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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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不走的伟大的精神文明

  自1840年，中国遭受资本主义工业化列强轮番欺凌，国库民财被洗劫一空。中国国土沦丧，成为半殖民地国家，日本军国主义入侵之后，更有亡国灭种之危险。历史学家钱穆见国将不国，悲愤中修订《国史大纲》，以为中华之“遗书”。但列强可以夺走中国的财物，可以杀害中国的战士，却夺不走中华五千年文明伟大的精神遗产。近现代在殖民压迫与阶级剥削中奋起反抗的民族不可胜数，中华民族实不具有普遍代表性，而是一个特例。封建时期另全世界高山仰止的中华文明，使得中国很难在精神上臣服于侵略者，被帝国主义那套“侵略以同化，剥削以提高”的逻辑驯服。这是中国救亡图存，较之他国一个极大的先天优势。

  上一个时代的落后文明是下一个时代的动力，上一个时代的先进文明则是下一个时代的阻碍。原始与奴隶时期，中国地区生活的族群同多数其他文明一样，信仰多神教。原始多神教文明凝聚力十分有限，社会往往呈现部落纷争的态势。分散的部落文明很难形成一定体量，来保护农耕生产的发展，因此生产力只能徘徊于狩猎采集阶段。然而在两河流域诞生了亚伯拉罕一神教，犹太教凝聚起了犹太民族。由犹太教发展而来的基督教、伊斯兰教更是打破了种族血缘限制，以其普世价值迅速在地中海南北两片大陆传播开来。中国地区也存在图腾、神明整合统一的现象，但是没有走宗教大一统的文明进化道路。中华文明的进化道路更为复杂和艰辛，但形成的文明也更具有历史先进性。不求助于神明，发展形成的封建时期中华文明，本质上是一个唯物主义文明。

  中华文明经常呈现困难与优势一体两面的特征。中华最推崇儒家，但不是像供奉上帝一样崇拜孔子，而是全社会从贵族、儒生，到平民百姓，都在学习传承一整套儒学礼教，且这套礼教随中国封建时代发展而不断被丰富细化。与尊崇儒家并行不悖的是，其他诸子百家思想，还有道教、佛教、伊斯兰教的思想都被中华文明包容并蓄，汇聚成一整套支持社会运转的共同认知体系，也就是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中国非但没有因为意识形态来源的混杂多元而四分五裂，反而演化为横亘东亚大陆的统一文明，且不会随朝代没落而消亡。这在同时期其他文明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从意识形态上来讲更是大逆不道的。人类发明宗教信仰，本质上也是为了促进人类社会进步，团结大多数，提高广大人民的福祉。中国则直接抓住了问题的根本，即“以人为本”。两句古语最能体现：“子不语怪力乱神”，说明神的力量再大，也不能代替人做改造世界造福自身的工作。“民贵君轻”，说明中国封建阶级社会的存在不是神的旨意，也不是弱肉强食的斗争结果，而是必须要保障全民福祉的。正因为中国“以人为本”，所以厌恶战乱，因此“以和为贵”。进而只有中国“大一统”才能维持内部和平，抵御游牧民族入侵。全世界封建帝国往往衰败后四分五裂，无法复兴，如罗马帝国、波斯帝国，而古代中国则“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凝聚力便来自于中华民族以民为本、厌战、反分裂的理念共识。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查理曼大帝将欧洲大陆作为遗产一分为三，导致欧洲纷争不断，民不聊生。而对中国人来说，至高无上的不是皇权，而是国泰民安——国泰才能民安。

  不难发现传播传承中华文明治理体系是极为困难的。各种经史子集汗牛充栋，需要统治阶级与知识分子大量学习并融会贯通。更为不易的是，广大底层民众也需要通过各种途径，譬如家教、私塾、曲艺、宗教民俗活动，建立起足够的对中华文明礼教的认知与认同。中华文明治理体系因其复杂而学习成本高昂，但以此为代价，得到的是对特权崇拜的削弱，对实用主义的追求，是全民族的“政治早熟”。中国发明了科举制，使得在和平年代国家内部也能形成阶级流动。秦朝末年农民起义，便提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一唯物主义的思想。这些出现在中国并非偶然，因为中国自古以来习惯于文明系统的复杂，却厌恶无道的持久宰治。与世界相比较，古代中国社会权力更迭更为频繁，但是中华文明的辐射版图较为恒定，文化传承更加稳定。中国的象形文字也对文化传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文字难于学习，但易于简要记述并流传。汉字还有着易于发散的特点，拥有深厚的发展潜力。汉字以及中华文明其他所有复杂的思想与文化，增加了中国人学习传承的困难，却也促使中华民族在克服这种困难的过程中开发了智力，培养了反特权、重实效、偏唯物的思想特质。

  中华民族为何选择了别样的发展道路，形成了偏向唯物主义的民族性？偶然与必然原因兼而有之。如果说大瘟疫让欧洲人放弃死守唯心主义，那么水患早在远古时代便教育了中国人从唯物主义视角看待、解决问题。“治水”是从大禹以来历朝历代中国政府的职责，也是其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中国人虽然供奉龙王，祈求风调雨顺，但水灾发生后会对“龙王”鞭笞咒骂，施以惩罚。中国人对佛祖、财神、文曲星等神明的态度大抵相同，不实分依靠，知道最终解决问题的是人的努力，是现实世界运转的结果。这是中华文明与中国人民族性的根本性特质。当然，这是历史发展形成的社会现象，而非证明了中国人有任何先天的人种优势或劣势，绝无法作为支持种族主义的引证。但是古代中国确实是以极为成熟的封建制度，达到了文明型国家的高度。封建中国已然是一个文明型国家，而非民族型国家。若非如此，古代中国便不足以将广袤的东亚大陆囊括于华夏，不足以将相隔万里的不同族群统一于中华民族，更无法羁縻邻国，文化辐射欧亚大陆。

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中国传统文明虽然底层逻辑是唯物的，但归根结底是封建的。中国传统文明森严的等级制度、教条的礼教约束、固步自封的世界观，都极大地阻碍了社会迈出封建制度，向下一阶段发展。中国封建制度无疑是中国在近代落后于西方的主因，但这无法解释西方如何从王权与宗教主宰的封建社会，迈向资产阶级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更无法解释工业革命并非发生于资产阶级革命之后，而是发生于王公贵胄统治的封建时期。回到工业革命起点大约同时期，中国社会在明朝末年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与此同时社会矛盾激增。明朝政府的作法是遏止原始资本积累，打压新生资产阶级，打击土地兼并。这种做法背离了资本主义发展方向，不符合地方世家大族与新兴资产阶级联盟的利益，但是符合中华民族认同的传统价值观，因为它打击权贵救民于困。海瑞因此成为民族世代传颂的官僚榜样，但是换一个角度看，海瑞其实是时代发展的阻碍者，是封建制度的续命人。清朝时期，少数民族政府为了江山稳固，同时看到时代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最终导致西方王权走向灭亡，更不敢妄动中华传统文化与制度。于是到了1840年，故步自封的中国已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存在断崖式的生产力差距。因此准确地说，不是封建制度使得中国落后于西方，而是中国本土更为人道、更为成熟的封建制度拖慢了中国社会发展、制度革命的脚步。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认识到差距，开启洋务运动。封建制度的清朝中国能够重走西方工业革命道路，追赶上世界发展步伐吗？答案是不能。此一时彼一时，工业化后发国家的发展环境相较于工业革命初期，是极大地恶化了的。先发工业国家已经进入帝国主义，开始在全球殖民掠夺。而后发国家一边要抵御武力入侵和商品倾销，一边要整合国内资源追赶工业化。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又需要侵占社会资源以维系统治与享乐，又担心出现资产阶级革命，必然处处拖累社会发展。至清朝将亡之时，清政府为了维护自身权力与财富，已经沦为西方列强的买办走狗，中国人民的反动奴隶主了。

  如此看来比封建制度更加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一定能救中国了吧。答案还是不能。原因是一样的，中国已经错过了发展时机。英法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先驱，德、奥匈、美、意大利紧随其后，俄国知耻而后勇，日本则赶上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末班车。世界已然进入帝国争霸时代，帝国主义列强疯狂地瓜分抢夺殖民地，并进行残酷掠夺。此时中国的地位和其他落后地区无异，是列强砧板上的鱼肉。教条地复刻西方发展路径，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其结果只能是中国孱弱的分裂的新兴资产阶级进入自由市场如羊入虎口，被西方资本逐一消灭。资本主义的核心驱动力是个人利益，对于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最符合其个人利益的作法就是当买办。因此国民党政府背离孙中山思想，背叛三民主义，联合买办欺压爱国实业资本，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道路。

  后发国家想要救亡图存，还有一条有趣的道路，那就是独裁军政府主导工业化，如巴拉圭、韩国。这种类型的军政府有两大特点：一是强力的独裁统治。这种制度虽然毫无民主可言，但相比于西方票选制度，在发展民族工业上有两点好处。它能够高效调配全国人力物力，也能够维护国家主权相对独立，相当程度上排斥帝国主义渗透干扰。二是具有一定远见卓识，有强烈的发展本土工业的意愿。这一类军政府不甘于充当买办，有着不同寻常的野心与谋略。驱使他们坚定推行国家工业化的既有军事集团的私利，往往还包含朴素的民族主义情感。巴西、阿根廷军政府也曾大力发展国家工业，但其本质上是美国为了打压南美革命力量，对抗苏联，扶持树立的”伪民族工业“。冷战即将结束时，巴西、阿根廷军政府迅速让位票选政府，摇身变成买办资产阶级，现了原形。因此这种落后国家走军政府工业化路线的案例在世界上并不多见，且无一善终。巴拉圭被次帝国主义围剿，韩国民主化后被美国资本洗劫。这条道路走不通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不民主。没有民主，人民在士兵的枪口与刺刀下搞工业化，工业化的制度成本全部都会转化为反抗独裁的民怨，因此这条道路走不长久。再者，没有民主，军政府的管控范围也许可以覆盖一些小国，但覆盖不了中国这样的大国。清亡以后中国陷入军阀混战。不论哪一任北洋政府，甚至是名义上统一全国的袁世凯政府和蒋介石政府，他们都不可能像指挥手脚一样指挥西北、云贵、或者川藏地区的生产建设。只有发扬民主，才能使地方人民与中央团结一致，才能充分调动地方的生产积极性。

  相较起来，社会主义可以发挥的优势有：没有权贵阶级挤占国家发展的资源。以举国体制配置资源，实现工业化集中突破与快速追赶。全国全民统一意志对抗西方资本，打击买办。以民主激发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先进制度促进科学发展、文明进步。也许由1840上溯一百年，中国也可以沿着其他发展路径干出一番事业。但近代中国的自大与昏聩，终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唯一选项了（对于落后国家，无论如何蹉跎，是不是总还有一个“社会主义”可以作为救亡图存的最终选项呢？自然界是无情的，人类本质上也是一种动物，人类社会的生存法则同样是残酷无情的。任何种族忘记了自身的动物本质，轻信“人文主义”可以保其性命，不思进取虚度光阴，终有一日要直面亡国灭种的宿命，任何努力都将于事无补）。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华“以民为本”、“天下大同”的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理念有天然契合的部分。因此中国从封建时期的文明型国家向现代国家迈进，以资本主义为目标是一种进步，但成为民族国家又是一种退步。对中国人，尤其是从士大夫阶级演化而来的文化精英与思想先驱者们来说，“一进一退”不如“前进两步”，成为社会主义文明型国家更容易为国人所接受。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救中国

  1871年法国爆发巴黎公社运动，无产阶级建立政权，短暂地统治巴黎。1919年巴伐利亚苏维埃、匈牙利苏维埃、斯洛伐克苏维埃先后起义并建立社会主义政府，但都在短时间内被镇压颠覆。终于在1919年俄国农历十月，俄国爆发工人革命，布尔什维克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苏联。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仅有的可参考的革命经验。确定了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路线，与实现国家民族救亡图存，中间相隔万里。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拯救了中国，还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贡献了大量宝贵经验与新鲜理论？

1、实事求是，从国情出发。苏联作为第一个成功建立并维持住的社会主义国家，其革命经验十分具有吸引力。中共在革命早期试图复刻苏共经验，通过核心城市革命，迅速建立全国性政权，而后团结一致守卫并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经过数次惨烈失败后，中共终于认识到中俄国情不同，中国的工人阶级过于弱小，具有革命潜能的是广大农民阶级。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路线是土地革命，扎根农村，以农村无产阶级包围城市资产阶级。这条道路注定需要长期的艰苦的农村建设、武装斗争，而后才能建立全国性政权。

  团结大多数，走新民主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深入实践的理论结晶。近代中国国情极为复杂，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相互交织。农奴在乡村被地主酷刑折磨时，南京城的店铺老板在担心战事对生意的影响。北平的学究能够熟读外国古文字，却不能自己穿鞋更衣。富家女在洋楼二层闺房中一边创作革命与恋爱的故事，一边等待美国大学的通知书。在她家中做工的佣人一边忙碌着家务，一边忧心挂念着做童养媳的女儿和做长工的丈夫。在“东方巴黎”上海，资本家与技术专家相谈甚欢，食不果腹的工人被技术、机械与制度压榨，沦为资本积累的耗材。所有群体利益纠葛错综复杂，革命意志不尽相同。中共从实际出发，没有将不认同共产主义的人士拒之门外，而是找到了“反封建、反帝国主义、反官僚资本”这些共同诉求，团结了大多数，使他们并入进步力量。新民主主义并没有使中共革命的共产主义革命意义褪色，反而使共产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实践意义在世界革命史中熠熠生辉。

2、独立自主，以我为主。中共土地革命虽然接受苏联帮助，但主要依靠自身力量。虽然过程艰辛，但中共能够把握住革命主动权，进而在革命成功后掌握国家主权。依靠自身实力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政权更有生命力，从本国国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更加稳固。二战后期与冷战时期，大量社会主义国家因苏联影响辐射而建立，也因苏联解体而告终。中共坚持独立自主，不惜与苏联交恶，在独立自主艰苦奋斗中锻炼出自身实力，因此在冷战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与国家主权得以维系。

4、提升共产主义修养，走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人以身作则，以共产主义价值观改造自己，以共产主义道德观约束自己，严于律己，冲锋在前，勇于承担革命先锋队的责任。中国共产党人是革命的先锋队，但不忘革命的主体是人民，力量来自于人民，政权归属于人民。中共领导革命不搞包办替代，而是长期耐心地依靠群众、教育群众、发动群众。只有坚持不懈地走群众路线，才能真正地改造社会，使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与思想文化融入到国家与民族的各个层面，淘汰旧世界，建立新世界。只有共产党人严于律己，不断提升自身共产主义修养，奉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才能取信于民，正确领导人民。因为走群众路线，中国的共产党人便杀不光，越杀越多，越挫越强。

5、确保正确路线实施专制的前提下，宽容对待异见群体。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人的思想是身处环境造就的，革命的真正目的是改造社会。改造社会的唯一途径是改造人的思想，而不是肉体消灭异见人士。因此中共对异见人士，尤其是反动人士的绝大部分采取宽大政策，认为他们错误思想的成因有时代与环境的因素。因此中共政府在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宽容他们、改造他们、团结他们，成功使大批封建地主阶级、国民党反动派、受迫屈从汉奸、日本军国主义者、国内资产阶级、部分联合国军战俘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做有益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人。温柔的宽大政策是中共最强有力的社会改造工具，这在中共革命历史，乃至新中国历史中清晰得见。凡是中共宽以待人时，敌人往往更容易接受改造，更快更好地转变为真诚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凡是中共不能执行宽大政策，以肉体惩罚代替思想教育时，异见者往往越来越抵触社会主义制度，仇恨共产主义，直至在思想上成为坚定的敌人。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宽大的前提是已经“确保正确路线实施专制”。在正确与错误、正义与反动还在争夺政权时，要牢记“枪杆子里出政权”，对反动势力要进行坚决的打击与专制。对负隅顽抗的国民党部队、土匪、还乡团、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中共都给予坚决彻底的武力消灭或镇压。建国后社会出现不稳定因素，中共以“稳、准、狠”为原则，迅速动用暴力机构纠正路线。路线纠正后紧急刹车，转为宽大政策。这在土改、镇反、三反整风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也揭示了井冈山整顿、反右、文革没有取得良好效果的一部分关键原因。

红旗到底打多久

  中国共产党是如何习得上述优点，成长为拯救中华民族、建立主权独立之新中国的先进执政党的？是无数血的教训与火的磨练造就的。中国共产党在诞生、发展、合并、斗争的过程中，不但有因战略误判被反动派屠杀的教训，还有因政策错误治理失败而被老百姓抛弃的教训，有党内斗争同志相残的悲剧。付出了惨重代价，中国共产党人没有灰心丧气，而是汲取经验教训之后，前仆后继地投入革命事业，因此成长为一个成熟的革命党、执政党。

  中共党人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在救亡图存的革命中建立起来的。事实上，中共党内很多人并不是马列主义者，而是朴素的爱国民族主义者。他们追随加入共产党，只是清楚地看到了这个纪律严明、充满活力、受人民拥戴的政党是拯救中国的唯一希望。他们认为共产主义是红旗，是救国救民的临时工具，而非与中华民族的福祉与发展密不可分的崇高信仰。那么一个刁钻的问题是，如果国家民族转危为安，譬如中国实现统一，新政权得以建立，共产主义信仰还有崇拜的意义吗？黄炎培与毛泽东在建国前夕进行了“窑洞问答”，试图破解中国的周期性王朝兴衰问题。每到王朝衰败之时，也是中华民族遭受外敌凌辱，国土不断沦丧之时，因此王朝兴衰问题也就是中国存亡的问题。毛泽东给出的初步答案是“人民监督”，意味着中共将坚持共产主义理念与道德，用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制度取代已然落后的中国封建制度，从而终结中国王朝兴衰的周期阵痛。况且成立新中国只是“万里长征完成了第一步”，中国自主工业化的事业才刚刚开始，还远未具备自立于世界国家之林的实力。因此新中国还需要坚持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在强敌觊觎之下大力发展生产力，快速追赶世界先进水平，保卫国家主权与人民安全。那么另一个刁钻的问题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当中国的执政党认为社会主义已经不能够提高生产力，反而成为生产力进步的阻碍时，中国还要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吗？共产主义的旗帜还要树立吗？

戒谈“左右”

  中共革命史与改革开放前的新中国建设史中，充斥了党内的“左右”争论。这些“左右”之争，大多不能严格遵循实事求是原则，做不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究其原因，主要是共产主义事业在全世界都是新兴的事业，中共的革命在中国也是全新的开创性事业。大部分共产党人缺乏经验，看不到事物发展的规律，只能在摸索中前进。在从中国革命现实迈向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探索实践中，中共不可能在将事物全部了解掌握后再付诸行动，而是必须一边革命，一边纠正错误，一边精进对马列主义的理解。因此在没有完全掌握问题全貌的情况下，“左右”便是指导与统一中共工作方向的必要哲学工具，同时也成为中共内部长时间争论不休的中心议题。所以“左”和“右”谁是正确的？当然是在彼时彼刻掌握了更多现实情况，和对事物发展规律认识更深刻的一方正确。也就是说革命事业在一段时间内应该“左”还是“右”，既要看是否符合现实条件，也要看是否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一考察实事求是，二考察远见卓识。作为回顾历史的后人，历史尘埃大多已然落定，大可不必言称“左右”。后人对历史中的“左右”之争应当有着比中共革命先驱们更清晰的认知，再提“左右”，等于承认自己无知。由此可见，不但后人看待历史应抛弃“左右”之类含混概念，做到具体事物具体分析，从空间、时间多维度详细解析历史矛盾。对于革命先行者们来说，理想状态也应是多多掌握事实依据和先进理论，以此说服并团结持异见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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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建设

 1949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布《美中关系白皮书》，承认中共即将掌控政权的现实，但预判中共难以长期维系统治。白皮书论述中共的治理将面临三大无法解决的根本性困难：经济困境、社会动荡、政治合法性。抛却意识形态与个人立场详读白皮书，会发现其中一些观点确实切中了新中国存在问题的要害，对新中国人民和中共政府可说是“坏心办好事”，提前预警了。

1、经济困难。新中国本土资本极度稀缺，又被西方中断了资本注入，不说积累资本发展工业化，连维持国民生存与政府开销都捉襟见肘，很有可能陷入贫穷——低投资——低产出——持续贫困的后发国家贫穷陷阱。再者中共缺乏城市治理与全国治理的经验，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是新兴的社会治理模式，可学习借鉴的案例稀少，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制度探索更是一片空白。白皮书预判到了中共发展工业化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发动全社会辛苦劳动充当工业化原始积累，但预判这种革命热情很难长久维持。当全国的革命热情逐渐消退，中国将失去生产力发展的最后动力。

2、社会动荡。白皮书敏锐地察觉到新中国当时的土改是表层的改革，并没有解决深层问题。即使中共宽大处理地主阶级，给予地主、富农以自食其力的出路，中国这一时期的土改也仅止步于“均田”，和古代农民起义，或新朝分田收买人心没有本质区别，并没有在广大乡村建立起新时代的民主文明。其结果是，或者农村在历史惯性中封建复辟，或者因中共对这种封建化自然倾向的弹压而发生周期性混乱。

3、政治合法性。新中国建国初不同群体相处和谐，是因为大家有着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与官僚资本主义蒋氏集团这些共同敌人。中共执政的权威来自于其最坚决地打击日本法西斯，最有力地驱离蒋氏买办独裁政权。当共同的威胁减弱后，中国不同党派的理念分歧便会显现。中共的“一党主政”将受到质疑，中共对暴力机构的绝对掌控更将遭受责难。中共声称其执政合法性的最大来源，是他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不采用西方票选政治，是因为中国实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但是新中国尚在探索中的社会主义制度又将如何证明，中共确实是能够代表“人民意志”的合法民主政权，而非漠视民意独断专行的官僚独裁政权？

