学办厂，一千八百多名扶贫干部牺牲在扶贫一线。这种意志力与战斗力是资本主义理论无法解释的，也是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匹敌的。中共的努力也赢得了人民的回报，社会风气一扫往日阴霾，人际关系和谐友善，个人修养勤俭自律，政府治理成本大幅下降。在政治清朗中长大的年轻人拥护党、忠于国，不以个人功名利禄为优先，而是以人民福祉，以建设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人生目标，投身国防、科工、基建，乃至扶贫事业。

抗疫，新时代的人民战争

  20年至23年全球遭受新冠疫情冲击，中国人民听从指挥、积极应对，使中国在抗疫三年中付出代价最小，维持国家发展速度成绩最突出，对世界经济与生活秩序恢复贡献最大。人民的听从指挥不是茫然屈从，而是主动配合。主动配合的前提是全民具有一定水平的科学素养，在专业人士宣传下很快便能理解如何个人防疫，如何配合防疫部门工作。这种配合还需要全民的奉献精神，无数抗疫工作者坚守岗位，超负荷工作，无数家庭舍小家为国家，遭受严重经济打击仍然配合封锁管控。中国的抗疫不是一些人刻板印象中的中央依靠威权一手操办，而是政府与群众的通力合作。武汉抗疫期间，中央主导封城与物资转运、临时医院建设、空运医护人员、疫苗医药研发等关键性的、高难度的、多环节的大局层面的工作。中央工作是无法做到面面俱到的，于是行有余力的武汉人民自发组织起来，提供食宿、捐献生活物资、提供接送服务。这些民间行动没有妨碍中央的抗疫工作，而是与中央工作步调协同、优势互补，抗疫工作的整体秩序没有变得更为混乱，而是变得更加顺畅。只有民间力量充分认同中央的抗疫战略，充分了解中央的抗疫部署，充分掌握组织与行动技能，国家才能够”全民皆兵“战胜疫情。事实证明，这种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动员模式有着强大的组织度和战斗力，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在疫情中展现出对等的能力，腐败泛滥时期的中国也无法发挥出这种能力。这种社会动员模式并非当代的首创，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坚持”官兵一致，军民一致“，依靠”人民战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现在中国在抗疫过程中再一次把它复现出来了。

依法治村 集体致富

  从“塘约道路”中不难看出，中国乡村振兴事业的关键就是加强党对基层的领导。为了完成扶贫任务，政府向乡村投入大量人力资源，进城务工和求学的农村青壮年也陆续返回家乡置业发展，现代法治与文明重新回到了中国农村。“扫黑除恶”行动清理掉了盘踞农村的不法势力。下乡的年轻干部以党性正气让乡亲们看到了建设更为公平的法治乡村的愿景，以知识技术让乡亲们看到了创造更为富足的小康生活的希望，落后的宗族势力失去民心，只得黯然退场。党回归乡村意味着乡村民主集中制的恢复，过去一段时间乡村“只分散、不集中”的低级票选民主正在被高级的“党领导下的村民自治”取代。村干部选举不论是采用哪种制度，“两推一选”还是“两推两选”，只有党加大对乡村政治的关注力度，重新担负起领导职责，才能让好的制度落到实处。中共致力于改善乡村政治生态，推进村干部年轻化、知识化，严禁“带病提名”、“带病当选”，监督把关遏制“贿选风”、“宗族风”，鼓励本村致富能手、城市返乡强壮年、大学毕业生参与竞选。中国的民主集中制不是“一锤子买卖”式的西方票选制，而是强调协商与引导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在依法治理的前提下，干部深入群众，强调及时干预、多级调解、广泛帮扶，把矛盾风险化解在基层。当然这也不是新时代才出现的社会主义基层治理模范，而是基层社会经过探索与实践检验，重新吸纳并传承了文革时期的人民公社治理体系与街委会治理体系的制度理念精髓。现阶段中共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改革步伐以谨慎为主，允许民间领袖获得合法政治权力，划清反分裂的政治底线。国家通过兴边富民战略造福少数民族群众，同时加强各族往来交流，以期实现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不过没有消除资本主义因素的不良影响，实行政教分离，加强党的领导，民族团结工作能否持续推进还需时间检验。