  建国前夕，毛泽东多次引用郭沫若所著《甲申三百年祭》，告诫全党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不能重蹈李自成的覆辙。夺权后执政集团骄傲怠惰、贪图享乐固然是中国历史上无数新政权迅速覆灭的一大原因，然而大顺朝真的是灭亡于此吗？有一种观点认为，仅一个月李自成军队根本来不及腐化堕落，反而是坚持农民革命军造福于民的理想，罚抄豪绅以赈灾民，因而得罪了旧明的世家大族。这些贵族本已经归顺大顺，见李自成不能保全其利益，便串通满清军事集团颠覆了农民革命政权。这种历史解读和《甲申三百年祭》的解读，对建国初的中国共产党，乃至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者同样重要。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但是无产阶级不是自始至终都拥有先进生产力的，无产阶级革命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建国初，中共一方面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能救中国，具体地说就是实现国家自主工业化，另一方面又认识到当时国内的先进生产力大多掌握在民族资产阶级手中。依据中共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深入分析，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既有革命性又有妥协性。如果中共不能很好地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不但不利于开发利用他们掌握的先进生产力，还有可能导致他们与帝国主义内外勾结，推翻人民政府。因此中共政府秉持共产主义务实原则，以新民主主义开启新中国建设进程。

  中共政府通过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上的让步，树立起国家工业化与民族独立这一旗帜，成功团结了民族资产阶级。这时另一件大事发生，既促进了这种团结，也揭发了隐藏的问题，那便是抗美援朝。新中国建立后，美帝国主义随即跳出来，干涉中国内政，阻止中国统一台湾，进犯中国东北。一个新的强敌出现，再次点燃了中国人保家卫国的热情，很好地将中国不同群体团结在一起，一致对外，忘我地生产建设支援前线。与此同时，在美国这一巨大威胁的压迫下，张东荪这类只反日寇，不反美帝的反革命分子也暴露了出来。他们反日寇是出自于民族主义情感。他们向往，甚至串通资本主义列强，是因为他们相较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更坚定于资本主义。他们为了维护自身资产阶级利益和地位，可以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反蒋不是为了反官僚资本主义、反买办，而是蒋氏集团挡了他们成为西方买办的路。中共抓住问题暴露的时机，在他们发展成反动卖国势力前便压制住他们，画下忠于民族和国家利益的红线，对他们施以严厉警告，拔除了新民主主义建设的潜在危险因素。中共对积极参与暗杀和破坏生产的反革命分子坚决镇压。初期疾风暴雨式的镇反运动迅速稳定了人民政权，中共随即收缩运动，集中死刑审判权于地委市委，谨慎判处死刑，开创死缓制度观察改造罪犯。

  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党内外都有着各种错误认识。一些资产阶级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应该永远保护资产阶级特权，永远合法化生产资料私有制。一些民主党派认为中国应当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与西方议会制。一些党员官僚认为新民主主义政策应当维持几十上百年，新民主主义社会在此期间约等于一个静止不变的社会状态。这些错误认知或出自于自身利益，或出自于认识不足。新民主主义社会不是一个固定的社会形态，而是由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性社会。因为只有社会主义能充分解放新中国的生产力，实现国家自主工业化，所以社会主义是独一无二的发展目标。建国前夕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指明建国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将不再是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而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很多党员在情感上无法接受这一论述，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刚刚支援资助共产党战胜蒋氏独裁买办集团，就要将他们“树为敌人”。然而这一论述出自于严谨的社会学推断，有效指导了国家基本制度的确立，也成功预判了建国后新民主主义社会产生的问题。

  中共在先进的理论指导下确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对人民实行民主和对敌人实行专政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国家要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民族资产阶级是团结和改造的对象。在第一届人大代表中，党外资产阶级人士还要多于党外无产阶级人士，但是中共政府明确否定了“中间路线”。建国初确立正确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确保了新中国迈向社会主义与民族独立，而非资本主义与经济殖民。新中国一方面发挥私有经济作用，一方面充分开发社会主义生产力，制造出私有经济与公有经济此消彼长的态势，促进国家过渡向社会主义。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靠马列主义先进的思想、先进的制度。50年中国便推出《婚姻法》，解放妇女生产力。在抗美援朝时期的增产节约运动中，国企和乡村民主改革后，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主人翁意识与国家使命感高涨，生产积极性大幅提高，工农业生产与国家经济得到快速恢复，有力地支援了朝鲜前线。由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存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一主要矛盾，国家建设不会是一番风顺的。52年国家紧随“三反”运动展开“五反”运动，打击不法资本家。资产阶级罢工对抗运动，导致国家经济紊乱，工人失业率高涨，中共不得已草草结束“五反”。53年国家经济部门仅征求了资产阶级的意见便推出新税制改革，私有制企业投机倒把大发横财，引发经济紊乱，物价飞涨，公有制企业与广大民众大受损失。错误的源头是部分党员干部思想深处存在资产阶级意识，将资产阶级的资本利得看作理所应当，将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同等看待，缺乏向社会主义迈进的主观能动性。这种缺乏发展社会主义的主观能动性还体现在，51年华北局和刘少奇反对山西省委发展老区农业合作化的建议上。“五反”运动虽然半途而废，但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工人监督与企业民主化改革，纠正新税制错误也提高了党员的认识水平。中共预计经过10到15年中国便可以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如果没有重大变故发生的话。

社会主义改造

  新中国建国后仅用三年便恢复了国民经济，同时在朝鲜半岛力挫美帝国主义势力，大大提升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士气和影响力。接续中苏抗美援朝军事合作之后，苏联与中国进一步开拓战略合作与经济互补的空间，于是有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最完整产业结构，最平等互惠的工业产业转移——苏联对华援助。中共高层敏锐地察觉到这一历史机遇来之不易，因此果断结束新民主主义时期，乘苏联工业援助的东风大踏步进入社会主义。不少党员干部刚刚从错误反思中理解了新民主主义的内涵，又要马不停蹄地跟上中共高层新的思想指示。尤其是一些民主人士与资产阶级无法适应这种政策急转与社会巨变。从国家角度讲，发展自主工业化，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道路，苏联援助更是千载难逢的，也可能转瞬即逝的机遇。因此中国宁可全盘苏化，也要囫囵吞枣式地把工业化的底座搭建起来。资产阶级在苏联先进生产力的挤压下日渐失去议价能力，于是接受公私合营与社会主义改造，既保留了一部分资本利得收益，还博得爱国美名。当然，这些爱国资本家向国家交出产业时，白天一脸心悦诚服，夜里合家抱头痛哭，也是人之常情。一些民主党派知识分子隐居避世，想要冷眼旁观社会主义改造受挫，却看到社会主义建设进行的轰轰烈烈，中国社会日新月异，于是产生落寞与后悔之情，希望加入到国家建设事业之中。改变最大的是城市工人无产阶级。近代中国人民所遭受的来自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者的苦难为世人关注，来自民族资产阶级的压迫的关注却严重不足。社会主义改造将城市无产阶级从资本主义的压榨中解救出来，使他们焕发出热烈的革命热情与生产活力，还有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深切认同。虽然革命时期中共也在城市工人阶级中积极发展党组织，但革命队伍的主体毫无疑问是农民阶级。56年中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此时中共才真正称得上，是代表广大无产阶级，包括了农民阶级与工人阶级的政党。

  国家加速工业化进程，农村工作的重要性不是降低了，而是大大提高了。工业的基础是农业，尤其是对于新中国走的这条独立自主以我为主的道路来说，供应工业原材料、供养工业人口、支付苏联工业品，都需要农业的稳定增产作为支撑。封建时期的中国已经把小农经济的生产力发挥到了极致，尚在原始积累阶段的工业也不可能为农业提供科技支持。因此只有依靠生产关系的革命，也就是农村社会主义改造，才能进一步提升农业产量。封建时期的小农经济是几乎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工业化开启后农村与农业问题便无法孤立看待，而是必须放在国家整体规划之下通盘考虑，谋求城乡、工农步调协同有序发展。

  或许正如一些党员干部认为的，中国的小农经济还有潜力可挖，实行党领导下的“三自一包”，还能够提升产量。在他们的头脑中，农村只是一个提供农产品，供给工业化的地方，只要能从农村地区征购足够的粮食，就没有必要过多干预农村传统的生活状态。这是一种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十分危险的想法，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中共政府对农村的治理，对农民的福祉是负有责任的。轻视农村治理，任由农村资本主义发展和封建主义复辟，落后的生产关系势必影响生产力发展，还有可能侵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使党变质。政府为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采用城乡剪刀差这种必要的发展手段，从农村征收农产品，更应该想方设法改善农村的人文环境，提高农民的政治地位，更应该义不容辞地带领农民阶级创造生产条件，发展生产力。因为中共政府对广大农民负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责任，因此必须持之以恒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心系农村的未来发展与农民的长远利益。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工业化跳出资本主义工业化”城市剥削农村“的政治困境，或是”农村孤立城市“的经济困境。

  在新中国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中，中国积累经验，完善体制，于1954年修成第一部成熟的国家宪法，和定义军队性质，指导军队建设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56年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论十大关系》，是指导中国探索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纲领性文章。同年全国推广八级工资制，以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初步制定了社会分配标准。改造旧社会，建立新社会，如果不能深入人民当中改造旧有的文化和思想，这些新时代的先进制度也只能浮于表面，成为愚昧落后国家的国际遮羞布。这种融入民族骨血的旧文化旧思想，改造起来是相当不易的，传统的三纲五常和资产阶级思想已然扭曲了人民的价值观。因此”矫枉必须过正“，要以群众运动的形式纠正社会的价值体系，使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成为主流。只有新文明成功占领了领导地位，其他人文的思想才能作为旁支活跃人民思维，丰富社会思潮。1949年解放区文艺工作者群体召开文代会，确定了”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这一新中国文艺发展方向。建国后毛泽东主持批判《武训传》、《清宫秘史》，批判其延续了传统封建意识形态，引导人民做顺民，依靠统治阶级改革和振兴国家。社会主义新文艺不应扼杀人民的阶级斗争精神，应当鼓励人民当家做主，告诉人民获得解放只有靠自己。批俞平伯、批胡风，都是为了改造学术和文艺的上层建筑，构建社会主义的文化思想理论体系。鼓励理论家深入体验人民生活，使理论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许多成长于封建时代，或是受培训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知识分子们自以为自己所遵循的学术体系是”泛人类的唯一道统“，实则是属于封建时代的，和服务于资产阶级的。要知道社会主义的文化思想理论体系是一个新鲜事物，因此更需要学术界有意识地大力开创大力推进。

官僚主义者阶级萌生

  革命时期中共的清正廉洁纪律严明全世界有目共睹，但仍普遍存在一个观点，共产党能打天下，不能守天下。大部分党员干部和解放区人民对此观点嗤之以鼻，然而中共高层却对这个问题给予高度重视。虽然建国前中共要求“两个务必”，但不少党员干部在建国后产生“到站下车”的思想，认为自己的付出终于换得官职和福利，革命可以到此停止了，完全不在乎继续建设社会主义，为广大百姓谋福利。一些干部掌握权力后迅速腐化，《婚姻法》颁布后，借口“自由恋爱”抛弃妻子，与地主、资本家千金联姻，搞权色交换、权钱交换。中共部队浴血奋战在朝鲜战场的同时，即使是前线英雄部队，也发生了塌方式腐败。出现腐败现象当然是因为部分党员进入和平年代放松了自我约束，贪图享乐，丧失理想信念与奋斗意志。但之中也有深层次原因，即中共革命始终存在的一个隐患，即革命目的的问题。一些中共党人参加革命既不因共产主义理想，也不因民族独立，而是敏锐察觉到中共这支部队最终一定得天下，为了自身利益与地位加入革命队伍。还有一部分中共党人来自于地方豪绅世家大族，亦有这些权贵家族“分散投资”之嫌。张国焘无疑是这样典型的投机客，早早暴露后便脱离革命队伍。但是否有老谋深算、以命作注的赌徒不但始终隐藏于革命队伍中，甚至身先士卒积极表现，为革命作出切实贡献，因此身居高位呢？言而总之，妄加揣测是无意义的，“君子论迹不论心”，一个人是忠是奸，只有“盖棺”才能“定论”。而今时过境迁，我们从历史与现实中已经可以公正地评判大部分这些历史人物了。

  建国前后的乡村整风运动几乎可以作为人民政府整风运动的标杆，值得研究与参考。由于农村干部的腐化堕落，乡村地区的土改无法顺利进行。党员干部接受旧地主富农贿赂，自己也开始雇工，成为新的富农。还有不少干部以权谋私，投机倒把，私吞公共财产。这些富裕起来的农村干部不但侵害老百姓利益，侵蚀着政府的公信力，还出于自身利益极力反对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对于这些腐化干部，一般老百姓持忍让态度，因为他们总比国民党官僚和地主要好太多了，而且他们一般都在抗日、解放战争、土改中为家乡父老作出不少贡献。为了维持党的纯洁性，推进社会主义改造，中共决定在广大乡村开展整风运动。整风运动依旧发扬中共传统，发动群众，以群众为主体开展运动。群众被发动起来后，所有问题被曝露于阳光之下，交给群众说理、评罪。这既是对党员群体的整风，也是对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民主化教育。当然，群众不可能是绝对正确的，整风运动难免出现打击过火，借机夺权、夺财的反面现象。中共及时派出兼具政治素养与工作能力的党员干部，组成工作组下乡指导整风。最终绝大部分乡村高质量完成整风运动，少部分完全不称职的干部被群众撤换，大部分干部接受批评教育，洗心革面，退赃检讨，重新获得群众的拥护。及时果断的整风运动挽救了无数基层干部，有力地维护了乡村秩序。这次成功的整风为人们提供了不少宝贵经验，却也留下一个难以解答的问题——这次整风运动的成功既离不开充分发动群众，也离不开中央工作组为群众把持住了公正的标准线。如果工作组偏离了公正，如果中央自身出了问题，该怎么办？

  相较于乡村，城市出现的贪腐问题更为恶劣。腐败不是偶发的个别干部问题，而是中共城市治理后迅速扩散普遍存在的严重问题，部分干部的堕落腐化已经达到了谋财害命的恶劣程度了。51年中共开展“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严肃处理了一批腐化问题严重的干部，处决了彻底腐化堕落的，造成国家与人民巨大损失的干部。这种严厉举措整肃了党风，恢复了群众对政府的信心，打退了资产阶级腐化中共的攻势，更挽救了一大批国家干部。由于腐败问题发生范围过广，中共不能将所有违法干部全部处理，只能敦促问题不大的干部退赃反省。这种处理方式并非执法不严，而是符合国情与时代背景的合理做法。虽然这些党员干部犯了错误，但他们已然是多年战乱、礼崩乐坏的中国之中，道德与法纪的佼佼者了。将他们全部严肃处理，不但国家难以运转，更无足够人才可以替换。因此“三反”的主要目的在于挽救，在腐化堕落问题尚处于萌芽中时，及时纠正中共整体与干部个人的错误倾向。

  还有一些问题则是中共长期存在的顽疾，如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个人恩怨、地位攀比等等、等等。中共的各类内部矛盾没有因革命胜利而消除，反而在和平年代不断爆发愈演愈烈。55年授衔仪式产生种种党内纠纷，诞生了种种令人羞耻的闹剧。这里暂不涉及党内路线之争，所有其它矛盾，其实都可以归类为资产阶级派性。正应为有资产阶级思想，才会在意个人荣辱得失，才会在党内拉山头闹派性。建国早期最严重的党内分裂事件便是“高饶事件”。高岗主持了对新税制改革中犯错误的同志的批判工作，在这些党员干部认识到并纠正错误以后仍不依不饶，试图在政治上彻底否定封杀刘少奇等人，目的是自己政治上位。为达成目的，高、饶二人秘密拉帮结派，挑唆党内关系，对党的和谐稳定与健康发展造成恶劣影响。在毛泽东等人对高、饶多次警告无效之后，党的高层展开对高、饶集团的批判。一方面高岗此人过于顽固，被权力和成绩冲昏了头脑，不能很好地认识和反省自身的严重问题。另一方面主持批判的刘、邓、周等党员干部也没有做好批评教育、“治病救人”的工作，将高、饶集团升格定性为反革命。结局是高岗自杀，高、饶集团被瓦解，中共有惊无险地渡过了一次分裂危机，但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大。高岗在建国后任东北局书记，在其主持工作下，东北地区不但很快地重建了工业设施，恢复了生产，还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前线，与彭德怀配合默契，完成了境内的后勤保障任务。高岗不但是经济和治理的人才，更是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稀缺才干，因此很快被调入中央，任计划经济委员会主席。高岗的死当然主要归因于其个人的思想落后与性格缺陷，但同时也是中共的巨大损失，是教育挽救工作失败的憾事，本应引起党内更为深刻的反省。

  高、饶事件危害之大，不在于它制造了党内分裂，而在于它挑明了党内已有的隔阂，使之公开，造成分裂加剧。譬如“白区党、红区党”问题，如果党内本不存在这种派性矛盾，高岗发明出这种说法也不会产生多大影响。但事实上确实存在这种派性隔阂，而大部分党员为了维护团结，有利于国家建设，尽量回避这些问题，高岗却非要剖开伤口大做文章。从建立中国共产党到成立新中国，党内的派系争斗又岂止“红白”问题，高、饶事件与革命时期发生过的分裂内斗事件相比可谓是小巫见大巫。一些问题因当事人逝世或叛变而消除，一些问题则跟随革命者们来到新中国，隐藏起来，随时准备在新中国建设中的各种矛盾中爆发出来。为了防止高、饶事件负面影响扩大化，毛泽东下令与高饶有串联嫌疑的干部与将领被免于追查追究，但派性矛盾的邪火没有因此而熄灭。中共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问题有着复杂的历史成因。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起源于广袤中华大地一个个革命的星星之火，起源于一座座城市的学生运动，和一片片穷乡僻壤中的革命根据地。这些革命的细流汇聚在一起，于是有了江西苏区、陕北苏区、红军、敌后组织。正因为中共革命是多点开花，才没有被反革命势力扼杀。在国民党反动派、日本军国主义这些反革命势力长期处于实力优势时，中共在组织上统一后，为了防止被一网打尽，也不得不让各股部队分散开来，各自发展根据地，自由行事。中共在长期的各自为战的艰苦斗争中，难以避免地形成了山头、派性问题。客观而言，中共的分裂问题虽然遗害不小，但世界上大部分革命党根本遇不到这个问题，因为他们甚至大敌当前仍不能处理好各种人民内部矛盾，团结起来组成统一的革命力量，一致对外。中共能团结统一为一股力量，是因为毛泽东以其一次次成功的领导确立了其党内的绝对核心地位，是因为朱德、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共高层不谋私利，不讲私情，共产主义政治觉悟高远，在工作中关系融洽，保持紧密团结。更重要的是，无数中共党人心里只有国家民族的独立，只有人民的生存与幸福，甘愿为了党的事业作出个人牺牲，不在乎个人职位高低、薪酬几何。多少老红军不贪图荣华富贵，革命胜利后回归故里，成为普通农民，普通工人。更有多少烈士没有能看到新中国成立便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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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是什么阶级

  建国后中共加强了对科教文艺领域的领导。50年全国完成了教育国有化，所有私立、私塾、教会学校收回独立经营权，所有高等教育院校派驻党员做一把手。在一五计划如火如荼进行中时，民主党派学者马寅初领导了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改造工作。1957年针对干部群体出现的种种不良现象，中央开展新一轮整风运动。这次整风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号召广大民众与民主党派人士参与到整风运动中来，检举监督、批评指正干部的不良作风。此时国内国际发生两件关键事件。一件是中苏论战，关系转冷，新中国对国内知识分子的依靠程度上升了。另一件是波匈事件，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资本主义思想分子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有机可乘，想趁此骚乱与欧美资产阶级联合，推翻社会主义政权，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在这种国际局势下，新中国的一部分没有完成思想改造，坚持资本主义中间路线的民主党派人士同样蠢蠢欲动，又借“双百”整风之机，对中共发起试探性攻击。他们要求中共干部让出高校领导位置，撤出教育领域，还要求实行西方议会制，甚至彻底弃民主于不顾，希望实行“轮流做庄”。此种情况，不只是中共察觉到“事情正在起变化”，广大群众也对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反动言论愤怒异常。中央遂开展“反右运动”，快速打退错误思想的冲击，使全社会统一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路线上来。

  “反右运动”在执行层面被严重扩大化，过程暂不细说。59年中央结束运动，逐渐开始为右派“摘帽”。此次“摘帽”工作大约持续到63年。62年为右派“脱帽加冕”工作中，周恩来对知识分子群体发表重要讲话《论知识分子问题》，对知识分子群体进行了精准透彻的分析。国内知识分子群体本应遵循这篇文章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与思想脉络，自我剖析自我敦促，进一步完成社会主义思想改造工作。然而知识分子受到外在官僚主义与自身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致使文化与科教工作逐渐偏离社会主义路线，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负面影响，为精神文明未来发展埋下隐患。文艺方面，很多文艺工作者错误地理解了“双百”政策，大跃进后的调整时期，大批唯心的、封建的、资本主义倾向的、虚无主义的、享乐主义的文艺作品被创作出来，推广向全社会。知识力量逐渐从乡村汇聚到城市，从基层汇聚到中央。城乡的医疗水平、师资水平越拉越大。官僚放松了党对高校的领导，知识分子垄断了教育工作。知识分子与官僚阶级子女大学入学和毕业的比例不断上升，工农子女相应的比例不断下降，已经远远低于前者群体。这些毕业生也受到大学教师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不良影响，更倾向于留在城市做理论工作，厌恶田野考察与实操工作。同时，知识分子群体也频频发生派性斗争，利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民主权力打压学术异己，譬如有“文艺沙皇”之称的周扬借助手中权力对文艺界实行独裁。再比如一些学者对思想改造，和主持改造工作的马寅初心有怨气，于是借中央批判《人口论》之机，攻击打压学者马寅初。

  知识分子群体从何而来？在远古狩猎采集时期，部落没有明确的分工，每一个成年成员都是生活的多面手，既是生产者，也是知识的掌握者、传承者。人类进入农耕文明之后，人口增长的同时，社会分工也随生产力发展应运而生。一部分才学出众之人负责指导生产、统筹调配、传承发展文化科技。这些人的生产劳动工作越来越少，逐渐成为知识分子群体。进入封建时代，早先一批知识分子成为贵族阶级，贵族阶级也继续将后代培养为知识分子，以巩固阶级统治。受生产力低下所限，劳动阶级想要培养出知识分子难上加难，更何况封建时代阶级上升渠道狭窄。因此在和平年代，没有职权的知识分子集中于工商业。随着科学与工业革命后工商业的飞速发展，和封建制度对生产力提升的阻碍，欧洲工商业知识分子们领导人民发动推翻封建社会的革命，即资产阶级革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之后，知识分子有了明确的奋斗目标，即成为资产阶级。和封建时代类似，最早一批知识分子趁着资本主义制度与两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巨变，凭借机遇与努力成为资产阶级，并同其他资产阶级垄断了社会资源。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垄断阶段，底层新的知识分子很难凭借努力成为资产阶级，于是绝大部分资本主义社会知识分子将人生目标改为投靠资产阶级，凭借个人能力向资产阶级谋求高薪。他们本质上成为了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工具。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一部分知识分子从良知和人文主义信仰出发，认为人类必须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改革，以减少同类之间的剥削压迫。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他们从对科学的前沿认识出发，判定人类若不施加主动干预，继续任由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人类必将走向自我灭亡的死胡同。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知识分子群体往往被冠以“中产阶级”名号，是自我意识中的贵族，真实世界中的无产者。在社会主义社会，知识分子又应该如何定位？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知识分子也有着复杂的组成成份。有封建贵族后代，有资本家及其后代，有帝国主义培养的高高在上的“西化”学者，还有并不占多数的无产阶级出身者。新中国一部分存在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服务于抽象的全人类，或服务于抽象的科学事业。这种思想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学者的供养者们——资产阶级给他们灌输的，希望他们这样认为的想法。这样，他们既可以不断研发产权全部归属于资产阶级的新科技，使阶级分化进一步拉大，又可以自欺欺人保持某种个人崇高感。拨开这些假象，我们就能抓住问题的本质——知识分子服务于哪个阶级，取决于谁供养了知识分子。在资本主义社会，是资产阶级供养知识分子。因此当知识分子进行有益于社会主义革命，有益于无产阶级的科学研究时，银行的账单和法院的传票，甚至警局的逮捕令马上会让他们深刻感受到自己的才智是属于谁的。由此推理，在社会主义社会，广大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供养了人民政府，当然还供养了知识分子群体，知识分子就应当为劳动人民服务。

  因此，新中国应当对现有的知识分子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改造，使这一群体中的资产阶级思想越来越少，无产阶级思想越来越多，使他们与劳动人民相结合，为解决人民生产生活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而努力。在教育战线上，应当不断弥合阶级差距，努力培养劳动人民子女。同时还需要注意对教育和科研的社会主义改造，不然无产阶级出身的学子也有可能被培养成资产阶级学士。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不是谁宣布他是无产阶级，他就变成无产阶级了。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改造应当是一个相当长的实践探索过程。人类已知的成熟的知识分子体系都带有强烈的精英色彩，都离不开长时间的脱产培养人才，与脱产科研开发。社会主义要培养“既红又专”的知识分子团队，直至最终消除脑体差距，改革的深度广度显然不限于文化科教范围，而是涉及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方方面面，因此是个长期的工程。短时间内知识分子难以摆脱脱产的工作方式，难以与劳动人民真正紧密融合，成为无产阶级。但持之以恒地对知识分子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与对教学科研工作方式的社会主义探索是十分必要的。这种改造应当发扬中共宽大政策的优良传统，不追不逼启发自觉。因为知识分子群体本质上还是属于无产阶级，只能依附于统治阶级或其供养者，不存在抢夺政权的问题。知识分子有依附权贵的倾向，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依附资产阶级，那么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知识分子只有依靠无产阶级一种可能吗？知识分子还可能依附社会主义社会中新兴的官僚统治阶级。甚至在物质与地位诱惑下，知识分子更有可能抛弃无产阶级，选择特权路线。科技生产力与政治权力相向而行，知识分子与官僚阶级结交、联姻，分享权力、垄断知识，共同腐化堕落、剥削人民，最终成为垄断的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因此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真正的要害其实不在知识分子身上，而是在新兴的官僚主义者阶级上，在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主义复辟倾向上。

中苏论战意义何在

  在“反右运动”中，中共大力批判右派分子对共产党的污蔑言论，即共产党有无法克服的先天缺陷——“社会主义的官僚主义，无产阶级的宗派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主观教条主义”。如今来看，右派的这些观点确实戳到了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些痛处。中共是否目不见睫，不愿意开展自我批评？其实不然。56年初至57年上半年，中国全国陆续发生罢工罢课退社事件，主要原因是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完成，新制度尚不完善。一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干部没有缓和解决好这些问题，反而激化了政府与群众之间的矛盾，因此有了中央的“整风”决定。“反右”之前的“开门整风”运动，口号就是整治党员干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中共已经发现了党内出现的问题。52年中央倡议取消干部子弟学校，干部子女与工农子女同校，但对干部子女特殊照顾，特招入大学的现象始终存在。建国后中共中央要求党员干部尽快适应新中国建设工作，号召干部学一门科学。然而不少干部凭借战争年代的贡献居功自傲，不主动学习如何作和平年代的领导者建设者，不愿意学习所负责部门的专业知识，工作全推给下属干，向周总理汇报时一问三不知。这些人对工作马马虎虎，对个人荣誉、职称、薪资却斤斤计较。

  “一五”期间中国实行“全盘苏化”政策，取得了巨大发展成就的同时，也发现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中十分危险的修正主义倾向。这些修正主义思想借由“全盘苏化”，已经开始感染中共党员，产生广泛的负面影响。在苏联“一长制”、“泰勒制”、“军衔制”这种缺乏基层民主，压抑人民意见与创造力的制度中，中共党员干部也日益变得对上逢迎，对下粗暴。人民军队内部也产生阶级分化，官兵一致的优良传统逐渐被遗忘，军官对士兵颐指气使。若继续按照苏联的军队体制进行改革，政委、指导员的作用将被弱化，军队退化为单纯的国家暴力机器，士兵只知有长官和国家，不知有党和人民，党指挥枪的原则将名存实亡。因此中共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不只是回击苏联霸道外交行径，纠正苏联思想和制度错误，更重要的是揭露和纠正中共自身正在发生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错误。否定“全盘苏化”路线只是中共整党工作的开始，真正困难的是纠正中共内生性问题，为社会主义阵营探索出一条永葆纯洁的党建道路来。

  那么中共在这方面做的如何呢？有一些优秀案例，但总体而言非常糟糕。优秀案例都发扬了“团结——批评——团结”的优良传统，在厘清事实情况，认清问题根源的基础上，对误入歧途的干部进行严肃的批评和耐心的指正。这些干部反省纠正错误以后，党集体再鼓励其放下包袱，重返工作岗位。没有一名中共党员是没有犯过大错误的，只要心中还坚守党和人民的底线，所有党员都可以在这种民主团结的党内生活中，不断提高自己，成长为优秀的革命家。只有党内监督指正，整党工作只能说完成了一半。党的纯洁离不开人民的监督，党应当欢迎人民行使监督权，欢迎民主党派建言献策。毛泽东显然低估了党员干部群体官僚化的严重程度，未做充分准备，贸然“开门整风”，又匆忙发起“反右”。彼时还有不少知识分子没有完成思想改造，邀请他们指正中共错误，注定会掀起一股资本主义的妖风。毛下令“反右”，官僚群体趁机对“开门整风”中对自己提出批评的人士进行打击报复，导致“反右扩大化”。民众被成比例地划为“右派”，被错误扣上“右派”帽子的不只有知识分子，还有不少提过意见的工人农民和基层干部。虽然从毛对“反右运动”的具体指示上来看，他是希望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打退进攻就作罢的。但既然宣布了“双百”政策，就应该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对反动言论者中共也应该只批判观点，不惩罚个人，这样才能立信。毛泽东的这一错误，间接导致了以邓小平、陆定一为首的“反右”运动官僚们对人民群众与知识分子的专制打压。因此大跃进发生种种反科学乱象之时，知识界无奈“万马齐喑”，理智的人不敢发声。“摘帽”运动也无法消除“反右扩大化”的恶劣后果，党内外全中国的民主化建设都受到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同样糟糕的还有中共根深蒂固的宗派主义作祟，派性斗争和整风运动搅在一起。有人借整风运动搞派性斗争，有人以派性斗争的方式搞整风运动。中共高层大多心高气傲，不容易承认错误，耐心细致地整风效果虽好，作用时间却十分缓慢。新中国工业化建设迫在眉睫，国防安全远未得到保障，因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高层，往往“走捷径”搞整风，用派性斗争的方式，疾风迅雷般地裁撤和批判相关官员，试图快速纠正路线，统一党内认识。这些派性斗争方式通常是挖黑历史、翻革命年代旧账、查反革命行为、牵强附会扣帽子，甚至不经正常法律程序直接判刑等等，总之是不能实事求是、就事论事，把问题解释清楚，让所有人心服口服。正因为派斗式整风没有讲清事实与错误，才使得宗派主义分子有机可乘，浑水摸鱼搞派斗，倾轧异己。这种方式短期内高效便捷，长期看无疑是饮鸩止渴，贻害无穷。

  （庐山会议“彭黄张周集团”前前后后相关事件多有不详，叙述所知足以揭示中共山头主义和派性斗争的严重危害。抗美援朝时期，彭德怀与高岗工作配合默契。彭德怀回国工作后，多次请辞军职，被毛泽东一一拒绝。52年7月彭德怀推举高岗，又推举邓小平任总参谋长，中央任命聂荣臻代徐向前任总参。53年6月高岗主持对新税制改革错误的批判。高岗“揪住”薄一波，剑指刘少奇，暗中结党立派，牵扯军政人员甚广。11月彭德怀推辞军队政治工作，推举高岗主持军改工作，遭到拒绝。12月，毛对高岗分裂党的行径提出警告。54年2月“高、饶事件”定性为反革命，刘少奇等领导批斗高岗。8月高岗自杀身亡。54年粟裕接任总参谋长。共事期间，粟裕上受制于彭德怀，下受制于黄克诚，常常受上级呵斥，工作十分艰难。55年3月，中共就“高、饶事件”在口头上批评了彭、黄二人。55年9月新中国授衔，刘少奇举荐粟裕，但未能挂帅。58年6月彭德怀、邓小平主持批判军队教条主义工作，强力批判刘伯承、粟裕，同样上升为“反党”性质。58年10月，黄克诚接任总参。59年7月庐山会议彭德怀、张闻天因两篇文章受批判，彭德怀12日上书，14日被印发讨论。张闻天21日发表3小时长篇发言。7月23日毛泽东发起对彭德怀的批判，随后将批判范围扩大为“彭、黄、张、周集团”。全党响应毛泽东主张，在后半段庐山会议及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批判所谓“彭、黄、张、周”，同样将其上升为反党集团。7月底常委两次夜间会议，一次无记录，一次在场秘书记录为，众常委翻彭德怀旧账，毛批评彭不能和同志搞好关系。8月17日彭、黄、张、周被免职。粟裕不愿做落井下石之事，并未发言对彭批判。毛用一次会议便换下了彭，换上了信赖的林彪。这是一次毛发动的宫廷权斗，“杯酒释兵权”吗？那为何毛多次拒绝彭的主动请辞？彭一向粗暴待人，得罪不少同僚，上书也直指政务系统的失败。彭本人更是清廉节俭，这与某些同僚格格不入。是否是官僚集团向毛施压，才有了对彭的批判？回顾批判教条主义时，刘伯承洒泪发言，还获得了满场鼓掌，为何为彭仗义执言的人如此之少？粟裕在文革后迟迟不得平反，又是为何？

  总之，这一系列派性斗争，或派斗式整党，导致全党并没有就张闻天的发言进行深入探讨辩论。这次大批判掩盖了全党对修正主义思想、对社会主义改造与大跃进的糊涂认识，全党没有从这次会议中获得任何社会主义建设上的认识提升，没有总结得出任何可以指导现实工作的具体方法。大量党员干部因派斗而下台，不能发挥其宝贵才干，也极大地削弱了同级之间、下级对上级的监督作用。“批彭”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引起巨大震动，对中共的形象和威信造成了一定影响。“批彭”的错误方式没有帮助毛“走捷径”，反而徒生了“含沙射影”借彭批毛的多疑。中共历史所有数不清的派斗，严重危害了党内外民主环境，很多核心问题没有得到及时研究澄清，造成了长期持续的社会损失。）

  比前两者更难处理的是党内路线分歧。中国有句谬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然而小人逐利，只要能达成利益一致，分配均衡，小人是可以“和气生财”的。君子不然。君子不计个人得失，但是对内心的观点理念坚定不移。若君子之间存在不同理念，且都关乎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那么他们为了践行自己的理念，是不惜以命相搏的，绝不会和和气气。中共八大刘少奇发言，开篇宣布“国内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毛与刘的路线分歧在此刻已然产生，只是此时双方及其他党员都没有意识到这一分歧的性质严重与不可调和，毛只是提醒刘这个说法“不合适”。还有不少党员干部对外交战略表达不解和不满，认为中国没有道理和苏联闹僵。中国在经济上、工业建设上、军事装备上都受益于苏联，适当放弃一些主权利益，可以换得中国早日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中国在外交上并不缺乏灵活变通——为了南方边境和平稳定我们就放弃了一些国土，为什么在苏联的问题上如此固执？将苏联树立为敌人，我们岂不是要同时承受两大阵营的打压，我们的外交为何如此愚蠢？一种对毛泽东当时思考的解读是，毛认为继续留在苏联阵营对国家主权的危害，已经超过了中国同时面对两大阵营的凶险。这种危害不只是旅顺、大连领土主权上的让步，不只是长波电台、联合舰队、送还美国俘虏这些军队与外交主权上受到的侵犯，这些都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最要命的危害，是苏联修正主义制度将腐化中共党员的思想，苏联修正主义路线将葬送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毛判断，中国上下团结一致坚持正确道路，足以抵御美苏两大阵营进攻。但如果走了修正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将腐化变质。如此一来，相较于被外敌毁灭，社会主义新中国更有可能会先于苏联自我瓦解。诸如此类路线分歧，党员干部们无法在短时间内提高认识，统一思想。不同路线派系更无法各行其是，充分试验，慢慢等待路线对错分晓。中国已然落后太多太久，选定一条道路，集中力量快速追赶工业化是唯一出路。如果中共思想理念一致，干部政治素养和治理水平都很高，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当然会一帆风顺。然而现实是，不但中国的底子差——“一穷二白”，中共执政团体的基础也不算牢靠。党内埋藏着根本性路线分歧的深层隐患，党的干部也普遍没有认识到在和平年代继续提高党性修养的重要性和方式方向，也没有达到治理现代国家的职业基本能力要求。

官僚主义与修正主义不断撕扯中的大跃进

  最先发现问题的是周恩来、陈云这些站在全国高度主持具体经济工作的官员。他们提出“二五计划”指标过高，原材料与农业产出跟不上计划，遭到毛泽东的批评并被解除部分经济工作职权。虽然二人对大跃进的潜在能量估计不足，但是他们冷静的工作态度和数据量化的工作方法应当得到推广。当时中共所有人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都知之甚少，反倒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能推出如孙冶芳、陈云这样的人才。然而中国选择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毛泽东选择的是大跃进，于是高岗死后，中国计划经济人才稀缺的问题尤为突出。58年毛泽东退居二线，将更多精力投入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研究中，这也符合他对党员干部学习专业知识的要求。大跃进最重大的政策转变是“放权”。“一五计划”全盘苏化时期，中央制定计划，地方严格执行，地方的主观能动性被严重压抑。“二五”开始，中央将经济权下放给地方政府和企业，以此激发生产活力。这种瞄准一个方向“各自作战”的形式，对于从游击战中成长起来的中共干部来说，再熟悉不过了。因此大跃进时期地方干部的工作热情是不缺的，甚至过了头。

  在推进农村公社化运动中，始终存在“快慢”问题。万事开头难，起初农民对合作化生产不了解、没信心，抗拒合并。经过基层干部耐心工作，积极分子带头劳动，合作化生产方式越干越有成绩。农村从合作组一步步向初级社、高级社迈进。53年至56年，合作化在多个地区试验成功以后，其他地区就没有必要再犹豫是否应当搞的问题，而是应该考虑如何搞，应当学习领会合作化农业生产先进之处，努力说服群众，结合本地情况推广合作化。大跃进初期，毛认为农业部的公社运动搞得慢了，应当大踏步前进。地方干部与农业部则不断上报合并的速度快了，要留有时间巩固现有生产方式，再提高合作化程度。在批准成立多少个公社的问题上毛与邓子恢等人反复拉扯，最终毛决定下乡实地考察。下乡后，毛发现农民普遍支持合作化运动。一些基层干部辛辛苦苦拉起合作组、生产队，又因为政策收缩不得不解散组织，造成干部与群众士气受损。普通中农、富农、旧地主虽然有一定资产，厌恶合作化可能带来的“平均主义”，但他们在新社会没有政治权力阻挡运动步伐。对合作化阻碍最大的力量，其实是土改以后日子越过越富，逐渐成为中农、富农，有产业能雇工的农村党员干部。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毛更加放心大胆地推进合作化运动，并认为阻碍运动的干部是犯了“右倾”路线错误，详细解释就是出现了资产阶级思想倾向。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既然党的领导人确定了基调，下面的干部为了创造政绩早日升迁，不顾一切地激进地推进公社化运动。58年公社化超额完成指标，且成立了相当多的大型、超大型公社。一方面地方干部显然缺乏经验，也缺乏生产相关科学知识，但主要的问题，是官僚主义功利心在作祟。为了超额完成突显政绩，一些地方干部对农民群众不是说服而是压服。一些干部对合作化生产方式与组织形式完全不做本地化适应性改造，不实事求是，不学习先进经验，全凭主观臆断，于是有了“一大二公”、“一平二调”的错误做法。更有些党员干部借着合作化运动搞派系斗争，自己盲目冒进，将提出理智意见的干部批为“右倾机会主义”者，将他们与毛真正批评的人群混为一谈，真实目的是政治上打压异己，夺取权力。另外应当公正指出的是，大跃进时期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大部分党政官员无疑陷入唯心主义狂热之中，但民众也普遍被建国后的种种成就冲昏了头脑，投入十二分热情到大炼钢铁、上山找矿这种错误运动中。当然，民众在这个问题上不应被过分责备。如果党在这个时候没有发出理智声音，没有及时纠正民众狂热，又怎么能自称是人民的先锋队呢？

  “福兮祸所依”，58年中国大地出奇的风调雨顺，粮食丰产掩盖了很多问题，尤其是组织工作紊乱导致丰产不丰收，大锅饭与工业无需扩张吃空了粮食库存。58年末，毛泽东发现了大跃进正在发生的种种乱象，决定为狂热现象降降温。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毛泽东都指出并批评“五风”。然而当时以刘、邓为首的上级官员依旧深陷狂热之中，不听毛的劝告与指示，不做纠正工作。毛泽东只好绕开中央官僚部门，于59年上半年对六级干部发出《党内通信》，号召基层干部实事求是干工作，并抵制不合理的上级要求。到59年中旬，纠正工作终于有了起色。7月庐山会议，前半程再次强调纠正过热冒进问题，刘少奇等高级干部也认识到了错误，决定着手加以改正，因此会议进行十分顺畅。其后爆发彭德怀上书和张闻天发言事件。虽然两件事被毛一同处理，但不应将两事合二为一分析。彭的上书就内容本身而言没有太大问题。认可大跃进的成绩，反对冒进蛮干，都符合中央当时的统一认识。遭到批判可以说与大跃进和反冒进无关。张的长篇累牍的发言表面上支援彭，字里行间是否定大跃进，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甚至提出“生产资料市场化”。毛批评张“离右派只有30公里”已经是保守和挽救张的说法了。由此可见，当时无论党内还是社会上存在一股力量，借助反冒进来反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偷偷推销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对于这种情况，毛作出的决策并无惊奇之处，就是一方面批判资本主义思想倾向，一方面继续反冒进，纠正“五风”。庐山会议后的八届八中全会在批判彭黄张周，反对右倾主义之外，大篇幅地强调“增产节约”，并大幅下调了生产指标。然而政策到了一线和地方，又一次激化了派性斗争。精于“察言观色”的一线干部停下了反冒进工作，借助中央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风潮打压异见者，壮大自身权力，“五风”现象以前所未有的程度泛滥成灾。59年初中国部分地区已然出现春荒，年中发生大面积重度干旱，年底大饥荒全面爆发。

  大跃进时期“左”和“右”再次在政坛频频出现，成为关键词。当时中国试图开辟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左”“右”这样模糊的定义指引方向摸索前进，实在是无奈之举，无可厚非。不能容忍的是，大跃进时期打着“批右”的旗子搞派性斗争，和改开以后将大跃进定性为“极左”草草了事。以当今的党员干部眼光来看，当时毛泽东与中央发出的政策指示可以说清晰明了，几乎是手把手在教，在纠正。但为什么一线干部会执行的如此糟糕？当时的干部普遍执政能力底下，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时代局限性因素。但是后世更应当吸取教训，实事求是，就事论事，深入探讨大跃进中的“五风”问题、派斗问题产生的根源。相当多一线干部表现出的能力低下，其实是私心作祟导致“动作变形”。这些干部好大喜功、权欲熏心、欺上瞒下、高高在上，严重脱离群众。这些人表面上扛着“左”旗拥护三面红旗，内里已经堕落为资产阶级了。后人还应该放开思想束缚，公开讨论一下，如果从“二五计划”开始新中国没有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路线，而是选择新民主主义或资本主义经济路线，今天还会不会存在一个独立、强大、团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今人对大跃进的讨论不应以“极左”匆匆结案，一些官员的错误和罪责不应被掩盖，一些社会主义建设的先进理念不应被抹黑，一些资本主义落后思想也不应借机浑水摸鱼暗中上位。