  十八大以前农村最为激烈的矛盾是人地矛盾，尤其是强征强拆侵害农民权益引发的矛盾。14年中央规定地方政府应依法征地，严格遵守征地补偿标准赔付农民。2016年立法确定了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该法是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完善。中央政府强调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动摇，巩固了农村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就保护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发展权。没有社会主义制度，农村注定会发展为小部分富裕的人剥削大部分贫困的人，甚至把他们赶出农村流落城市街头。法律对承包权与经营权的细化使得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既有活力又有规矩。“包产到户”后中国所有乡村的发展历程都证明了，没有集体经济就没有农村的脱贫致富，没有社会主义制度与党的领导就没有农民的共同富裕。所以说农村回归集体经济是农民脱贫致富的必然选择。“三权分置”的核心理念不在“分”，而在于如何利用好这个法律，有效地把农村的各种生产要素重新“合”起来。

  新一届政府的领导人习近平点明了农村致富的关键理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过去农村环境破坏，或是因为城市资本的掠夺，或是因为农村为了与城市竞争竭泽而渔式地使用资源。随着环境不断恶化，农村的生产力与竞争力也会不断下降，手里的财富也抓不牢，身体的健康也保不住。当农村以绿水青山为宗旨，保护好中国的山水林田湖草沙冰，农村对城市的比较优势瞬间便凸显出来了。一些偏远地区解决了温饱问题以后，增加种植作物种类，因地制宜地生产一些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比如有机作物、珍稀水果、咖啡、中草药。中国农业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为新兴的种植产业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援。基础建设工程不断推进，从村村通土路建设成村村通硬路，村里的产品能快速运抵全国各地。村村通网路将互联网经济带进农村，让农村的产品“酒香不怕巷子深”。乡村变美以后乡村旅游业自然会蓬勃发展。近郊农村发展农家乐、体验农场，偏远农村发展康养，有人文资源禀赋的发展文创旅游。旅游业聚拢了人气，带动了农村小商业的发展，不少有想法有知识的农民子女选择离开城市回乡创业。

  一些乡村不甘于只发展第三产业，而是坚持不懈地发展工业，用制造业实现脱贫致富，甚至达到发达国家生活水平。这些乡镇企业先是在国家战略调整中努力求生，成功转型外贸企业存活下来；而后又在环保与去产能政策下艰难转型，实现可持续性发展；最后不断开拓创新，在国内外制造业市场上建立起难以撼动的重要地位。这其中饱含的艰辛与付出难以言喻。

1、温州模式。温州模式起家以家庭小企业为主，发展资本集中度低的小商品制造业。每个村专攻一种商品，各个家庭小工厂分工合作，完成不同的生产环节。温州模式的一大特点是企业与市场紧密结合，每个村都有大量人员负责市场调研、推销产品、联系订单。家族企业体量小，生产模式更加灵活，当地形成产业规模以后，成本又能降至最低。于是以义乌为代表的温州小商品制造业成功霸占了全球市场。应产业扩大与适应国际化需求，温州家族企业也在进行股份制改造，市场监管、融资平台、管理方式也在不断规范化、现代化。温州模式吸纳了大量来自外地的劳动力，不过企业主、家族成员与雇工之间的待遇差距非常大，温州的富裕很大比例来自于这种资本剥削。温州模式未来发展可能会遇到两大难题：全民收入水平提高导致“人口红利”降低，产品失去价格优势；小商品制造业技术门槛较低，易于追赶。也就是说其他发展中国家可能后来居上，取代温州的地位。