调整时期路线斗争

  1956年中共八大上，时任第一副主席的刘少奇发言说，“国内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句话暗含了刘与毛，乃至党内深刻的路线分歧。如何看待刘的这句结论？他将社会主义制度与先进生产力相互对立了。如果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刺激生产力进步，那么它怎么能是“先进”制度呢？如果当前的社会主义制度与社会生产力形成矛盾，是不是意味着应当搁置制度完善，专心发展生产力？是不是需要向资本主义后退，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阶段？更具体的问题是，刘少奇陷入一种城乡悖论而不自知。刘少奇认为农村生产关系更进一步的前提是城市生产力提高到一定程度。可是城市提升生产力的资本主要来自于农村，且需求是逐年递增的。农村的小农经济没有变化，国家又拿什么为城市工业化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呢？刘少奇为代表的部分官僚群体思想还停留在新民主主义的舒适区，总希望从西方几百年资本主义发展经验中抄作业。马克思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前提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全世界共产党人深受这一结论的影响。然而革命没有发生在资本主义更发达的西欧和美国，而是相对落后的俄国、东欧诸国，还有以中国为代表的更为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指导党员干部的应当是被奉为经典，一成不变的理论，还是现实情况，和与时俱进的新理论？“中国有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而自立自强的可能”，建国后不论是在党内还是社会，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被讨论清楚。

  毛泽东坚持的观点是只有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救中国，发展生产力不能靠资本主义的物质刺激和利润挂帅，而是靠进一步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要充分相信社会主义的先进性能够激发生产力跃进式发展。那么毛的理论在现实中是否成立呢？现在提起大跃进，往往只是宣传大锅饭、大炼钢铁的荒谬，无视直至遗忘当时广大民众前所未有的团结一心和冲天干劲，不去肯定白沙沱大桥、武汉大桥、郑州大桥、密云水库、十三陵水库、植树造林防沙造田等数不清的大跃进时期的建设成就。没有这些建设基础，新中国不可能安全渡过三年困难时期，不可能在调整时期快速恢复生产。61年党中央号召搞一个“实事求是年”，这是惨痛教训换来的觉悟。后世对大跃进模糊化、标签化处理，想要强迫历史服务于政治，结果只能是政治在现实面前下跪。

  毛泽东虽然坚持自己的理论和政策，但他同时是灵活和务实的政治家。大跃进运动终归是探索试验的成分居多，成熟稳健的成分占少。当严重自然灾害与生产秩序紊乱共同到来，就不能不顾一切地坚持前进政策了。困难时期与调整时期初期的政策与古代“休养生息”有相通之处，也有现代社会的特有之处。首先是工业规模大幅收缩，保留关键项目，大幅缩小基建规模。城市劳动力返乡，降低国家粮食供给压力。工业收缩为农业减负的同时，农村社会主义制度探索进程中止，解散不合理的合作组织，扩大自留地比例，恢复农村集市，通过农民更熟悉，更有经验的传统小农经济来恢复粮食产量。这次调整不是“一退到底”，而是在社会主义制度范围内的调整。自留地从5%的比例扩大到15%，现实中多数地区执行时会超过这个比例，但不会危及到人民公社的组织结构。正是因为党中央在困难时刻稳住了阵脚，没有犯“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才使得中国没有遭受更惨重的损失。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根基没有动摇，社会主义组织功能没有涣散，政府积极调配人力物力赈济灾民，军队严守岗位应对美蒋和印度。外交部门与各种势力斡旋，勉力维护中国国际地位，同时争取援助，进口粮食。最值得关注的是大跃进后遭受非议的人民公社。安徽省在大跃进中搞“一大二公”“一平二调”，饥荒爆发后180度大转弯，推行“包产到户”，是典型的逃跑主义。“包产到户”后农村组织解散，各家无暇他顾，老幼病残家庭“消失”无数。之后安徽粮食产量触底反弹，这也算是“包产到户”的功绩的话，这种功绩既不亮眼也不光彩。作为对比的山东省，其在大跃进时期同样犯有严重冒进错误，但饥荒时期保留公社组织，以集体力量救灾与救产，在62年便实现大丰收，其恢复速度远超安徽省，非正常死难人数也远低于安徽。三年困难时期因饥荒而死亡的人数难以统计清楚，但即使以最夸张的三千万余人为准，如果政府当时退出社会主义制度，导致全国组织涣散，各自为政，国防威胁、救灾不利和社会动荡无疑将使这个数字成倍上升。为什么？查阅资本主义发展造成资本主义本国和殖民地无数饥荒的历史便可知晓。

  62年中共召开七千人大会，总结检讨了大跃进时期的错误，解放了大批因派性斗争而被打倒，被扣“右派”帽子的一线干部。整顿政治风气之后，大部分党员干部放下了思想包袱，重新振作精神，投入到新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大会上刘少奇发言，坚持批判彭德怀，但是肯定了其上书批评大跃进的内容。这是刘的主张，还是毛的指示？如果是毛的指示，为什么会有肯定彭批判大跃进的部分？虽然新中国前三十年被称为毛泽东时代，文革时期对毛的个人崇拜也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回到62年的时刻，真实情况是毛已经彻底退居二线，远离政治中心。起初一线干部劝说毛退出社会主义制度，遭到毛的批评以后，便集体孤立毛，不请示不汇报，自行其是。毛在调整时期更类似于没有实权的某种精神领袖，是热心建言但不受采纳的离退党员。毛对党内民主的尊重，对接班团队的栽培，被一线高级官僚错认为是政治失势，是夺权成功。他们按照自己的想法修改国家大政方针，按照自己的喜好塑造中国社会。

  那么以刘、邓为首的一线官僚群体的政策是什么？工业上“利润挂帅”，取消工人管理权研发权，实行官僚与专家治长。以计件制、奖金制刺激工人生产，以利润考核企业绩效，促进企业增产。农业上“三自一包”，将调整时期的农村私有经济进一步扩大，乃至完全解散集体组织，回归小农经济。靠释放小农经济下中农群体的生产力来增产。外交上“三和一少”，对帝修反缓和关系，对第三世界援助减少。文艺上鼓励“自由风”，为封建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开绿灯。知识界以物质刺激优待知识分子，弱化党的领导，将教育研发主导权大量移交给高级知识分子。这些政策无疑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全盘否定，是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全面倒退。当然，刘、邓官僚集团认为这种“倒退”是适应当时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必要的倒退，是修正社会主义发展过快的错误，实际上是一种前进。当然，他们还可以理直气壮地列举出，毛泽东退居二线，他们主持工作以后，中国在60年代上半叶经济与科技的发展成就如何显著。可问题在于，只专注于提升生产力就能建设好社会主义，事情是如此单纯的吗？只低头走路，使自己下一步迈到这一步前面去，就能确保自己向着正确的方向持续前进吗？

  62年以后全国各地逐渐脱困，大跃进的失败导致民众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大减，此时中央的后退政策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62年到65年，社会上资产阶级自由化之风盛行，享乐主义取代了艰苦奋斗精神。农村闹退社、闹分田。官僚集团不去劝说民众，鼓舞士气，恢复社会主义威信，反而借民众怨气挂“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这些官僚真的是心系百姓、为民请命吗？在他们的主政下，中国的阶级分化迅速发展。到了60年代中期，官僚与知识分子的子女几乎垄断了高等教育，高干子弟学校、高干子女特殊待遇死灰复燃。资源向城市集中，农村建设全面倒退，乡村学校倒闭，医院关门，封建迷信复辟。干部的福利待遇越来越多，工作脱离生产，认识脱离群众。物质刺激破坏了社会化生产关系，退化为生产工具的工人难以保障自身权益和地位。这样一条阶级分化的道路，怎么能指望它在某一时刻突然进入成熟的社会主义世界？即使这种模式能够不断提高生产力，它也是沿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路径前进的，被剥削被压抑的工人农民阶级会心甘情愿地为国家发展持续付出吗？再者说，如果实行“三和一少”外交政策，让先进工业国家的资本力量趁虚而入，利润挂帅的本土企业如何能不偏向买办发家的邪路？调整时期的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受益于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却在新经济政策下掩盖了日益病变的深层次问题。毛泽东在一片繁荣复苏中看到了社会主义发展危机，认识到了社会主义中的阶级问题。

官僚集团的顽固对抗

  起初毛泽东并未把视线集中在官僚主义者阶级上。面对经历三年困难之后全中国社会主义退潮的情况，毛泽东于63年号召党中央在全国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农村社教运动，毛明确强调重点在教育干部，方式是发动群众，团结挽救大多数，惩办极少数。要通过社教运动革除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与群众相结合，重新获得人民群众的认可与拥护。到了执行层面，一线干部机械地执行命令，将社教运动简化为“小四清”，即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按照毛提出的5%的比例处理一批基层干部就此了事。严重忽视教育工作，走形式过场。

2、城市开展新“五反”，中央发布《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52年的“五反”运动是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整顿，而63年的这次“五反”是中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对社会主义生产中新出现的问题进行整顿。这既是对社会主义体制的纠正与完善，也是对一些官僚“倒退”思想的回击。中国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一定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遇到问题应该纠正，遇到困难应该克服，而不是一遇挫折便认为社会主义行不通、走太快，想着要倒退。新“五反”针对的问题确实有着鲜明的社会主义特征，但究其本质，还是资产阶级思想在作祟。

3、文艺整风。毛批评文艺界政治思想涣散，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作品大行其道，脱离工农兵群众，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64年正式开展文艺整风运动，以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4、教育改革意见。毛泽东建议教育部门为学生“减负”，缩短学制，考试不搞突然袭击。63年颁布《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强调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5、医疗体系改革。65年中国医疗资源分配严重失衡，高级医务人员90%集中于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医疗经费城市占比高达75%，高级官僚享有多种医护福利，举世瞩目的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成就细想起来却有一丝讽刺意味。毛因此批评卫生部是“城市老爷部”，敦促医疗体系进行改革，资源向农村倾斜，全面提升国民身体素质。

6、学雷锋活动。62年雷锋因公殉职，63年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学雷锋运动从全军扩展到全社会。学雷锋不只是学习表面的助人为乐、爱岗敬业，还要学习领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社会主义思想，以及这种思想的共产主义精神内核。西方世界也提倡助人为乐，也有“帮助他人，也帮了自己”之类格言。但这些格言与“为人民服务”之间的细微差别，却隐藏着着私有制与公有制的鸿沟。西方世界的互助精神很大程度上流传于封建宗教思想，随着资本主义私有制不断发展，这种精神一定会日渐衰微。因此学习雷锋活动的本质，还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农村社教运动工作不力，“四清前十条”执行不到位，公社运动持续倒退，私有经济不断蔓延。毛泽东责成中央官员加大重视程度，把“四清”从单纯反腐提高到政治路线的高度上来。63至64年刘、邓制定并颁布“四清后十条”。“后十条”表面上提高了调门，复述了一下“前十条”的大部分要领，但核心是官僚集团收紧运动主导权，把群众运动变为行政工作。具体执行时，大力推广“桃园经验”，以人海战术对农村加码施压，以“押解”农民群众前行的方式推进运动。上层官僚不惜扩大打击范围，逼供迫害基层干部，以维护他们的“倒退”政策，和团体利益。“四清”运动本来应该是团结挽救95%的干部，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重拾社会主义信念的运动，而刘少奇说“三分之一的基层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将关注点转移到“四清”“四不清”这样的细节问题上，用党内外、敌我、人民内部多种矛盾搅乱局面，就是要回避毛泽东真正指向的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64年文革五人小组成立以后，组长彭真、陆定一为代表的北京官僚集体消极怠工，66年提交“二月提纲”。官僚集体不但将文艺和哲学的整风改造运动限制在文艺界学术界，而非进行广泛的群众教育，还以恢复“双百”政策的名义为资产阶级文艺和思想保驾护航。

  可以说，是以刘、邓为首的一线官僚集体坚持以消极、违抗、阳奉阴违的态度执行毛泽东的指示，才使得毛把关注的重点逐渐从重振社会主义建设，转移到整治官僚阶级上来。当毛泽东与官僚集体的路线分歧最终被摆上台面时，官僚集团试图彻底将毛排除出权力核心。官僚群体对毛不通知、不汇报、不让发言，各种部门的官僚小圈子“针扎不进，水泼不进”。在社会上推出一些含沙射影的文化作品，假借为三年饥荒叫苦，为彭德怀叫屈来削弱毛泽东的威信。用“合二为一”这样的学术议题拆解毛泽东思想。号召不能机械化庸俗化学习使用毛泽东思想，要同时读马列主义，但实际上不读列宁，回避列宁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毛泽东对一线官僚集体劝说无果，行政上被排除在外，于是指示林彪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发起由军中到社会的“毛泽东个人崇拜”风潮。65年毛主持修订《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否定“后十条”颁布后一线官僚搞“扎根串联”、大兵团作战的做法，再次强调“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二十三条”提出“大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并将矛头直接指向“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在北京政坛处处受阻，于是派妻子江青去到上海市委布置任务，指示姚文元等人考察并撰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起文化反击。对于毛泽东的发难，一些官僚不解其意，认为是无理取闹，一些官僚只当是文艺和学术上的争论。没有明确记载的是，有多少官僚清醒认识到他们与毛的路线之争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更没有官僚在历史记述中承认，自己已经堕入官僚主义者阶级，成为毛的打击对象，而反抗毛在60年代陆续发起的整党整风运动。总之，官僚集团对毛的进攻采取顽抗态度，坚持从社会主义“倒退”的政策，不愿与毛交流探讨。在60年代上半叶这段时间里，毛泽东与一线官僚集体反复拉扯，直至恶化为斗争态势。官僚集体的所作所为不但一步步迫使毛决定发起一场政治斗争，夺取国家大权，还刺激着，甚至可以说是困扰着毛，促使其深入思考共产主义运动的内生性问题，并最终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66-77

为什么社会主义必须无产阶级专政

  新中国建国后宪法规定，国家由人民民主专政。虽然列宁早已详细论述过，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但几乎所有中共党员干部都认为“无产阶级专政”过于激进，无法团结国内不同党派不同群体，即使56年中国社会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创造者，也是民主党派存续始终如一的支持者。无论是49年建国时，还是社会主义思潮最为激进的文革时期，毛都坚持保留民主党派，鼓励民主党派发挥建言与监督作用。然而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60年代上半叶中国的社会主义退步与中共官僚集体革命属性的退化，无不印证了列宁“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正确性。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资产阶级法权”的概念。虽然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必定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但是在“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实现之前，人类必须经由“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在这一看似公平的制度下，人和人之间存在着隐性的不平等。每个人的劳动天赋不同，工作能力的高低意味着收入差异，从而导致社会主义社会贫富不均。这种“特权”来自于商品经济中的劳动力交换，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由因其受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保护，因此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法定权利”。马克思认为，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并且共产主义发展到高级阶段以后，劳动成为人的需求，而非不得已的谋生手段，资产阶级法权会随着按需分配的逐步实现而退出历史舞台。

  之后列宁又进一步发展了“资产阶级法权”理论。列宁认为“资产阶级法权”比马克思设想的要危险得多，它可能使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复辟。按劳分配产生隐性特权，而这种特权是有可能传承下去的。知识分子可以为子女提供更好的家教，高级官员可以为子女提供更广阔的社会视野。即使同是工人阶级，高级技工收入更高，养育后代时可以提供更丰富的营养，使他们在身体和大脑发育上更胜一筹。因此即使一个清正廉洁的社会主义国家，严格执行“按劳分配”制度，国民依然会产生阶级分化。而阶级分化社会的发展方向显然不是共产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法权”这种特殊形式的资本积累，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因此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绝不能消极地看待“资产阶级法权”，而是应该主动限制它，限制的方式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一个人因为“按劳分配”原则获得“法权”形式生产资料的私有积累，他就变成了被专制的对象。因此列宁在十月革命后规定，官员工资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一般工资。这里最值得注意的要点是，“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前提，不能因“无产阶级专政”而放弃或歪曲“按劳分配”。如果无产阶级即否定“法权”获利者的政治地位，又否定他的合法物质收益，那就违反了“按劳分配”，无产阶级也就自动丧失了专政的合理合法性。不难看出，在列宁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掌握专政权力，同时又是物质分配上的弱势方。当共产主义按需分配实现时，无产阶级才能获得等同的分配。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为什么要继续革命

  接上文，一定有人会批判——“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何其荒谬，难道个人能力更强的人，反而社会地位更低不成？首先再重复一遍那个要点，无产阶级专政的合理合法性，必须来自于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因此“法权”获益者的物质收益必须得到保护。至于其政治地位，必须加以限制，这是“资产阶级法权”导致资本主义复辟这一客观规律决定的，不论人在感情上能否接受。但是，难道这些“能者”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注定只能做“富裕的贱民”吗？当然不是。他们可以选择放弃“法权”带来的资本积累，在生产生活中与无产阶级紧密结合，成为无产阶级的一员。他们割舍了物质享受、资本积累、阶层优势，得到的是广大无产阶级的保护与拥戴。他们放下了“资产阶级精英”拥有的那些虚荣与物质刺激，获得的是“无产阶级革命者、先行者”的光荣。

  于是我们发现，“无产阶级专政”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绝非悖逆人性，逆潮流而动，而是鼓励人崇尚共产主义高尚情操，是推动社会主义向前发展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张春桥撰写，毛泽东极力推荐《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这篇文章。虽然“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理念被马克思主义者广为接受，但毛泽东与众不同的是，他比其他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更为强调“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他推行的政策是以革命精神改进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以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毛提出过“抓革命，促生产”，“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毛重用陈永贵这种劳动生产中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专家。毛还器重钱学森这种不贪图物质享受，不计个人荣辱，在思想上彻底进化为无产阶级一份子的专家。这时我们不禁要问，毛泽东晚年思想，或毛泽东主义，是不是“精神至上”的唯心主义？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毛泽东也是如此。毛泽东思想的诞生，其实离不开中国社会的两个“无奈”现实。一个无奈，是当时中国生产力的极度低下落后。另一个无奈，是“资产阶级法权”现象的迅速泛滥，严重危及社会主义制度存续。60年代高级知识分子领着普通工人农民几十倍的薪水，住欧式别墅小区，在高校当学阀，拉帮结派，并不是很难解决的问题。高级技工与普通工，体制内工人与学徒工、临时工之间的矛盾，也不难调和。最严重的，是党员干部群体向官僚主义者阶级的迅速退化。他们因能力出众，或革命功劳卓著而成为官员。他们的薪水在“按劳分配”原则下往往高于劳动群众。这种“资产阶级法权”已经使他们受益，让他们和他们的子女衣食无忧，他们还利用人民授予的权力，不断扩大自己的“法权”。比党员干部享受越来越丰富的福利待遇更危险的，是阶级分化。他们的子女的教育资源与晋升渠道，远远超过劳动人民子女。比阶级分化更危险的，是阶级固化。官僚主义者阶级以资产阶级物质和地位刺激来拉拢知识分子阶层（也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他们的子女普遍联姻。这两个群体相互结合，共同把无产阶级压在下面。是这些严酷的社会现实，使毛泽东不得不认真对待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思考如何将之付诸实现。

  时值冷战高峰时期，资本主义世界经常评判社会主义死路一条，说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与经济都由官僚群体掌控，既无党派制衡，也无资本家制衡。这种垄断势必导致官僚腐化，最终成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他们的统治要比资本主义国家票选政府的统治恶劣百倍。社会主义国家当然纷纷对此观点进行无情驳斥，但是抛开立场不同，这一观点真的全无道理吗？马克思主义者难道不应该认真研究“巴枯宁之问”（革命干部官僚化以后，是否还能够代表无产阶级）吗？毛泽东是少数秉持唯物主义原则，认真看待这一问题的社会主义领袖。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党员干部受“资产阶级法权”腐蚀，堕落为官僚主义者阶级。他们为了扩大“法权”，一定会执行修正主义政策。他们在“法权”下不断进行资本积累，成为实质上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像蛀虫一样将社会主义的大树噬空。最后，当“法权”已然无法满足他们的贪欲，社会主义法律成为他们进一步剥削人民的桎梏时，就会如毛所言“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列宁在世时批评斯大林软弱。列宁死后斯大林勉力维系党内团结，致使修正主义路线越走越偏，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斯大林无奈配合发动“大清洗”，其死后修正主义迅速在苏共复辟。毛泽东不愿做晚年斯大林，他决定在问题还在发展中时，在党员干部、人民群众、甚至几十年后的中国人都认为“事不至此”的时候，及时纠正这一错误，教育群众，挽救干部。这是正在化生中的资产阶级与尚处于懵懂中的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这是为了社会主义存续与发展而必须发生的触及灵魂的“继续革命”。