2、珠江模式。珠江模式起家以“三来一补”为主，是78年改革开放政策发起的地区发展模式，它的特点是外资的角色非常突出。在“三资企业（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中，外资往往提供技术与资金，因此他对企业的管理也有很强的话语权。珠江模式初期以“出口加工”的外向型经济为主，是中国制造走遍全球的第一步。珠江模式最严重的问题是，它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以资本主义制度为发展纲领。因此从初始到现在，珠江地区制造业对劳动者的剥削压榨都极为严重，该地区的劳资矛盾最为激烈。珠江模式从乡镇企业起家，靠资本快速大量集中而迅速发展。为了承纳海量资本，乡村必然走向城市化。因此它无法成为全国通行的乡村工业发展模式。

3、苏南模式。苏南模式以乡镇企业起家，紧紧围绕长三角工业化而发展配套制造业。这些企业充分利用该地区的交通、科技、人力资源，在所从事领域精益求精，以满足国内外厂家制定的标准，一些企业已经达到了国际最高标准。苏南地区星罗棋布的乡镇企业是长三角乃至全球各大龙头品牌的上游供应商，“一对多”“多对一”的情况同时存在。这些技术成熟、规模庞大的制造业上游企业是中国工业的坚实地基。苏南模式最大特点是乡镇企业没有在发展中偏离集体经济体制，企业“乡办乡有”“村办村有”，生产资料与劳动收益归全体劳动者所有，实现了高质量的共同富裕。九十年代后苏南地区也在不断出现私有制乡镇企业，但集体制企业并没有因为生产力不及私有制企业而被淘汰。同时这些集体企业与时俱进，积极引进外资，技术快速迭代更新，证明了集体制并不缺少灵活性与高效性。

4、西部模式。中国西部地区普遍发展落后于东部地区，曾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因为很长一段时期内国家的经济战略偏向于东南沿海省份，西部地区占主导地位的资源型经济并没有惠及广大人民群众。无论是“三线建设”、西部大开发，还是数次西部扶贫运动，对于西部经济发展来说都只是铺垫工作。真正的转机出现于国家公布“一带一路”战略，西部省份从内陆的偏远地区转变为串联欧亚大陆两端的中心枢纽。随着中国科技的不断进步，西部自然环境恶劣的缺点也被新质生产力克服，新能源产业与数字科技产业正在西部大规模地建设当中。目前西部经济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未来值得关注的三个点是：新质生产力是只惠及东部工业还是能带动西部百业振兴；西部的自然环境能否得到保护和改善；广大西部人民能否充分参与到西部经济建设与收益分配之中。

农业前景

  19年中国提出新时代粮食安全战略，“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具体方针。目前中国粮食安全并非高枕无忧，蔬菜水果种子、牲畜饲料、部分化肥原料依然高度依赖进口，这些是中国农业未来需要攻关的项目。真正支撑起现代农业高产丰收的其实是矿业、化工业，尤其是化肥农药对地质资源的大量需求。因此中国需要想办法解决西方“卡脖子”，对华断供能源矿产的问题。农业科技研究没有终点，现实证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大农场模式最终会陷入与大自然的军备竞赛，土壤退化，养土全靠化肥；水资源过度开采，地下水几近抽干；杂草与昆虫的耐药性越来越强，农药开发赶不上自然进化速度，人类反而开始承受不住农药残留的毒性。工业化大农场模式最大的优势就是价格优势，四大国际农业资本依靠这种模式几乎垄断了全球粮食市场。随着国际农业资本与大自然的军备竞赛愈发激烈，环境愈发遭到破坏，其生产成本势必会不断上升，使其最终丧失竞争优势。另一方面中国过去的生态农业重新吸引了全球农业学者的关注，如果生态农业有足够大的潜力可以开发，那么对发展中国家农业摆脱国际资本控制，对人类可持续发展都是非常有利的。