谁将一场革命推向浩劫深渊

  文革是不是一定“天下大乱”？文革在中共的层面，本质也是一场整风运动。建国初年中共进行过一场成功的乡村整风运动，工作组起到了把关作用。然而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整风运动就更需要依靠人民群众。此时只有毛泽东率领的几名“背叛”官僚集团的追随者把控局面，“天下大乱”几乎是必然发生的。毛当然希望群众站出来批评指正，党员干部就立即改过自新，重回岗位恢复生产，可是“社教”运动官僚集体的种种做派已经证明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官僚集体当然也不希望“天下大乱”，动摇他们的统治地位。并且他们非常自信能够控制住局面。那么为什么官僚集体没有压制住文革？因为他们与毛泽东所处的思想层次不同。官僚认为60年代毛在政治上的失势是因为他承担了三年饥荒的责任，没有能力掌控权力，但毛泽东的政治行为根本不是从权力角度出发的。毛在建国后便着手培养接班人，多次提及自己迎接死亡与身后事问题。从56年开始毛便逐渐主动退居二线，培养下一代干部，帮助树立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的威信。建国后至文革前，毛无数次向党组织提意见，约党员干部进行长谈，允许干部试验一些他并不认可的政策，不是因为毛没有独断专行的能力，而是他尊重党内民主，希望干部们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真正改造提高自己的素质与觉悟。官僚集团把文革看作是“宫斗”，是三年饥荒灾难之后，失落的毛发起的最后一搏式的夺权。毛则认为中国在官僚集体的带领下，已经偏离了正确轨道，不得不矫枉过正式地使用民主集中制当中的“集中”了。这种“宫斗”说法是不是污蔑矮化了官僚集体，毕竟他们最终也承认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是反官僚主义，防修正主义？然而，官僚集团将林彪背叛出逃定义为“文革理论与实践的彻底破产”。这是一个十分诡异的历史定性，因为一个林彪集团是无法与宏大的、全国范围的、改造全民族的、审视千年历史改变中国未来的、影响60年代末全世界的文化大革命相绑定的。抛开官僚们内心潜藏的“宫斗史观”，就很难解释为什么他们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有一点估计是出乎毛泽东预料的，就是一些官僚团体的顽固与凶残，已然超脱于党性甚至人性之外了。66年3月彭真、陆定一因文化改革工作不力被停职，此刻大部分官僚都发现这已然不是一个文艺和学术的问题，而是重大的政治运动要来了，且针对的目标就是党内官僚。因此66年4月，一部分官僚就开始迫害“右派”民众，试图转移运动目标。迫害至死事件从这时便已然出现，可以认为是“十年浩劫”的开端（但绝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反右”扩大化与“四清”中，官僚主义者已经制造过迫害至死的事件了）。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宣布全国正式开展文化大革命，并成立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文革开始后官僚集体对群众运动严盯死守，直到5月25日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大字报在毛泽东指示下刊登于《人民日报》，点燃了全国大、中学校师生站出来批评官僚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热情。6月毛泽东没有在北京指挥运动，而是南巡视察，把文革的主动权充分交给了一线官僚集团。以刘、邓为首的官僚集团没有意识到这是毛给他们的最后机会，继续加大力度压制学生运动（运动以学生为主，但教师也广泛参与其中）。刘、邓向学校派出工作组，凡是批评校党委的组织一律打压，将批评者定性为“反党”、“右派”，对他们采取批斗、监禁、审讯等手段。与此同时，工作组与官僚集体在学校中扶植起一批可操控的学生组织。这些组织也打着“文化大革命造反派”的旗号，在官僚集体的唆使下攻击“右派”群众。这些所谓“右派”大多是出身“地富反坏右”的知识分子和学生，还有在“反右”扩大化与文革当下因批评党组织和官僚而被扣上“右派”帽子的人员。这些人当中最为脆弱，受戕害最重的，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突然被扣上“学阀”、“右派”、“反革命”等等一大堆帽子，不经过任何考察、申辩、自省改造的过程，直接被假“造反派”拘禁、殴打、侮辱，成为官僚集团转移运动方向，保护自身权力的牺牲品。知识分子“出身不好”是中国近代历史造成的，他们中一部分已经完成了思想上的社会主义改造，相当一部分也欢迎接受思想改造提升觉悟。其余的知识分子即使不认同社会主义，他们中的大部分也愿意为国家民族富强贡献力量。以老舍为代表的大量中国知识分子就这样被官僚主义者阶级献祭，换取权力地位，文革后又将罪责推卸给人民群众。

  官僚集体制造出这种混乱局面，以此强迫毛泽东承认“文革”失败，允许他们加大力度压制“学生暴动”，恢复教学秩序。他们认为这一步棋可以“将军”毛，而毛泽东本人将自己关在韶山的滴水洞里隐居沉思。中国革命历史上毛泽东有过几次“长考”，譬如决定是否出兵朝鲜时。这次长达十一天的独居，历史上没有记录毛泽东思考了什么。6月28日毛走出山洞，7月16日在武汉畅游长江，18日回到北京。回京后毛泽东终结了“50天工作组专政”，宣布政府禁止打压学生运动，释放被关押学生。于是形势逆转，受校党委、工作组、假“造反派”迫害过的学生重新组织起来，对加害者进行批斗。可想而知，这些未经过革命磨炼过的造反派学生是不懂得什么是斗争策略，什么是团结——批评——团结的宽大政策的。他们想到因批评几句校领导官僚作风，因给被迫害的“右派”教授打抱不平，就被关押、侮辱、折磨，心中怒火促使他们无法控制批判的力度，经常发展为肉体刑罚的打击报复。66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主要目的就是推动文化大革命的发展。8月5日会议期间，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宣判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高级官僚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斗争的目标。8月8日中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文革十六条”。“十六条”说明文革的目的是“斗、批、改”，即“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十六条”还展开说明了运动的开展形式，以发动群众为主，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提升群众认识，多次强调不能扩大化，“要文斗，不要武斗”，“抓革命、促生产”。“十六条”还告诫群众警惕反文革官僚搞政治阴谋，警惕真正的右派分子浑水摸鱼做政治扒手。

  “文革十六条”在中央人民广播连续循环播送两个小时，文件传达全国，红卫兵走出学校开始“大串联”，文革从此成为全国全民性运动。革命派与官僚主义者群体的斗争还远未分出胜负，我们可以称官员中支持文革者为“文革派”，称反对文革者为“官僚派”。响应号召开展文革的群众为“造反派”，拥护“官僚派”或受其懵逼指使的群众为“保守派”。毛泽东回京并没有起到一锤定音的效果，官僚派绝不打算“缴械投降”。保守派学生组织走出校园，将他们的破坏力带往社会。他们走街串巷，揪斗、抄家资产阶级出身群众。他们以破四旧为名毁坏文物。这些保守派学生组织的骨干往往是一群高干子弟，他们打出的口号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样的反马克思主义血统论。保守派学生普遍视“文斗”原则于无物，而造反派更多地遵守“十六条”，随时听从党中央指示，比如赶赴文物遗迹看守保护，防止保守派破坏。当文革走出校园，走向社会，参与者就不止是学生了。农村文革运动跟进的较晚，烈度也小得多，此时城市的工人群体加入进来。参与造反派的工人大部分是对党委有意见，尤其是提了意见，写了大字报之后，被党委批斗迫害的工人。低级工、学徒工、临时工长期不满于跨度过大的工资差距，因此加入造反派。一些出身不好受到歧视，或是在以往运动中被官僚当做替罪羊的工人也起来造反。还有不少认可文革倡议的，仗义执言的党员和模范工人也是造反派。保守派工人组织有的由官僚派暗中撮合形成，有的直接由官僚领导。他们打着党委的大旗，吸引了相当多不明真相的工人群众。当然，有不少高级工人、技术工人贪恋当下制度自己能获得的高薪待遇，主动选择保护官僚，维护“法权”体系。这就是各个群体的大致组成成分。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机会主义者，也就是政治扒手无处不在。他们存在于所有组织当中，甚至是组织的领导，连“逍遥派”里都有暗中观察伺机而动的机会主义者。

  全国开始大鸣大放以后，只有河南书记刘建勋公开支持群众批评，其他所有省份领导都在压制群众言论。各地文革开展情形极为复杂，无数组织乱作一团，从言语发展到拳脚，“造反派”这个孙悟空真假难辨。保守派已经阻碍了文革正常进行，而保守派组织的身后往往有着一条通向官僚派的细线。官僚们给造反派成员罗织罪证，通过逼供、轻信举报、凭空捏造制造黑名单，保守派加以使用打击造反派。66年10月中央提出“踢开党委闹革命”，将反对文革的陶铸开除出中央文革小组。10月5日与11月16日命令政府机关销毁黑名单。地方官僚派当然不会就范，于是各地纷纷发生造反派冲击机关大楼，与保守派争抢材料事件。66年底保守派与造反派相持不下，开始发生低烈度冷兵器武斗，同时非法拘禁、殴打、人格侮辱的事件也层出不穷。67年1月13日中央公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试图震慑滥用暴力者和投机分子，保障“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正常进行，同时警告党政机关与军警部门不许歪曲规定镇压群众。中央的本意是制止武斗，但大部分武斗的产生根源就在于地方官僚派。底层群众无论是哪一派，最初都是倾向于遵守“十六条”禁止武斗原则的。反而是官僚派有捣毁文革的动机，有使用政府暴力工具的能力。他们拉一派打一派，挑动群众斗群众，逼迫造反派以武力反抗，再对武斗事件选择性执法。《规定》下达之后，官僚派更肆无忌惮地开动政府暴力机器，派出军警部门大肆镇压造反派。官僚派还祭出一招阻碍文革，就是“经济主义”。他们大开国库，给群众发债券、发现金，试图以经济利益收买群众放弃文革运动。他们还给工人放长假，组织保守派工人大罢工，阻碍物流运输，危害国家经济，以此要挟中央。67年1月11日中央发出《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周恩来主抓此项工作，同各地支持“抓革命、促生产”的工人群众一同压制经济主义妖风。67年2月，全国局势混乱、生产停滞的情况汇总到北京党中央，怀仁堂政治会议上，中央四位元刷与三位副总理认为国家危急，必须立即终止乱局，唯一解决办法就是停止文革。他们当中或许有官僚派官僚主义者，抑或全部是真正忧心国家危亡，毫无个人图谋的党员干部。但是在这个关口，地方官僚派兴风作浪正得意时，停止文革等于向官僚主义者阶级投降，等于出卖了响应文革号召的造反派群众。中央文革小组的文革派不会答应，毛泽东也不会答应。因此“二月逆流”事件实为67年初全国官僚派的武装反扑，而非仅仅是怀仁堂的两次争吵。

学运、工运、军管，大分裂、大武斗、大清算

  文革起始于学生运动，学生大串联点燃了全国的文革火焰。然而学生群体思想不成熟，意志不够坚定，冲动善变，容易上当受骗，难堪文化大革命主力的重任。当工人造反派形成气候，文革正式进入下一阶段。66年11月，在串联学生的联系和帮助下，上海的工人造反派组织成立了一个松散的造反派联盟，即上海“工总司”。上海工总司为全国文革运动提供了革命群众大联合的一个优秀范例。工总司并未选择口才与学识俱佳的学生代表作为总负责人，而是选择了王洪文。王洪文作为中年工人更加稳重，其共产党员身份更为稳妥。起初工总司加入文革运动的诉求只是批判官僚主义，要求改革不合理的制度，还有压制群众大鸣大放。如果上海市委与各部门党委公开交流谈话，检讨错误加以改正，并且保证不事后打击报复，大部分上海工人造反派愿意自行解散，回到生产岗位。然而上海市委官僚派继续打压这些造反群众，迫使他们决定北上北京，向中央告状。造反派出上海不久便被困在安亭，北上的列车不发车，他们又不敢回上海。张春桥被派往安亭解决事件。其实张春桥虽然是文革派，本意不想与官僚派彻底割席。然而在安亭听取工人群众的诉苦之后，张深受感动，冲动之下当场立字据承认上海造反派是合法的革命群众。此事之后，张春桥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所有官僚派的敌视。

  安亭事件之后，上海造反派扳回一城，但上海市委不死心，仍旧操纵保守派“赤卫队”阻碍文革，制造混乱。官僚派大兴经济主义之风，造成港口无人卸货，遭到周总理严厉批评。67年1月，上海造反派占领市政府，抢回黑材料，罢免陈丕显、曹狄秋。造反派依照“十六条”的提议，以巴黎公社制度组建新的市政府，称之为“上海人民公社”。这次夺权并非百分百的群众行为，张春桥、姚文元等文革派高层全程参与并指挥。“一月风暴”震撼了全国，大家看到造反派是可以彻底推翻不得人心的官僚政府，自己组建地方政权的。然而当时为人忽视的，没有被广泛学习吸收的，是工总司的理性与克制。工总司恰如中共革命历史中成功的统战工作与整风工作所做的那样，充分团结大多数，快速取得主导权，而后执行宽大政策。夺权成功后，工总司没有像原市委一样，对反对派打击报复，而是号召各个工厂敲锣打鼓，列队欢迎原“赤卫队”成员弃暗投明，返回工作岗位。上海新政府改制为“三结合”的革委会之后，造反派领导教育、解放了大量的原市委干部。以马天水为代表的革命干部从五七干校返回上海，均得到充分信任，被委以重任。正是严格遵守“团结——批评——团结”的工作原则，使得上海革委会度过了一次次危机，避免了大规模的伤亡，生产生活迅速恢复，并在文革期间取得了极为显著的建设成就。

  纵观全中国各地方的文革历史，军队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毛的那句真理名言“枪杆子里出政权”，往往军队支持哪一派，哪一派就占绝对优势。如果地方军队指挥层政治觉悟不高，判断能力不强，倒不如维持中立，严加看管武器库，对文革的影响要好一些。地方军队高层与地方政府官僚往往有着各种关系与利益交集，因此军队支持官僚派，镇压造反派是文革开始，与“公安六条”颁布后的普遍情况。造反派纷纷上京告状，中央文革派于是下达了一条重要命令《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即军队“支左”。“支左”命令相当程度上扭转了地方的局势，一些不明就里的地方军队指挥终于认清了中央的政治偏好，于是不再听命于当地官僚，转而支持造反派，听从毛的命令给造反派发枪。当然，与地方官僚派结成利益共同体的军队官僚接到命令后，依旧我行我素，继续歪曲指令镇压造反派。中央文革派在北京夜以继日地接见各个地方的不同组织，试图调停群众内部矛盾，理清革命方向。在这方面周恩来做了海量的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周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明辨是非，再借助其威望为革命的造反派正名，帮助团结群众组织，批评警告地方军政官僚派。如果没有周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努力，全国各个地方的造反派不可能有出头之日。

  67年3月中央推翻了“以巴黎公社制度成立地方政府”的建议，发表文章《论革命的“三结合”》，号召各地组建群众代表、革命干部、军代表三结合的新政府。此时各地方对立组织相持不下，官僚派顽固抵抗，造反派害怕清算也不得不一条路走到底。军队介入往往没有起到好效果，反而使武力升级，死伤更为惨重。全国的混乱局面已经严重影响工农业生产与国防安全，中央的文革派和官僚派逐渐达成一致，应当尽快制止乱局，恢复正常生产。军队仍然是中央稳定工作最得力的抓手。3月19日，中央发布命令《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即“三支两军”。又发布《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军队向地方各单位派驻基层干部，中央敦促地方在军代表的引领下尽快结束对抗，组建三结合政府，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全国新政府组建工作进行的极其艰难。前文提到过中共的成功经验是迅速纠正路线，而后宽大政策。然而当下全国大部分地方路线没有得到纠正和统一，就连中央也是如此。靠军队强行捏合而成的地方政府，既无法保证“无产阶级专政”，更无法保证都是“革命派”，“大联合”亦不切实际。即便如此，恢复生产已然成为国家当下的头等大事，不能耽搁了。与此同时，中央逐渐发现军队介入社会的文革运动以后，没有起到支援革命、稳定局面、监督各方执行“十六条”的效果，反而使武斗升级、激化了矛盾，有些还配合地方官僚压制革命群众。4月6日中央颁布《中央军委关于支左工作十条命令》，即“军委十条”，限制军队对群众使用武力，号召多调查研究，不随意捕人、批斗人，禁止体罚，并以青海赵永夫为反革命案例震慑军队官僚派。命令颁布后一些地方军队严格执行，一些地方军队依旧阳奉阴违我行我素。严格执行的部队官兵能够做到完全“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曾经遭受过军队打击镇压的群众在大街上对士兵宣泄不满情绪，围攻打骂，士兵不为所动坚守岗位。这说明镇压群众的主要责任在军队官僚派，基层士兵只是服从命令。接受人民军队教育的解放军士兵是不愿意向人民开枪的，堕落变质的军队官僚则不然。

  毛泽东与中央文革派从“巴黎公社制度”转向为“三结合制度”以后，地方造反派产生分裂，极大影响了革命群众的大联合，更演变为新的武斗与动荡。一些地区的官僚派与保守派始终占据上风（如广西），他们成立的“三结合”革委会政府也只是军政官僚与指定的保守派群众组成的。这些地区的造反派始终被打击、清算，甚至杀害。一些地区的造反派实现了夺权，部分官僚派遁走乡村。他们不甘心失败，在乡村把不明就里的部分农民集合起来，成立所谓的农村造反派反攻城市（如上海）。这些组织名为“造反派”，实际上行的是打家劫舍的土匪勾当，是官僚派激化并利用城乡矛盾、工农矛盾，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工具。各地被夺权的官僚派，大多在寻找时机进行反夺权，在五七干校诚心诚意接受人民再教育的是少数。一旦反夺权成功，他们随即对造反派展开凶猛的无情的报复。在这种情况下，占上风地区的造反派难免发生分裂（如重庆）。一派是紧跟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步伐，努力团结、挽救被打倒的官僚，将他们解放为革命干部，组建“三结合”政府，这里我们称为“团结派”（如重庆“八一五”）。另一派坚持毛最初的提议，完全不启用旧官僚，以巴黎公社的民选制度组建新政府，我们称其为“民粹派”（重庆“反到底”）。地方革委会政府建立过程中，两派从文斗逐渐发展到武斗。。毛作出转变的原因之后详述，单说民粹派，他们冒着违反毛主席指示，违反中央命令的风险，也坚持要组建带有民粹色彩的政府，原因不难理解。一是这些造反群众没有经历过长期艰苦的革命洗礼，没有很高的革命觉悟，不能理解中共团结——批评——团结政策的真谛。他们的很多主张并非出于理性思考，而是激情冲动，其中就包括对打压过他们的官僚派的报复心理。二是其他官僚派反夺权的地区起到了极差的示范效果。那些地区的造反派不理解中央的转变，到北京上访，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人员花费很大力气说服他们停止对抗，组建“三结合”政府。结果是新政府一成立，得权得势的官僚派与保守派就对造反派展开清算，不经公正的司法流程，直接开大会批斗、定罪，草草监禁或枪毙。

  官僚派对造反派的打压势必引起造反派的反弹。67年5月6日，北京突然出现一个名为“五一六”的造反派组织。他们张贴大字报，反对周恩来，反对平反老干部。7月20日发生武汉事件，武汉以陈再道为首的军政官僚派与“百万雄狮”为代表的保守派武力镇压武汉“工总”等造反派。由于军事实力悬殊，镇压演变为屠杀。毛泽东、周恩来、谢富治、王力先后来到武汉调停武斗，制止镇压群众，均难以奏效。全国造反派大受刺激，多将愤怒恐惧付诸过激行为。北京“五一六”组织发动“揪军内一小撮”运动，批斗围攻中央党政军高层，行动丧失理智丧失原则。8月1日关峰在《红旗》发表文章《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号召建立群众武装，协助解放军打击党政军内部的资产阶级。江青则提出“文攻武卫”，认为造反派不能无条件遵守“十六条”原则，要掌握军事力量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以“五一六”为代表的造反派在盛怒之下，不讲逻辑不讲方式方法地“炮轰”揪斗各地方占劣势与被打倒的官员，以及朱德、贺龙、陈毅等中央高层老干部。北京造反派甚至冲击中央政府办公地，占领外交部，乱发命令，直至发生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严重外交事件。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央领导层一致认为必须为局势降温，决定制止造反派的非理性行为。毛明确号召“就地闹革命”、“复课闹革命”，落实“禁止红卫兵大串联”命令。8月26日王、关、戚被隔离，退出政坛。“五一六”风波告一段落。

  可以看出，毛、周等中央领导作出这样的决策，完全是出于现实考虑。造反派冲击中央老干部老革命，报复被打倒官员，于无产阶级专政无益，反而使政治气氛紧张，阻碍了新政府成立工作，其无原则无底线的行为更使广大群众产生恶感。真正应该打击的是李井泉、陈再道、韦囯清这些文革中为了维护自身权力，已然近乎军阀化了的地方军政大员。可现实是这些顽固官僚派更无底线，不但挑动群众和军队子弟兵斗群众，甚至用机关枪和迫击炮对付人民群众，造反派冲击他们等于以卵击石。“五一六”风波是一些丧失理性的中央文革派指挥造反派酿成的事件，王、关、戚背负主要责任而下台。但在事件的背后，与叶群相关的种种迹象表明，极有可能是林彪集团在利用这次事件，打击排挤林彪在中央高层的潜在政敌，为其最终上位铺路。67年9月5日，毛泽东终于放弃了某些天真幻想，纠正了“支左”命令的重大失误，发布《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即“九五命令”。《命令》禁止任何群众组织冲击军区，禁止热武器流向社会，加剧武斗烈度，命令各地方军队收缴群众组织所有热武器。

  复工、复课、复训已经成为关乎国家危亡的政府首要任务，未完成的不彻底的文革运动也必须暂时搁置。大部分地区于67年底勉强建立了革委会新政府，生产生活开始缓慢地恢复。在一种冰冷紧张的气氛中，重新拼凑起来的国家吃力地追赶经济计划指标。为了生产，相互抵触的群体必须维持表面的“团结”，人人如履薄冰，谁“破坏生产”就会被指认为“反革命”。但是还有一些地区武斗迟迟无法中止。对立两方相持不下，谁先破坏生产，谁是攻击者，谁又是自卫者，已经是一笔烂账（如山西）。有的地区当权派过于凶残，导致弱势方放下武器只有死路一条，不如顽抗到底（如广西）。68年初在中央的默许下，仍处于派斗动乱地区的地方军队以武力镇压弱势方，完成了地方权力统一。这些地区随即展开清算活动，有的地区规模大，有的地区规模小，但手段极其残忍，性质极其恶劣，毫无底线可言。因为受难者大多是造反派群众，而非老革命和知识分子，所以他们遭受的戕害并不为历史所关注。

政治疲惫，宫廷暗战

  经过一年多激烈的政治运动，所有人都精神疲惫，在残忍地漠视中度过被血腥的大清算染红的68年初，无条件地向往秩序回归。68年7月工宣队与军宣队入驻各大中学校，中止派斗，帮助复课。7月30日毛泽东会见红卫兵，宣布红卫兵闹革命的任务结束了，告诫红卫兵要发现反省自身的错误。68年10月5日，毛泽东指示推广“五七干校”，将广大干部与知识分子分期分批下放劳动一线，接受劳动再教育。12月，毛下达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中国历史最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于是开始。广播里仍然强调着阶级斗争，但是在社会中，大部分群众宁愿做逍遥派，埋头生产，也不敢妄议政治。悠久的中国历史造就了心智成熟的中国人民，老百姓已经察觉到，当下的“文革”已经偏离了“主义”之争，而是堕落为权力争夺，不论在地方，还是在中央。

  68年9月全国所有省份均成立革命委员会，代行地方人民政府职能。革委会主持恢复生产工作同时，还需要在如今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下，继续完成文革“斗、批、改”运动。“三结合”革委会中有着一部分群众代表，因为他们大多属于“造反起家”，缺乏执政与管理经验，于是中央决定各地方开办学习班，培训群众代表，熟悉政府工作流程。全国局势初步稳定以后，中央开始筹备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为了九大代表与各地革委会的席位，不同派系开始在革委会中明争暗斗。68年5月至70年，全国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即“清阶运动”。该运动本意在于把借动乱之机上位的走资派、黑五类、政治扒手清除出新政府，但在派斗程度无以复加的当下，带有一些“血统论”错误思想的“清阶运动”根本不可能得到很好的执行，必然沦为派斗的工具。在中央一些被打倒的官僚派和老干部成为被迫害对象，但是在地方，更为普遍的是造反派与知识分子在运动中受到排挤打压。知识分子大部分“出身不好”，在运动中成为众矢之的。投机分子借着揪斗“黑五类”做政治表演，意图保护自己不受攻击，积攒个人政治资本。在文革让位于“维稳”的大局下，造反派失去了大部分斗争筹码，一些人就是因出身不好，受歧视受迫害而加入造反派，大部分造反派代表又正在学习班学习，与造反派群众隔离，孤立无援。于是地方官僚派很容易地把“清阶运动”转变为了清算运动。学习班被官僚搞成“劳改班”，造反派代表在学习班中不是接受教育和培训，而是接受一轮轮“清阶”审查。在不公平的评价标准下，学习班学员以各种理由被定性为“非革命”，继而被排挤出革委会，甚至判刑。1970年2月全国又展开“一打三反运动”，“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诚然一些“造反起家”的群众代表或因政治觉悟不够高，在利益面前没有把持住自己，有贪污腐败行为，或因缺乏管理经验，造成一些生产上的浪费与无效劳动。但是官僚派显然没有给予他们与错误和罪责相匹配的惩罚，更没有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教育改正无产阶级群众代表，而是再一次利用运动搞清算。71年2月开始的“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与“清阶”、“一打三反”如出一辙，打击范围严重扩大化，沦为权力斗争的工具。

  党中央三令五申禁止派斗，地方政府依旧派斗泛滥，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中央自身就没有停止过派斗，各种政治运动最后都演变为“将政敌送进五七干校”的权力游戏。文革初期林彪集团保持一种可疑的低调姿态，不争抢政治风头。68年初，林彪集团开始动作，排挤其他革命老干部。“清阶运动”中，林彪集团与部分文革派不顾历史客观情况，炮制罗瑞卿“假党员”案、“六十一人”叛变案，和包括刘少奇在内的老干部的各种所谓“黑历史”案件。69年4月，中共召开党的九次代表大会，在党章中确立林彪为革命接班人。随后的九届一中全会上，林彪被选举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至高的权力与荣誉没有遏制住林彪进一步集权的野心。林彪集团不断打压异己，阻挠老干部恢复工作。如今将林彪集团的所有动作都定性为夺权行为，说林彪搞一级战备是阻止恢复生产，疏散老干部是想垄断北京权力，也是不够客观公正的。当时中国正处于外部威胁最紧迫的时间点，美苏计划以核打击扼杀中国的核力量发展，珍宝岛战役刚刚结束，因此林彪的一些布置是符合国家利益的。然而林彪搞“黄、吴、李、邱”大团伙，林立果搞“小舰队”，都是最典型的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至于“五七一工程”更是铁证如山，无可狡辩。70年8月中共在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研究筹备已然被动乱耽搁了的第四届人大会议。林彪为了在四届人大上夺取更大权力，串通陈伯达炒作“天才论”，在“设主席”的议题上纠缠不休。当时，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不少高级干部都不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反对设立国家主席，并拒绝担任该职位。江青、张春桥虽不完全理解，但全力拥护毛，因此在会议上与林彪集团针锋相对。71年2月毛展开“批陈整风”运动，批判陈伯达以警示林彪。林彪毫无悔意，反而加紧夺权步伐。8月14日毛泽东南巡各大军区，点破毛林矛盾，阻止林彪掌军夺权，以期林彪知难而退。同时间周恩来再次开始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大量老革命以“解放干部”身份被列入人大代表名单，进入恢复工作行列。两件事情刺激林彪铤而走险，刺杀毛泽东，未遂后携叶群、林立果向苏联方向逃跑，于9月13日坠机身亡。

  如果在分析历史时，只是将林彪定性为权力欲熏心的野心家，便忽视了很多致使林彪堕落的深层次原因，从而错过一些更有价值的问题讨论。66年文革前毛泽东在政坛已经失势，没有林彪的军内协助，毛泽东不可能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59年毛启用林彪，文革刘、邓被打倒后毛、周确立林为接班人。到底是林彪善于伪装，成功欺骗了毛，还是林彪在某一时间发生了转变，或者是毛、林为了各自目的互相利用？这些涉及个人的问题后人也只能是主观猜测，得出的结论也不会有多大意义，毕竟这些当事人已经作古。但是对一些问题产生的结构性原因的讨论，不论结论是否能一步到位符合历史真实，是具有史学与现实意义的。

1、刘、周、林、邓的共同困境。事物都有其两面性，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豪杰辈出的党，同时也是一个领袖难以服众的党。王明、博古以后，毛泽东一次次力挽狂澜，拯救了中国革命事业，因此在中共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毛以后的领袖则没有这样的条件，只能强调党的纪律，不断打击山头主义，来贯彻中央意志。刘少奇作为毛指定的第一位接班人有着先天劣势——军队根基不牢。1945年毛泽东推举刘少奇为毛、朱之后的“五大书记”之一，又是重庆谈判时期的代主席，在当时就引起不少军队“老帅”质疑。建国后高饶事件又加剧了“白区党红区党”之争。刘少奇缺乏“革命化”指挥各级党员干部的威信，为了完成国家主席工作，只能是逐渐使官员群体“职业官僚化”。“官僚化”的干部群体有着共同利益，行动遵从官阶等级制度，有利于政令通达，但长此以往必然产生官僚主义者阶级。另外有一个历史疑点，在路线问题上，刘少奇绝大多数时间主张的是“长期的新民主主义”，但是大跃进时期他却一反常态，以比毛激进十倍的程度推行“左”的政策，对冒进行为推波助澜。作为一线的第一领导，刘对各地的“五风”盛行负有不可推卸的直接责任。虽然可疑，但没有证据证明刘当时是在“形左实右”，故意捣毁大跃进。因此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刘少奇尝试借助大跃进的热潮，改以“革命化”的方式领导全党，结果遭遇重大失败，只得退回去坚持走“官僚化”统治道路。邓小平78年以后的情况与刘少奇相仿，邓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花费更小代价，拉拢几个身居高位的老帅，打通关键节点，便能成功号令整个官僚体系。而一线官僚高度“职业化”，去“革命化”，成为无条件执行邓意志的“技术官僚”。周恩来又是另一套管理办法。周的威望仅次于毛，但仍不足以压服一些老帅。周一方面紧密地与人民群众相结合，另一方面凭借超强的工作能力，更依赖无与伦比的意志力与奉献精神，包揽了全国上下所有可能出现问题的一线工作，事无巨细地代替一线干部思考，做出正确判断。不需解释，这种管理模式是无法复制的。至于华国锋，他既拉拢群众也拉拢上层官僚，但是极低的威望无法靠无底线的让渡来挽救，结果只能是国家亏空与官僚集团得寸进尺。

  党的九大把某个个人写入一个共产主义党的章程之中，显然是极其错误的唯心主义行为，因为人有可能腐化堕落，而党的原则不能变质退步。但这仍不足以确保毛泽东时代结束后，林彪能安稳执政。文革初期一些“文革派”成员并不是事事坚定站在毛泽东一边，而是采取一种与官僚集团“斗而不破”的做事风格。也许66年文革开始时，久经历练的中共高层们就认识到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就权力斗争而言，“官僚派”一定取得胜利，“文革派”和无产阶级人民群众一定在毛泽东逝世后失去靠山，被推下政治舞台。林彪是毛泽东军事战略上的优秀学生，其谋略在老帅中也属于佼佼者，应当是看到了这一结果，于是决定“以自己的方式”扭转局面。毛泽东的想法是什么？从历史事件发生过程可知一二。68年老帅们下放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写悔过书、保证书。全国的政治与经济回归社会主义道路以后，70年便纷纷解放老帅，安排他们回归岗位。71年陈毅上天安门参加五一节庆，令美国和台蒋情报部门措手不及、大为不解。73年“二号走资人物”邓小平也在毛的首肯下复出，之后（反击右倾翻案风之前）更委以军政重任，作为接班人培养。毛坚持的是团结——批评——团结政策，林彪则更为现实。林自知没有毛一样稳定全局的威信，因此把控权力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大清洗”。也就是说，林的攻击目标并不是毛，而是所有威胁到他政治地位的老帅，毛只是成为了他搞大屠杀的挡路石。那么有一个历史疑问，林彪的老师毛泽东，难道认识不到他死后官僚派会卷土重来吗？应当说，必须全面深入地了解毛泽东思想，才有可能领悟毛深奥的谋划考量，理解毛为什么发动一场无产阶级“注定失败”的运动。对于林彪，我们也许可以从毛推荐其《郭嘉传》，了解到毛的良苦用心。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一次文化大革命就能彻底改造和完善的，恐怕需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断经历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才能获得最终胜利。只是林彪不愿意做那个为了长远的革命事业鞠躬尽瘁的人。

2、林江矛盾何来。林彪与江青的矛盾是单纯的两个集团的权力争夺吗？这个结论既武断浅薄，也不合事实逻辑。林彪想搞“大清洗”是为了保卫毛以后的无产阶级专政吗？显然不是。林彪集团自身就已经退化为反革命的官僚特权集团，打击“刘、邓”官僚集团是派系斗争。当林彪集团的官僚主义属性暴露以后，与文革派的矛盾便在所难免。文革以来，军队大大小小任何部门从未进行过有效的文化革命活动。66年6月到67年五月，刘志坚、徐向前、萧华先后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皆因不落实文革工作而被罢免。67年1月23日中央被迫颁布《军委八条》，限制军内无序斗争，67年7月20日全军文革小组停止工作，军队文革彻底荒废。在此期间，林彪没有在军中做出有益于文革的事情，推一推动一动，林几次出手也是为了保护因滥用特权、腐化堕落而遭到群众批判的吴法宪、邱会作。67年至68年初，各地军队镇压杀害群众组织，不论地方军队是站在保守派一方还是造反派一方，滥用武力行为都严重违背中央命令与精神，而林彪集团没有积极应对，加以限制，而是保存实力，“坐山观虎斗”。这才是林彪与江青产生罅隙，林彪集团与文革派分道扬镳的真正开始，而非庐山会议。

3、宫斗史观与人民史观的区别。当林彪从革命者堕落为官僚集团头目，在他的头脑中人民史观就会被宫斗史观所取代。斯大林的经验证明了“大清洗”阻挡不住修正主义，林彪夺权的目的就只剩下维护其官僚集团利益。假使林彪夺权成功，中国人民迎来的绝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一定是林彪官僚集团独裁统治下的，更为迅速猛烈的资本主义复辟。为什么林彪坚持设立国家主席，坚持毛泽东担任此职？因为这样，林彪就把毛泽东，乃至文革运动也拉入低层次的宫斗史观之中。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行为，就会很容易被历史解释为大跃进失败之后，毛对中央权力转移心生嫉恨，于是以非常手段夺取了刘少奇由党和国家正规流程赋予的主席地位，并为了维系其权力持续打压甚至害死反对其独裁的老干部。而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以革命对抗宫斗，以人民史观对抗宫斗史观。文革后官僚派掌权以后，作出历史决议时也不能否认这一点，因为如果毛真正是宫斗心理，他们便不会活到76年以后。然而官僚派仍然将林彪“九一三”事件定性为“文革理论与实践的全面失败”，这一细节证明他们看待文革时仍不能革除内心中的宫斗史观。因此从共享宫斗史观，从同为官僚主义者阶级层面来看，邓为首的官僚集团与林彪集团没有本质区别。

4、容易被忽视的历史细节。还有一些历史细节容易被人忽视，但是确实有可能决定了历史的进程。林彪因苏联手术失误感染毒瘾，常年的毒瘾和病痛不断消磨着他的意志，最终突破了人类忍耐的极限。或许林彪的堕落生理性的原因要多于政治性的原因，但是因为毛和周的相关知识不足，被忽视了。那么林彪作恶身死的悲剧毛泽东就要担负主要责任。毛在59年错误估计林彪身体状况并委以重任，在高压之下林彪走向反面。这也解释了林彪之死为什么对毛泽东精神与身体的打击如此之大。另一个细节是叶群的不良影响，更进一步讲，是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夫人干政”问题。江青、王光美、叶群，她们都是资产阶级出身，从城市投奔解放区，从而参加革命的。但是她们只是身体上到达了根据地，思想上的还没有来得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就和中共高层领导完婚，获得了不一般的身份地位。她们被要求守在领导身边，接受卫兵、勤务的服务，失去了与群众相结合，在基层锻炼自己的机会，这对她们的进步其实是有害的。与之相比，邓颖超就能很好地完成自身的工作，给予周恩来支持帮助。解放后，包括江、王、叶在内的大量“知青夫人”纷纷暴露出资产阶级品行，飞扬跋扈，贪图享乐。一些夫人毫无政治能力，却权力欲熏心。王光美制造了贻害乡村的“桃园经验”，叶群为林彪、林立果培植党羽。江青在文革小组的工作搞得一团乱麻，在文艺上虽有建树，但却因其专横霸道导致文艺界其他创作者万马齐喑。也许还有其他一些为人忽视的细节甚至巧合（比如战后心理综合症是否在新中国历史重大决策时产生影响），影响了历史的发展进程。

经热一定政冷？永远不要忘了阶级斗争

  林彪集团覆灭以后，全国政治氛围明显大为缓和。同一期间新中国外交环境大为好转，美国无论从越南方向还是远程打击方式都奈何不了中国，只得跨越太平洋握手求和。国内“三结合”革委会制度有了一定的实践经验，大庆和大寨两杆大旗为工业和农业的社会主义生产模式树立了标杆。解放的老干部和知识分子们惜时如金，全身心投入新一轮国家建设热潮当中。如果从一线领导人的角度来讲，文革66年至75年应当被认为是周恩来时代。周恩来的经济政策一如既往地稳健、细致。“四三”方案抓住了核心技术，很好的解决了中国的结构性科技短板，同时又没有贪多冒进，外债均依照计划偿还完成。技术引进中，化肥补齐了农业的短板，提高了单位亩产。化纤作为衣物材料，成为植物棉的优质替代，使多余棉田可以被转化为粮田或工业用地。这一轮产业引进的规模远不如“一五计划”时期苏联援建，因此只是起到了如虎添翼的作用，中国的经济与科技发展仍然走在“以我为主、自力更生”的道路上。70年代中国的科技发展迅速，科技创新、填补空白层出不穷，以至于连周恩来都无法全面掌握全国各个科研院所又有了那些技术突破。不过实事求是讲，70年代也是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科技大爆发时期，中国在受两大阵营科技与信息封锁的情况下，有此成就实属难得，但发展速度还是明显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

  72年以后老干部纷纷回归岗位，成为周总理的得力助手，其中能力最为出众的，也是重获毛泽东欣赏与厚望的，便是邓小平。事实证明，以“四人帮”为代表的大部分文革派干部严重缺乏知识和经验，没有主持一线工作的能力，因此毛降低了文革派的权限与管理范围，更多倚靠解放干部来主持经济建设工作。75年1月四届人大终于召开，“四个现代化”被重新提出，会后邓小平正式接班周恩来。75年邓小平在全国各个部门挂起整顿之风，生产秩序得到明显改善，生产力在短期内飞速升高。邓小平被任命为第一副总理，其中央与民间的人望也在快速升高。

  组织工作的另一股中坚力量是以陈永贵、吴桂贤为代表的“劳模党员干部”。他们出身于生产一线，熟悉生产细节与工人状况，都在各自领域作出过卓越成就。这些“劳模干部”虽然缺乏政治家的高瞻远瞩与宏观统筹能力，缺乏对政治与国际局势的洞见能力，但是在领导工作中实事求是、任劳任怨。这些干部实行一种“三三制”行政制度，也就是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从事组织工作，三分之一在地方调研指导，三分之一回单位生产劳动。他们用脚步和双眼弥补文书指挥能力的不足，跑遍全国手把手辅导生产，纠正歪风邪气。“劳模干部”普遍只领取原生产单位的相应级别的工资，还有一些来自各方面的补助金，总和远低于同级别革命干部，生活非常拮据。这些人虽然不是最理想的政治家，却一定是廉政的优秀表率，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有益探索。

  就在经济一片向好之时，毛泽东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出手，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止了不到一年的“邓小平时代”。建国以后毛泽东似乎总是在形式向好时“横生事端”。53年新中国还在理顺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关系时，毛下令越过新民主主义，开始社会主义改造。56年新中国还在消化“一五计划”与苏联技术时，毛又下令大跃进，大踏步进入社会主义，还挑起中苏论战。62年经济开始好转，毛又开始连续批判农业“三自一包”政策、工业“利润挂帅”政策，批判文艺、教育、卫生，之后更是强行推着刘少奇搞“社教运动”。72年以后在周恩来主持工作下，全国经济快速发展，毛又掀起“批林批孔”运动。毛泽东几次出手发动政治运动，其实都是在强调一件事——“政治挂帅”。也许很多中国人都想象过，如果建国以后毛泽东便从历史中消失，新中国会不会不受政治运动干预，一直飞速发展，不存在三年饥荒，最后甚至能赶超欧美？这种想法产生的根源在于，把生产力与政治孤立看待，甚至是对立看待了，刘少奇和邓小平就有着此种倾向。刘少奇犯了机械唯物主义的错误，把短期的局部的生产力提高，等同于长远的整体的生产力提高，认为生产力提高一定带来社会关系进步，社会关系进步却无法明显作用于生产力提高。邓小平的整顿基调便是去政治化，抛弃阶级斗争思想，纯粹以生产力论生产力，邓小平犯的是唯生产力论的错误。我们无法修改历史，消除毛泽东时代，一探究竟“政治与经济是否对立”，但是横向比较或许可见一斑。所谓“新经济政策”、“改革开放”不是中国的发明，而是在苏联、东欧、南美、印度、东南亚等等地区普遍试验过的经济路线，但是全世界只有一个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同时拥有主权独立、政权稳固、国民团结、粮食自给、核常兼备军事威慑力、较完整产业体系、自我科研体系与尖端科研能力。中国与其他形形色色的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不同，就是有27年“政治发烧、经济瘸腿”的毛泽东时代，这难道不是一个很值得研究，很有趣味的议题吗？

  从“社教”到文革，这一时期毛泽东发起的一大群众运动就是“忆苦思甜”。工宣队与军宣队的一个主要工作，就是开展“忆苦思甜”教育讲演。“忆苦思甜”运动一方面是提醒人民群众不要忘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残酷压迫，要警惕它们发射的糖衣炮弹，另一方面是号召发扬艰苦奋斗作风，发扬社会主义奉献精神。“忆苦思甜”作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种形式，它的核心在于将历史教育与思想教育结合起来，相辅相成。这种形式完全应该传承延续下去，不但要“忆苦思甜”，还可以“忆甜思苦”，看一看哪些我们今天司空见惯的腌臜，其实曾经能够被很好的治理根除。不忘历史、看清当下，就一定能提升思想。

  “批林批孔”是不是“批周公”？首先需要澄清的是，林彪到底是“极左”还是“极右”，这也是72年初批林彪时，毛与周产生分歧的问题。林彪是以实际行动支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利用各种资源保护自己的小圈子？林彪是不切实际地把权力全盘交给造反派民众，支持无政府主义，还是培植“黄吴李邱”为党羽，与叶群、林立果秘密搞“家天下”？显然，林彪的本质是“右”，他的一些行为是“形左实右”。搞个人崇拜高烧不退，鼓吹“天才论”，都是服务于自身利益的，绝不是推动民粹主义。林彪集团相较于新中国其他官僚主义者集团，有着更为鲜明的封建主义色彩，因而更显落后。他宣传其统治合法性时，以思想控制居多，以有效治理为少。他组建人事体系时，以人身依附和血脉关系居多，以公开选拔与绩效考核为少。因此，林彪构建的统治体系与封建思想复辟密不可分，这就是为什么“批林”要和“批孔”联系起来。

  71年林彪集团覆灭，72年开始国家建设如火如荼，为何过了两年，在74年1月毛泽东又重提林彪叛党事件，发起“批林批孔”运动？林彪想要建立林氏官僚集团的独裁统治，就需要在广大人民中间复活封建主义思想。反过来讲，如果人民彻底革除了封建思想，林彪集团独裁统治就丧失了生存的土壤。林彪集团与其他官僚主义者集团其实没有本质不同，他们的封建主义色彩是“多”和“少”的区别，绝不是“有”和“无”的区别。一旦条件允许，官僚集团一定会树立党羽、唯亲是举，乃至压制民主、“合法地”剥削民众。这个条件是什么？就是广大民众的民主精神丧失，封建思想复辟，把治理国家与监督权力的责任全盘托付给官僚集团，本质上就是把官僚政府当做封建时代的“清官”，自己就可以做不操心政事的“顺民”。这种封建思想是如何复辟的？一方面当然是中国悠久的封建历史与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给人民造成的不良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官僚集团在初期统治时往往能够做到兢兢业业、克己奉公。新中国官僚集团在初期时，由经过革命层层筛选、次次历练的社会精英所组成，他们的治理能力与道德水准在当时中国都属于佼佼者。文革时期由周恩来领导官僚集团，周相当程度上遏制了官僚集团的修正主义与官僚主义，他们的治理才干也得到充分发挥。于是乎群众发现“三结合”政府中，革命干部们已经被改造好了，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官老爷，而是德才兼备、工作高效的人民公仆，那些造反派群众代表反而是有名无实，处处拖后腿的不称职干部了。因此群众便有了把群众代表剔除出革委会，把权力全盘交给以周恩来为领导的官僚政府，以提高生产效率的冲动。而这，就是封建思想正在悄然复辟。