  开发现代化生态农业不等于放弃集体，回归小农经济精耕细作。由于小农经济中农民个体的生产力上限极低，因此小农经济的国家很容易陷入到““谷太贱则伤农,太贵则伤末”的两难困境。想要保证18亿亩耕地红线不退缩，就必须用集体和科技的力量武装农民，使务农劳有所得。如今中国大量农业科技从业者深入到田间地头，帮助农民解决难题，探索生态农业实现方式。无人机、人工智能、大数据，这些新质生产力未来将不断提高农民的生产力，同时也要求农民不断提升自身的知识与技能水平。农民生产力提高以后，农村可能出现大量富余劳动力。如何发挥他们的生产力，如何平衡务农、务工、资本三种收益，实现公平公正、按劳分配同样值得思考与探索。另外中国近年来资本下乡意愿强烈，不少民族资本投资农业，以企业化商业化思维经营农业，将农民替换为公司雇员。资本下乡对农业与农村人文和自然生态的影响仍需密切关注。总之农业是一个综合性问题，从“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到国家工业化、政治建设、军事安全，牵一发而动全身，是一个探索永无止境的问题。甚至可以大胆畅想未来，人类有朝一日向深空发展，还需要解决外星农业的问题。

新型城镇化路向何方

  尽管中共在乡村脱贫致富事业上做出非常多的努力，但是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路线没有重大调整，市场经济制度没有根本性地改进，因此很多农村问题仅凭扶贫是无法彻底解决的，而这些问题又可以总结为农村主体性不足问题。

1、经济问题。农村经济普遍存在主体性不足的问题，产业发展严重依赖城市经济的稳定增长。很多乡村脱贫全靠发展服务业，一些乡村仍离不开国家财政补贴，如果以城市工商业为主体的中国经济出现问题，在消费降级与财政紧缩之下，这些乡村很有可能最先遭受冲击从而返贫。发展制造业的乡村则会遇到生产过剩问题，如果全国产业升级速度过慢，而制度上又不做调整，那么生产过剩会一点一点吃掉乡村振兴的红利。而”刘易斯拐点“问题与生产过剩问题同理。市场经济会周期性发生经济危机，而中国依靠投资乡村在数次危机中实现“软着陆”。但如果乡村发展无法产生足以回馈投资本息的经济效益，那么所有“软着陆”将会以债务危机的形势爆发。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先解决乡村经济的定位问题。乡村经济应当既非孤立也非附庸。

2、阶级问题。改革开放后资源不断向城市集中，城乡资源（教育、医疗、收入、就业机遇等）差距已然是天差地别。由于教育资源差距过大，文革一代完成考学以后，大学新生农村人口比例不断下降。农村青年过去“政策上差别对待“比不过城市青年，而今天演变为“能力上公平竞争”比不过城市青年。由于城乡差距普遍存在，觉大多数农村青年更倾向于到城市发展，以脱离农村，在城市安家落户为人生目标。然而现行市场经济环境下，城市并非包容的接纳者，而是功利的榨取者。城市只接纳对其有利用价值的农村人口，在流水线上榨取他们的健康，在服务业中榨取他们的青春，在格子间里榨取他们的梦想，榨干以后无情地将他们赶回农村。只有极少数农村青年经过拼搏奋斗，人到中年以后能留在城市。因此农村年轻人口流失，老龄化现象普遍存在，大量乡村中小学、育儿园、妇产医院关门停办。在现行市场经济中城市与乡村处于不同阶级，那么人的阶级差异是否存在？仔细观察中国的社会现象与法律司法解释细微变化，不难发现”一夫一妻“制正在一点点地瓦解。其根本原理是，不论政治上如何宣传，法律上如何强制，经济的运行模式会持之以恒地渗透进社会的每个器官每条血管，最终改造整个社会，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现行市场经济模式注定是要制造阶级差异的，而阶级压迫与阶级焦虑会直接影响到婚配和生育。那么谁在阶级的最底端？可以看到，一方面社会各方面被迫接纳大量新生的私生子群体，另一方面农村男性大龄未婚未育现象虽少人关注，却普遍存在。这些农村男性大多并非好吃懒做之徒，而是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他们只是发展资源不及其他阶级的男性，个人天赋又不足以助其阶级跃升，就注定了绝嗣的命运。用”阶级消灭“来形容这种现象不知是否合适，希望人们以过去对待封建压迫的愤怒来对待今日因资本主义而产生的阶级现象，似乎也存在某些困难。当一个村庄向着空心化发展，它与主体性、宜居宜业就渐行渐远了，而最希望看到这一幕的，无疑是准备下乡的资本。