  群众的冲动也迎合了周当时的想法。72年以后，在新的国内国际形势下，国家建设责任越来越重，周恩来不得不多从效率方面，而非政治方面考虑问题。于是“解放干部”越来越得到重用，群众代表越来越被边缘化。73年4月，国家短暂恢复了“唯高考”升学制度，学阀的不良现象再度出现，工农子弟、踏实肯干的知青成了选拔的劣势方。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官僚政府能够做到纯洁和高效，可是周恩来以后怎么办？换个角度看问题，周恩来至臻至极的才干与品德反而滋养了群众“倚靠清官”的惰性思想。毛泽东敏锐地发现，民众的这种思想惰性与民主精神，与无产阶级专政背道而驰。短时间内组织与生产的高效换来的是封建主义思想的土壤，滋生的是官僚主义特权阶层的统治稳固。群众与群众的代表不熟悉组织工作，无法善用权力，应该帮助他们，想方设法提高他们的治理能力。革命干部应当主动“传、帮、带”，而不是打压、排挤他们，这才是向着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的正确做法。因此“批林批孔”运动的真正内核是宣扬社会主义民主精神，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大方向。“批林批孔”并非批周恩来本人，但是群众相信党员干部都和周恩来一样大公无私，是非常危险的。73年毛泽东就郭沫若《十批判书》展开“评法批儒”讨论，随后发动“批林批孔”。无论是封建主义复辟，还是官僚主义独裁，其根基都在于广大民众的腐朽思想。毛发动运动，无论是土改、社教，还是文革、批孔，本质上不在于打掉几个反动集团、反动个人，而在于彻底革新中国人民的思想，铲除滋生反革命条件的土壤。当然，全民族的思想改造不是一代人能够完成的，需要几代人不断从成功中总结经验，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在“批林批孔”中，还是有相当多民众不理解运动的内涵，认为该运动就是“打压老干部气势，替造反派撑腰”。或许，只有失去的时候，民众才能真正意识到曾经拥有过什么，应当珍惜什么。

  75年1月，四届人大终于召开。会议颁布新修订的“七五宪法”，确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体制，在各个方面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比如农村“政社合一”，确立了无产阶级的权力，比如赋予无产阶级罢工权。“七五宪法”以何时的眼光来看都是非常粗糙的，它是由精力不济的毛泽东、极不情愿的官僚集体、水平堪忧的文革派与群众代表强行捏合而成的一部宪法。即便如此，“七五宪法”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座里程碑，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成果，其字里行间体现出的社会主义文明的民主精神，是任何资本主义的宪法都无法呈现的。人大以后邓小平接班周恩来主持国家一线工作。邓的执政风格与周截然不同，周事必躬亲，而邓懂得抓大放小，邓小平整顿期间，行政效率甚至优于周恩来时代。但是在政治上，邓小平更为坚持自己的路线主张，从未打算以文化大革命思想来改造自己的工作方式，并在实际工作中想方设法践行自己的路线。75年1月邓整顿铁路，方式是打压而非教育团结无政府主义的造反派，之后组建官僚系统接替部门权力。之后的工业整顿也走的是排挤和逮捕群众代表，加强管理层官僚化的路子。7月邓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即“学习理论、安定团结、国民经济搞上去”。这种提法目的在于让“安定团结、国民经济搞上去”以二比一的方式压倒“学习理论”，从而弱化“政治挂帅”。邓在文艺改革中倡导百家争鸣，但是不认可政治把关。在科技改革中邓提出“科技是生产力”，以发挥知识分子积极性为目的，试图恢复资产阶级科教体系。在生产方面邓依旧在暗中推行“利润挂帅”，在外贸方面推行以中国资源换欧美工业品和生产线。邓的“造不如买”与毛、周，以及中央文革小组主导的“四三方案”区别在于，邓只考虑到短期生产力的提高，没有抓住核心技术引进并消化吸收的问题，没有考虑外债额度控制，没有考量各种项目引进对本土产业与研发体系的影响。

  75年11月，以清华党委刘冰上书状告迟群、谢静宜为引子，毛泽东与邓小平就路线问题发生争执。毛泽东放低姿态，和邓商议“文革七三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之后组织“八人会议”，定调“帮邓”而非“批邓”。但是邓小平对自己的路线主张非常坚定，始终不愿意对文化大革命理论与实践作出任何肯定的历史表态。文革后邓小平曾多次向中央写信，对修正主义路线进行检讨反思，希望得到毛的谅解，准许恢复工作。为何此时邓小平有如此大的态度转变？认为邓小平是欺毛泽东命不久矣（74年医生便诊断毛至多只有两年寿命），不在乎毛的想法，并开始为后毛泽东时代做准备，这种想法多多少少还是陷入到了狭隘的“宫斗史观”之中。设身处地想一想，邓小平不到一年的整顿，全国生产秩序快速恢复，经济迅猛提高，尤其是这种转变使得群众对邓小平为领导的官僚集团的拥护大大提升。邓小平“成绩在手”、信心百倍，当然听不进毛泽东的忠言逆耳。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4月5日清明节北京天安门发生四五事件。示威群众借怀念周恩来以支持邓小平，支持官僚集团，反对文革派。至于暴力与纵火分子到底是谁暗中指使，至今仍是谜团。毛泽东将“四五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撤销邓小平职务，换华国锋为接班人。之后全国展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但是毛坚定地保留邓的党籍，也就是保护邓人身不受伤害。

文革失败了吗

  1976年9月9日，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逝世。华国锋接任国家领导人。10月6日中央官僚集团以军事叛变为由逮捕“四人帮”，以及毛远新等中央文革派成员。此后全国展开两年多的“揭、批、查”运动，以及许多年种种的清除、清算文革派、造反派的运动。77年8月中共党的十一大上，华国锋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文革运动正式进入历史。有一个历史谜案，即毛泽东逝世后，给上海民兵发枪，被认为是“四人帮”武装叛变的铁证。但是“四人帮”以及上海市革委会并没有直接给民兵发枪的权力和物质条件，只有上海警备区负责民兵的训练和武装。而上海警备区受部队系统指挥，这次给民兵大规模发枪本在战备计划之内，在毛泽东逝世之前便已确定，也只有军队系统有权阻止这次发枪。所以我们至今仍不可知，为何叶剑英要批准部队给上海民兵发枪，叶帅支持“四人帮”搞军事政变的行为，为何逃过审查，成了历史盲点。

  十年文革结束了，我们必须直面一个问题——文革派与造反派是如何失去民心的？批评毛泽东在毛时代被公认为是反革命行为，直至文革后邓小平官僚集团为了否定文革，突破性地对毛泽东作出“七三开”的定性。西方世界意图将毛与“文革浩劫”相捆绑，频繁炒作“五人帮”议题，遭到邓政府严肃驳斥。邓小平没有遵循西方的诱导，像赫鲁晓夫彻底否定斯大林一样批判毛泽东。客观评判革命领袖的功过是非，才是符合马克思主义，也是符合毛泽东本意的做法。邓政府对毛时代的评价最终汇总于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此份决议的定论服务于邓政府执政的现实需求，我们仍旧需要回到特定历史时期，考察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才能解析事物演变的真实原因。

1、毛泽东自建国以来始终没有摆脱的，作为最高领袖最大的自身缺陷，就是过度相信同僚的纯洁性，和过度高估人民的觉悟。毛泽东虽然预料到党员干部得权后有可能变质，并在全党做出了提醒，但没有预料到会发生的如此之快。无论是“三反”针对的干部腐化问题，还是大跃进时期的“五风”现象，毛对官僚主义问题性质的严重性都是后知后觉。他希望，也愿意相信广大党员干部还是那些在延安窑洞里与老乡和士兵同甘共苦的，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牢记于心的朴素的共产主义革命者。或许还有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能够不忘初心、一心为公，但是政府的“官僚化”、“去革命化”却是如洪水一般无法阻挡。毛泽东对人民的某种崇拜心理已经有些民粹主义了，他相信真理出于群众、智慧出于群众，相信只要充分发动群众，群众就能搞好革命运动、做好团结工作。文革中群众组织制造的暴力与混乱证明，群众还没有准备好接受如此重大的政治权力与历史使命，群众还需要长期的社会主义教育与实践，需要相当程度地整体地提升革命觉悟与政治智慧。不过我们设身处地的想，也许毛泽东对同僚与人民有着清醒的认识。只是受现实所迫，如果没有革命的政府，就没有独立的国家工业化现代化；如果没有革命的群众，就无法遏制政府的官僚化与修正主义化。最终，官僚与群众造成的所有社会损失，都为毛时代打下烙印，成为毛泽东领导无方的失责。

2、毛泽东在文革开端时犯的一个重大失误，就是建议以巴黎公社制度组建新诞生的文革组织。这一失误是与毛高估人民政治水平的民粹主义倾向一脉相承的。“巴黎公社建议”最关键的一点是群众票选任命领导班子，这一提议忽视了党的领导，违背了党的先锋队理论，没有体现民主集中制。也许毛认为没有官僚主义的、与群众紧密结合的党员干部就不应该害怕群众运动，不应该抵触群众普选。受群众拥护的干部自然也能够赢得票选，不会被轻易打倒。然而如上文详述，现实情况极其混乱，群众普遍不具备引领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素养。群众组织阵营林立明争暗斗，官僚派与机会主义者暗中撺掇屡屡得手，好的革命的干部也会受到群众组织冲击，连周恩来都不能幸免。上海造反派组织那样的政治成熟与团结有力，在全国可以说是独此一家，而这其中也有着张春桥等文革派干部起到的领导作用。也正是因为政治成熟，上海新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公社”遭到毛泽东反对以后，马上听从党中央指示，更名为上海文革委员会。之后紧跟中央步伐，政府改组为“三结合”革委会。文革运动中还有很多类似的不成熟制度实验，比如“老中青三结合”。该制度本意是破除资历权威、官阶权威，试图建立一种政治上人人平等，学术上教学相长的环境，但是作为一种人才培养与选拔制度，制度设计过于粗糙，缺陷过于显著。比如这种过早“立太子”的模式对青年才俊的培养是否有利，会不会出现“太子党”的问题，这种“民主”会不会影响“集中”，会不会产生效率低下问题等等。新制度的探索必然伴随着失误与动荡，旧势力势必借机展开全盘否定的攻击。群众的不理解与责备也是新制度不得不承受的历史负担。

3、毛泽东发现“人民公社”制度存在重大政治隐患，急需一种新型的开创性的文革政府组织时，黑龙江的文革实践及时做出贡献——“三结合”的革委会，为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解了围。“三结合”很好地将军事维稳、党作为先锋队的领导作用、群众的无产阶级专政结合起来，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伟大发明。黑龙江文革的另一大贡献是“五七干校”。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毛泽东思想的智慧也是来自于对群众实践经验的总结与吸纳。可是为什么全国所有群众组织都声称“保卫毛主席”，却不是所有造反派组织都听从毛泽东指示，改组民粹色彩的“人民公社”为“三结合”政府？这就引出毛泽东在文革中的另一个问题——对文革群众的保护不到位。历史往往关注的是毛在文革中对“精英群体”（即便不是有意迫害）保护的不到位，致使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党员干部，和无数高级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出身家庭受到人身与精神伤害，但是对广大群众，尤其是造反派革命群众在文革中受到的迫害与不公对待置若罔闻。毛泽东发动了造反派群众，以他们的力量推动了文革运动，却没有力量给予他们应有的政治保护，让他们免受复职官僚的清算迫害。也许我们可以说这种保护超出了任何人的能力极限，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它切切实实是国家领袖与文革发起人——毛泽东的责任。正因为无法得到政治甚至人身保障，造反派分裂为“团结派”和“民粹派”。“民粹派”拒绝改组“三结合”，坚持“人民公社”，进而发展为无政府主义，最终遭到残酷镇压。

4、在很多历史事件与重大决策中，毛泽东与所谓“四人帮”是不可分割的。文革后期，人民群众的政治素质依旧不是很高，但群众也不是傻子。在文革时期高压的政治环境下，群众不敢直面反对毛泽东的一些主张和政策，便找机会加倍责骂文革派，尤其是不讨人喜欢的江青。无论是“批林批孔”，还是“反击右倾翻案风”，没有毛泽东的指示，“四人帮”怎么能“兴风作浪”？这些文革后期的政治运动，在已然政治疲劳的群众眼中，只是耽搁生产的无谓消耗罢了。比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更让当时中国广大群众厌恶的，就是毛时代极高的积累率。自57年以后直至76年，中国工农群众的工资待遇就没有提升过，大部分经济增长与剩余价值都投入到了工业积累当中。毛泽东认为这是新中国工业化追赶列强的唯一选择，为了维持这种超高积累率，也就不得不坚持“政治挂帅”，全国上下埋头苦干，一起过“苦日子”。也许群众能够理解，这代中国人多一分享受，下代人就少一分完成独立自主工业化的可能性。但是随着普遍超生的子女长大成人，居住空间越来越局促，生活越来越拮据，耕地越来越紧张，群众就再也无法忍受毛的“高积累、不消费”的经济政策了。至于毛的政治运动，当时绝大部分中国人民并未见过真正的资本主义，没吃过资本主义的苦，又怎么能够理解毛对“反修防修”的执着呢。

  文革派与造反派在毛泽东去世后“一推就倒”（也从侧面证明了毛与文革派的相互联系，“五人帮”之说不是全无道理），他们因何被群众彻底抛弃？原因在于其工作能力与政治能力严重不足。

1、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文革派干部虽然马克思主义学术水平很高，但是一线工作能力全无。文革派干部也曾被授予指导一线工作的机会，但完全无法胜任，他们头脑中的理论与实际执政工作严重脱节，最终呈现的效果就是“瞎指挥、共产风”。由于其能力无法服众，在执政风格上不得不演化为“官僚主义、强迫命令、浮夸风”，这种性格的突变在江青身上尤为典型。地方的造反派群众代表与中央文革派有着同样的问题，因而也普遍存在“五风”现象。文革派与造反派掌权者没有管理经验，不掌握生产技术，又缺乏革命历史功绩来树立威信，不得不拿政治压人，甚至搞白色恐怖、文字狱，以维护自身权威地位。社会氛围被这些人搞得风声鹤唳，民众敢怒不敢言。

2、造反派的无产阶级出身并不能确保其思想觉悟的先进，其中以红卫兵组织最为典型。文革时期相当多的知识分子诚心接受思想改造，但红卫兵与造反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与思政工作经验完全无法胜任该职。知识分子们反复写检讨、写自白书，深挖资产阶级思想，但是造反派“管教”就是不通过，因为他们自己对马列主义就是一知半解，根本看不懂，更不知道思想改造该如何进行。当一些造反派的无知与能力低下暴露无遗时，他们为了维护权力与体面甚至堕落为流氓无产者、无政府主义者，把运动拖向民粹主义的混乱局面。

3、文革派与造反派始终没有做好团结工作，用一个更有启发性的词汇就是“统战”工作。文革派没有尽可能地改造并团结官僚派的解放干部，最失败的是没有团结好万民敬仰的周恩来，因而在中央逐渐式微，在民间遭人厌弃。也许有人会说官僚派与文革派势同水火，官僚派绝不会接受文革改造，只等毛去世后翻盘，文革派的团结工作无从下手。但事实并非如此。文革政治改组之后，中央有一股“劳模干部”组成的平民政治势力，游走在官僚派与文革派边缘。还有相当多的中共高级干部虽然因路线认识分歧而身处官僚派，但是革命初心未改，是坚定的社会主义支持者。周恩来不是官僚派，没有周恩来在政治上的全力支持与协同配合，毛泽东根本没有足够能力在初期把控文革，也就不可能发起文革。他们都是文革派应当拉拢的对象，如果做好团结工作，文革派不至于最后成为“孤家寡人”。

  如果说文革派有过团结干部的尝试（比如团结陶铸、徐向前），只不过失败了，那么造反派的团结工作则是一塌糊涂。群众组织首先就分裂出保守派，受官僚集团蛊惑操弄，其余的造反派仍不能锁定“批判官僚主义与修正主义”的革命方向，自身又分裂为无数个组织，为了文革指挥权与某些理论问题而内斗不休。群众组织的分裂可以说是文革失败的一大原因。文革结束多年以后，有原保守派下岗工人向原造反派成员交心，如果知道有今天，他当年一定参加造反派。还有原不同派系的造反派重聚后感慨，当年真不应该因为一些细枝末节的理论问题而闹分裂。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官僚派在文革后期很好地掩藏了自身的修正主义路线主张，和官僚主义习气。他们不但团结了周恩来，暂时克服了官僚集团内部的山头主义“一致对外”，还以“改过自新”、“革命有功”、“实操干将”、“平易近人”的面貌赢得了民众的谅解与拥护。他们一改文革初期迫害知识分子的策略，转而拉拢他们，满足他们学术上与生活上的需求。反观文革派与造反派，他们还在以政治问题苛责，甚至迫害知识分子，而非团结、教育、包容。

4、很多造反派的政治觉悟也没有经得起考验。一些造反派干部得权后迅速腐化，贪污受贿、投机倒把。一些造反起家的干部本来就是政治扒手、投机分子，内心毫无革命理想。文革后期，一些造反派组织又和官僚集团一样，走上了官僚化的道路，高高在上，脱离群众，拒绝群众监督。文革以来政局动荡，社会主义民主流程从未全面落实，相当多的干部岗位仍是政治妥协与上级指派决定的。上至中央委员，省市高级干部，下至生产队队长，不论属于哪一政治派系，以权谋私、徇私枉法、相互包庇的行为屡见不鲜。文革时期记录在案的社会公安案件历史最低，但是被权力掩盖的犯罪并不少（比如“二熊案”、“陈东平案”）。一些造反起家干部也许看到毛泽东时日不多，文革运动“胜负已分”，便逐渐向官僚派投靠。

  官僚派在文革中血债累累，文革派与造反派同样犯下了无法饶恕的罪行。他们夺权后对反对派的残酷清算，对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出身者的穷追猛打，为了维护统治而展开的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与白色恐怖（如内蒙古、天津造反派），都是血淋淋的事实，是令人发指的非人暴行。群众看在眼里，内心对文革派与造反派，乃至对文革运动的好感急剧下降。文革后期，群众纷纷加入“逍遥派”，意图远离革命口号掩饰下的权力斗争。群众的政治冷漠等于是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把权力交给了官僚主义者集团，不论他们出身于哪一派。决定官僚派与文革派最终胜负的还是生产力与军事实力。官僚派执政时期，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生产力进步速度远超于文革派执政，不管这是不是一种短期优势盖过长期优势（以文革派“四人帮”的执政水平恐怕也不会有什么长期发展优势），一方是“改过自新”的精明强干的官僚派，一方是坚持“血统论”，政治迫害“黑五类”的无能的文革派，人民群众当然是会选择官僚派执政。“枪杆子里出政权”，就对这句名言的认同而言，新中国所有人都是毛泽东的“好学生”。文革派始终没有掌握住枪杆子。周恩来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政治支柱，林彪则是军事支柱。林彪叛变，证明文革运动的军事支柱根本上就是松动的，也许这是毛泽东大受打击的另一个原因。谢富治去世以后，文革派在军中再无可靠的支援。毛去世以后，官僚派只要发起攻击，文革派就只能从缴械投降，维护国家稳定，与注定失败的游击对抗，造成国家损失之间做出选择。

  文革派与造反派最终选择束手就擒，主要原因是华国锋政府表面上是坚持毛泽东路线，坚持社会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毛泽东所说的“地方要起来造反”，前提是“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华国锋是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文革派与造反派相信，即使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审判与迫害，只要华国锋政府不走修正主义，就不应当在毛主席去世不久时发生内斗，给帝国主义趁虚而入之机。我们以55年（1921至1976）中共历史的宏观角度来看文革，尽管党员干部群体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夺权上台的文革派、造反派在工作能力、政治觉悟上还不如原有的官僚领导班子，是不是文革运动毫无必要可言？我们细看造反派的种种失误与暴行，哪一个是中共在革命历史中没有犯过的？AB团大清洗，杀害王、袁，井冈山错误路线与政策失去民心，张国焘搞分裂枉死多少红军战士，大跃进缺乏经验瞎指挥，“反右”扩大化迫害知识分子。又有多少功成名就、能力不凡的革命老干部，是从历史上一次次造成群众与士兵惨重损失的教训中，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纠正、包容、鼓励下成长起来的？毛泽东确实批判过“上海帮”（也就是“四人帮”）闹派性，这被后世认为是毛泽东支持打击“四人帮”的证据。可毛同时也批评了“四川帮”、“广州帮”、“北京帮”，还有文艺界、科教界、军队内部各种“针扎不进水泼不进”的宗派山头，为首的官僚们何以能不思悔改、安之若素？文革的目的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是把国家权力真正过渡给无产阶级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必须在革命中教育自己，磨炼自己，成为合格的执政者，并且时刻防范官僚主义与修正主义，也就是要不断革命。这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必须经历的过程，有过成材经历的革命干部本应当帮助无产阶级人民，让他们少走弯路，最终平稳地接过权力，建立一种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制度。然而我们看到的是，官僚集团以自己的经验与才干为筹码，或教唆或打压无产阶级代表，最终是牢牢把控权力，官僚治国，精英主义当道，民主集中制“头重脚轻”。