  中共经过对农村问题长期的探索与思考，给出的解决方案就是新型城镇化。在提出新型城镇化以前，经济学术圈和舆论圈受资本影响，着力推崇城市化。这些城市化支持者宣传说，中国想要赶上发达国家发展水平，就必须尽快达到发达国家的超高城市化率，却全然无视发达国家严重的大城市病与贫富差距。城市化本质上不是为了福利下乡，而是为了资本下乡，是将农村的集体资产转变为城市资本所有，农村的集体经济成员贬为城市无产阶级，自然是资本极力推动的发展方案。但只要中共还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为人民服务，就不可能全盘采纳以资本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发展路线。中共用”新型”和“城镇化“的提法明确否定了城市化，否定了炒房经济继续扩张。”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共同组成”新四化“。”新四化“对农村而言，农业现代化产生富余劳动力，工业化吸纳这些劳动力，城镇化是农村新百业的载体和平台，信息化使城镇不必扩张为城市，也能用物联网、云平台实现资源的集中和高效利用。中共宣称新型城镇化自改革开放便进入探索阶段，13年明确战略，因此到”十四五“末新型城镇化实践了47年，深化改革了12年，但前方的路还很漫长。在户籍上把农村人口转为市民很容易，依靠房地产经济搞一些徒有其表的城镇也很容易，难的是实现高质量的城镇化。如何让新型工业化在城镇切实落地、长期发展，如何让城镇切实做到宜居宜业，居民即享受与城市相等的待遇和便利，也享受与农村相等的健康美丽的自然环境。要严格依照定义做到新型城镇化，需要人口素质与科技实力的大幅提升，是否会动摇现行的市场经济制度还犹未可知，恐怕不是一两个五年计划能够完成的。海南生态软件园是一个可以作为先行典范进行观察参考的案例。它既可以称作微城市，也可以称作城镇，其主要特点是生态友好，人才聚集，人口多元，产业高科技高附加值，以研发与教育为绝对主导。现阶段想要把所有乡村小镇都发展成高新技术孵化生态园显然是异想天开，但是这种模式里隐藏着人类最终实现公平社会与可持续发展的密钥。

  为了使新型城镇化偏离轨道，资本又试图推动所谓”乡绅经济“，即批了一层”共同富裕“外皮的资本下乡。25年中共新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保护并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再次巩固了集体经济是农村实现共同富裕的唯一道路这一理念。浙江启动了共同富裕村试点，党员干部亲自带领村民劳动致富，免去了乡绅一边剥削乡民剩余价值，一边还想获得吹捧树碑立传的丑剧。新型城镇化起始于人，中共最初的愿望是广大农民获得与城市人口相近的资源和福利，也必将回归于人。资本主义社会的国民若不能为资本所用就会被政府看作负担。社会主义的国民不应被看作不停制造就业问题的麻烦，而应该是劳动力的宝贵来源，与一切经济活动的最终服务对象。一切生产过剩都是生产力不足。只要转换思维，跳出资本主义的思维漩涡，就会发现人民大有可为。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是正外部性的，为其他社会提供发展机遇，促进全民公平分配、共同富裕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成功只是走完了农村社会主义发展的第一步，当狭隘的地区社会主义限制了国家生产力进步，集体所有制势必会向国有制发展。如果中国成功突破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平衡发展，将会为全球突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二元结构，实现所有国家平衡发展提供极大的启示。一条路通向污浊的死寂的乡村，一条路通向绿色的活力的乡村，选择哪一条道路对人类来说并不是一道送分题，而是检验文明发展能否突破这层上限的重大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