  从历史漫漫长河的角度看，66年至76年的文革有太多的条件不成熟，是注定失败的。毛泽东反对刘少奇政府意图执行的国家路线，通过文革重新建立了毛主义的政治经济体系，在华国锋政府倒台以后被邓小平政府推翻，被新中国的历史埋没。文革的核心是文革派与官僚派的路线之争，从这个角度讲，文革确实是失败了。假使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文革强行“成功”，对新中国而言也不会有很好的结局。以《南明史》观点，李自成因为坚持农民革命理念，无法团结仍旧掌握优势生产力的贵族势力而失败。新中国秉持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既掌握先进生产力，又具有天生的软弱性。如果不是被国内的官僚主义者阶级统合，就只有被帝国主义拉拢利用。知识分子的无产阶级化，政治体制与政府人事体系的革命化，都不是一次文革、一个十年、一代人能实现的。十年文革当然是以失败告终，从毛泽东“准备跌得粉碎”等言论来看，这位文革的发起者似乎也对文革失败早有预料。那么文革真的失败了吗？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历史是螺旋上升的，修正主义复辟了也不要紧，自然有马克思主义后来人起义推翻它。纵观古今中外，没有一件历史事件可以与文革相类比。它是官僚集团的领导人与既得利益者发起的，发动全国底层人民参与的，推翻官僚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最离奇的运动。文革以后中国大陆地区再也无法回到文革前的状态了，文革彻底改变了新中国的历史走向，改变了中国人的国民性，撼动了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与世界观。文革以前在国人心目中，社会主义只是中国实现民族主义复兴的途径之一，是可以随时放弃的。文革以后国人在思想上被打上烙印，社会主义是中国独立自主的唯一出路，更是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必由之路。文革浩劫如此多血与泪的伤痛记忆，中国人每每提及“文革”二字时内心无不阵痛，却又时时刻刻鞭策着中国人去求索历史真相，去反思民族缺陷。只有在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大肆剥削无产阶级时，中国人民才会幡然醒悟，真正理解文革的内涵。若真有此日，文革的记忆会一瞬间被唤醒，资本主义与官僚主义被文革的理念扒去一切伪装，其贪婪的丑恶嘴脸将赤裸裸地呈现在无产阶级面前。无产阶级一定会总结第一次文革的经验教训，掀起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也许这一次依然会失败，但是一定会比第一次做得更好，离成功实现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更进一步。

  官僚主义的先天冲动是走修正主义道路，其终点就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发展必然走向帝国主义。以中国孱弱的实力基础，以及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中国不会走向帝国主义，只会投靠帝国主义列强，成为对内欺压无产阶级，对外服侍国际资本统治集团的半资本主义半殖民地国家。正如俄罗斯一样，官僚主义者阶级化身为寡头，掌控国内经济与政治命脉，自身则在欧美城市生活享乐、置业投资。现今是民族主义与强势领袖在艰难维系着俄罗斯主权的相对独立，一旦体系失去稳定，便会向着国际资本经济殖民地一路下滑而去。为什么中国没有像苏联一样解体，像俄罗斯一样“拥抱资本主义”？是因为邓小平为代表的老干部们比苏联官僚更有革命觉悟吗？中国的革命者与苏联的革命者都经历过血雨腥风的二战的历练，也都是从对抗白匪的尸山血海中生存下来的，两方在思想觉悟的起点上没有高下之分。中国没有堕落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因为有“文革”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官僚集团的头上。他们可以搞修正主义，可以以权谋私，可以培植家族势力，就是不能跨过“社会主义”这道红线。谁敢犯此忌，就证明文革时对他们的批判游街都是正确的，他们对文革的历史定性都会不攻自破。不论他有过何种革命功绩，有着何种必须改制的理由，都会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遗臭万年，因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个结果是绝对会发生的，就是广大无产阶级受到长期的残酷的剥削压榨。没有文革的记忆，中国人或许将和俄国人一样厌弃社会主义，浑浑噩噩中被资本剥削，逐渐走向灭亡。有过文革，中国就保留了无产阶级奋起反抗的火种。所以说文革失败了吗？“文革拯救了党，拯救了中国革命”——这句话值得体味。

78-91

浩劫尾声

  文革运动结束了，人文浩劫却没有结束。官僚派与文革派胜负已分，接下来必然发生的是胜利方对失败方的大清洗。76年底全国开展“揭批查”运动，清剿文革派与造反派势力。人人过关，三堂会审，任何与“四人帮”集团有接触、有瓜葛的中层干部与群众都要接受停职审查，长至数年。与任何一次政治运动相同的是，宗派主义者以运动之名诬陷打压政治异己，争权夺位；机会主义者迎风驶舵，赚取权力、名望、金钱资本。当权的官僚派政府宣称要将中国从“文革的法治沦丧”中恢复回来，要建立现代的严谨的文明的法治体系。这一新时代的法律体系诞生后的第一次实践，就是对“旧时代当权者”，即“四人帮”集团的审判。官僚政府想要以公正的法律标准、正规的法律流程、公开的审判来完成这次“世纪审判”，将“四人帮”集团彻底打入万劫不复的历史罪人的地狱，树立起新法治与新政府的权威与公信。想法是好的，然而从逻辑上讲就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在这场审判之中，法律精神与服务政治就不可能和谐共存。将文革派与造反派定罪，就必须无视文革派的第一人是毛泽东本人，无视造反派的“造反”活动是响应中共中央正式文件号召这些历史事实。法律讲“法不及过往”，不能因为中央政府政治风向转向，评判标准变动，就以新的标准惩罚过去旧标准下的行为。任何行为都要结合当时的历史环境来看待。这场审判的审判者最难以启齿的，最无法公示的，就是官僚派在同时期犯下的涛涛罪行。这是这场审判公平公正进行的最大阻碍。

  “世纪审判”以任何具有一些法律意识人的眼光来看都是荒唐的，连属于官僚派的陈云都对此表达了个人的不满。受审者被扣上了“右派”的帽子，以各种莫须有的罪责被无休止的提审。逼供、诱供、恶劣环境监禁，为了“盖棺定论”不择手段。当然，受审者绝不是人人无辜，文革派与造反派犯下的累累恶行不容抵赖，即使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这些罪行也严重触犯了当时的法律与《文革十六条》等中央指示，应当受到相应惩罚。但是每当文革派的一件罪责被提出，被告总能回应以官僚派犯下的相同的罪行。王洪文经受长期刑讯逼供后，在保护家庭的压力下“认罪伏法”。张春桥一言不发。姚文员从现实出发，与审判者小心周旋争取减刑。公开审判的必要流程，审判者选择了最缺乏政治素养的江青。然而即使是对口不择言、漏洞百出的江青的审判，最终也无法做到预告的全程公开。对于造反派群众代表的审理判决，同样是审理和判决两不相干。判决书早已写好，刑期早已确定，审理只是装模作样走个法律过场，最终目的是让受审者在判决书上签字。上级审判强迫一线审理者用尽浑身解数去证明一些不存在的事情，最终无非是靠家庭威胁与减刑谎言来赚取受审人的“认罪认罚”。整个国家法律团队已经不知道该如何维护新的法律体系公平正义的体面了，而人民群众并不在意，因为大家对这场审判“为政治服务”的底色心知肚明。

  与高墙之内的审判交相呼应的，是高墙外大张旗鼓的平反运动，和文艺界的历史重构运动。平反运动总体上是顺应民意的，是缓解社会政治高压，解放生产力的正确举措。平反运动符合国家发展的需要，却也是服务于现实政治，而非事实的。所有被错误扣上“黑五类”帽子的已故与幸存人士，都被认为是受“四人帮”集团迫害。对党员干部的平反牵扯到文革前官僚派内部的派系斗争，为了官僚派的历史错误不被暴露，平反一些干部，另一些就得不到平反。更恶劣的是，为了平反一些官僚，就必须将无辜的人定罪（比如吴芝圃与张钦礼）。还有荒谬的事情，为了给现行拘押的造反派定罪，就强行给曾与之对抗的另一派造反派成员平反，哪怕此人是无恶不作的投机分子。与此同时，文艺界冒出一批以叶永烈为代表的投机分子，凭借敏锐的政治嗅觉，与低下的文人操守，自行其是地逢迎高层政治喜好，重构了一套文革历史叙事。所有令人不快的事情都被推给了“四人帮”集团，所有的损失都被解释为文革运动的过错，所有文革时期的成就都是官僚派抵制文革影响的结果。官僚派政府对此当然乐见其成，任其发展。可是历史虚无主义一旦开始，就不可能遵照某种意愿安分守己地发展，必然会冲破始作俑者的期望野蛮生长。国内的伤痕派与海外的资产阶级文人抓住机遇，将“文革浩劫”叙事从“四人帮”作恶引导向毛泽东专权，进而引导向中共官僚制度的腐朽，矛头直指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与当下中共官僚政府的统治合法性。82年大规模的“揭批查”运动结束了，针对层出不穷的政治荒诞剧，邓小平适时地提出了“宜粗不宜细”、“团结一致向前看”。群众的历史结论是什么？随着无产阶级退出政治舞台，群众陷入失语状态，只有知识分子“精英”群体能留下只言片语的历史评论。他们或他们的后代对文革期间的迫害深恶痛绝，字字泣血地谴责政治投机者与流氓无产者的暴行。也有的人对迫害的执行者讳莫如深，有的人对一股脑推罪给“四人帮”的作法颇有微词。不论公正是否成为了历史代价，至少“文革浩劫”到此终于结束了，全国上下皆衷心希望这是中国的最后一次人文浩劫。

从华政府到邓政府的权力的必然转移

  邓小平政府取代华国锋政府的过程中存在“宫斗”痕迹，但斗争的根本原因仍旧是两方无法调和的路线分歧。华国锋虽然无法理解毛泽东路线的具体内涵，但是他愿意继承延续他所认为的“毛泽东主义”，而邓小平及其同僚的最终目的是推翻毛泽东路线、推翻文革。华国锋时期是回顾历史时经常被忽视的时期，它似乎没有给中国留下什么痕迹，又似乎没有什么值得研究的价值。如果一定要提炼出一些“历史价值”，我们或许可以说，华国锋政府体现了具有朴素的社会主义情感与道德，但不具备领导国家与民族前进的理论水平与政治能力的党员干部，他们执政后会有的具体表现。华国锋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绝对主体，但是他无法理解“政治挂帅”与社会主义经济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华出于朴素的友爱情感反对毛时代泾渭分明的阶级斗争，因而讨厌主抓阶级斗争的“四人帮”。华希望建立一种毛泽东描述过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但是党内路线分歧（还有派性问题）致使毛本人都无法建成这种理想中的政治局面，华国锋更没有办法做到。面对国家与政坛的种种矛盾，华国锋政府采取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好人政府”的普遍做法——借贷让利。对官僚集团，华政府积极为老干部平反，使他们恢复工作，给予他们信任与一定的工作自由度。对文革中被批判、下放的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华政府为他们平反的同时，一次性发放了因文革被打倒而停发减发的所有工资。对广大人民群众，华政府主要是纠正毛时代积累率过高的问题，大幅提高粮价，提高工人工资与福利待遇。

  华政府的崩溃令人唏嘘，因为任何一位温和善良的，但是政治水平有限的社会主义公民当权执政，都会实行这些政策。然而华政府的崩溃也是必然的，因为所有“让利”都是有代价的，这些“好人”政策附带的是沉重的“借贷”。看似华政府惠利了所有人，实际上国家的未来与民族的后代背负了前人留下的负担。提高了粮价，工业成本势必上升。一次性发放“文革补偿款”，全面提高工人待遇，势必产生通货膨胀。不强调政治挂帅、阶级斗争，资源势必向经济与政治的强势一方流动，产生贫富分化。进一步发展，阶级分化与意识形态瓦解势必导致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崩溃。归根结底，中国当时仍旧低下的生产力与国民希望获得的福利不相匹配，为了追赶世界先进生产力更应该保持艰苦奋斗作风。那么在物质回报如此匮乏的情况下，如何维系这个系统的稳定前行？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文回报。这是“精神胜利法”吗？不是，一个劳动人民平等、有尊严、互相关爱的社会，一个无产阶级当家做主、精神世界富足、抱有解放全人类理想的社会，一个革命文化辐射全球、能够动摇资本主义大本营的思想根基、全世界年轻人与进步科学家心向往之的社会，是会对广大国民的身心健康起到切实的积极作用的，这是在文革后期社会主义建设做的比较好的人民公社与工业城市得到证实的。当然，“只积累，不消费”犯了意识形态上激进共产化的错误，应当让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逐步地或阶段性地获得物质提升，这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但是不能无视的是，毛时代群众物质上的提升往往不是以工资形式体现的，而是生产环境与生活条件积少成多习以为常的改善中实现的。这些就是毛泽东主义宏观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底层逻辑，而华国锋政府没有能力通盘考虑这些问题（后续我们会看到，邓小平政府也没有这种能力），仅凭善意是不足以承担领导国家的职责的。雪上加霜的是，邓小平官僚集团开始出手，不计成本、不做规划、不讲实效，大批量引进国外产业，以华政府的名义制造了“八二方案”。“八二方案”被称为“洋跃进”，制造大量无效投入，积累了海量外债，加剧了国内的通货膨胀，从而成为压垮华政府的最后一根稻草。

  清算“四人帮”初期，华政府与邓政府有过一段短暂的“蜜月期”，77年邓便对华展开政治进攻。起因是华国锋试图以毛泽东指定接班人的身份强化自身政治地位，于是与其同僚提出“两个凡是”。“两个凡是”的提法明显违背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因而本身就违背毛泽东思想，可以说是不攻自破的悖论了。邓小平官僚集团抓住机会展开论战，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提法当然要比“两个凡是”正确不少，但是在哲学上同样是经不起推敲的。不过“醉翁之意不在酒”，邓小平官僚集团意图推翻的并不是一个哲学问题，也不是华国锋，而是华政府延续的毛主义政策。邓小平与绝大多数新中国同龄人不同，他没有因为活在毛泽东的威望庇佑之下而内心卑微，反而是极其有主见，思考总结了一整套与毛主义截然不同的政治理论，迫不及待要付诸实践。邓小平政治理念最首要的精神就是精英主义，邓推崇的官僚治国、赋予专家权威，都是精英主义的延伸。在经济上邓小平认为毛泽东犯了“平均主义”的错误，不相信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能够解放生产力，认可利益诱惑是推动生产力进步的强大动力，愿意借鉴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来正向引导“利益驱动”。在国策外交方面，邓反对革命叙事，偏向民族主义叙事，认为外交不应纠结意识形态问题，应切实地谋求国家利益最大化。邓想要推行这些新政策，就必须先清除政治上的一切障碍。至78年，大部分对邓小平政治理念持反对意见的高层官员，革命干部中的“毛派”（华国锋、汪东兴等）和几乎所有文革时期提拔的“劳模干部”（陈永贵、吴桂贤等）都已“让贤”，邓小平终于可以放开手脚推行“改革开放”的国家大业。

改革开放的决策从何而来

  真实历史与后世记述之间往往差异巨大。中国的改革开放并不是在某个宏观战略引领下，沿着既定方案有序开展的。真实情况是各种社会问题堆积成山，最终促成改革决策。改革的过程也是在出现问题——设法应对——引发新问题的循环中被动推进的。毛泽东通过文革建立起毛主义社会主义体系，导致这个体系崩塌，推翻第一块多米诺骨牌的，就是官僚知青子女返城。毛泽东去世后，大批官僚知青子女通过父母违规运作回到城市，尤其是77年恢复高考，消息灵通，又返城脱离劳动的官僚知青子女捷足先登，复习备考。这引起广大工人知青子女的强烈不满，纷纷罢工、上访，要求返回城市。农村由于人口增长过快，耕地紧张，也希望知青返城缓解粮食压力。各种压力推动下，中央作出决定，废除“上山下乡”政策。然而问题是，“上山下乡”是毛主义社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政治、经济、文化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废除“上山下乡”，阶级如何流动、工农如何理解交流、干部与知识分子接班人的革命思想从何而来。大量知青返城，工作如何安排，口粮如何解决。粮食问题最能体现基层干部缺乏宏观认识这一典型缺点。大量知青返城，脱离农业生产，但是仍旧要吃饭生存。其结果不是缓解了农村粮食压力，反而会加大农村征粮负担。

  为了解决返城知青失业问题，政府不得不放开个体户与公有企业副业的限制，这就是被推倒的第二块骨牌。没有背景的青年个体户涌入自由市场，合法“投机倒把”，严重冲击着计划经济。有背景的青年在父母就业的公有制企业旗下开办副业，不安于服务企业职工挣取薄利，还会利用企业资源做二手商贩，捞取好处。实事求是说，此时中国的计划经济确实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对消费者需求关注度不够，生产积极性与服务态度有很大提升空间。甚至有些问题是难以克服的内生性矛盾，比如产业品类极大丰富，已经超出当时计划经济的统筹能力极限。因此“改革”是当务之急的必答题，只不过如何改革则是一道选择题，而邓小平政府在每一次答题时，都会选择偏离毛主义，符合邓理论的选项。积极性的问题不能在计划经济内设法改善吗？市场化一定要走私有化的道路吗，不能在公有制之下融入市场调节机制吗？难道计划经济就等于平均主义，就不能实现按劳分配，只有市场经济能实现吗？资本家日进斗金也算是“按劳分配”吗？这些问题邓政府都予以忽视。于是中国的“改革”在国内经济压力下诞生，又被引导向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的道路。

  “开放”的压力来自于哪？是华政府末期危如累卵的内外债，是四小龙经济腾飞的诱惑，还是资本主义进入飞速发展的历史阶段，中国恐怕“被踢出球籍”的危机感？这些原因应该是兼而有之，且都对“改革开放”起到了主要的推动作用。还有一个不易被注意到的次要因素，就是中国的一部分群体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优渥生活的亲和与向往。追求物质生活丰富是合理的正当的，共产主义不等于苦修，建设共产主义也包含了物质的极大提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问题是共产主义者是应该通过社会主义建设来提升物质条件，还是遇到困难便放弃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求仙问道”？资本主义发展了几百年，其正处于生产力远超封建主义，又优于社会主义的阶段。共产主义者应当笃信社会主义生产力终将超过资本主义。但是不去发展社会主义，它怎么能够超过资本主义呢？用资本主义的办法发展生产力，其结果难道不是发展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并最终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吗？这些很基础的问题邓政府又统统无视了，仿佛“唯生产力论”就是理论界的“万能钥匙”。再者，78年“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难道是封闭的吗？中美邦交正常化以前，乃至新中国建立后司徒雷登回国，难道是中国不欢迎与西方正常交往吗？毛时代打破西方封锁，获得“四三方案”技术转移，与西方市场公平交易，每一步都是付出了无数努力换来的。邓政府所谓的“改革开放”有着如此诱人的收益前景，难道只是改变思路开门迎客那么简单，怎么可能不以重大让步为代价换取西方资本的首肯？邓政府奉行精英主义，不可否认的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精英们”的决策。毛泽东去世后，高级官僚有的远赴资本主义国家治病，有的夸赞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是“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官僚子女以留学为名事实上定居西方，享受富裕生活，而经济来源不明。不认同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也在各自行业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推波助澜。各种西方先进的轻工业消费品已经以各种渠道走私进入中国大陆，成为“精英们”的时尚收藏。这就是我们看到“改革”近乎等同于“西方化”，“开放”等于加入西方经济体系的一个潜藏原因。

  在“改革开放”事业中，邓政府没有充分考虑到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如何保障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当中有个人主观因素。但是公平地讲，中国可以在细节上做一些调整（比如忽视三农的问题，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私有资本监管问题），在宏观战略上真的有很大的选择余地吗？76年垂危的毛泽东恐怕也难以预料，苏联建立的红色帝国会如此快速地轰然倒塌，社会主义中国将失去两大势力相互制衡的生存空间。站在后毛泽东时代中国领导人的角度看当时局势，不在制度上作出妥协，就无法顺畅承接西方产业转移，无法快速融入西方经济体系。不尽快融入西方体系，与之形成利益捆绑，就会以苏联之后最大最强社会主义国家的身份，遭受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集火攻击，中国如何生存？即使中国依靠核力量与团结一致生存下来，也会长期处于全世界的严密封锁。在这种封闭的恶劣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如何始终保持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速度，来维系自身的长远安全与稳定？后世的毛主义者、邓小平政府的批评者们可以指责官僚集团的腐败问题，可以指责国有资产“贱卖”问题，可以指责不公平竞争与官僚资本崛起的问题，甚至可以指责邓小平官僚集团丧失理想信念，却无法回答一个最大的问题——在当时的国际局势下，不在社会主义制度上作出妥协，不“投靠”资本主义阵营，中国如何生存发展？

改革出了问题怎么办？那就加大力度改革

  在毛泽东时代，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官僚群体主持一线工作，负责把毛泽东的诸多理论与构想在现实中落实为政策。从历史决议中不难看出，刘、邓官僚群体苦于应对毛泽东层出不穷又坚持己见的“理想主义”想法，最终在后毛泽东时代将毛泽东路线定义为“空想”，将自己的一套理论定义为“务实”。如今地位转变，邓小平成为提出构想的国家领袖，而胡耀邦、赵紫阳等年轻一代官僚群体接续一线工作，负责实现邓小平“务实”的理论设想。然而现实情况是“务实”的邓小平理论并没有“一做就灵”，一线干部严格按照邓小平的思想指示推进改革，结果伴随改革而来的是层出不穷的新问题，令一线干部疲于应对。

1、经济方面。改革从“包干制”、“一长制”与“利润挂帅”开始。改革者最初自信满满，认为这种“符合人性，尊重经济规律”的政策代替“不合理的政治挂帅”，一定会起到立竿见影的进步效果。结果是生产加速了，经济也紊乱了。各企业不顾宏观大局、不顾部门协作、不顾长远建设，只承包能赚钱的生产任务，拼机器、低积累、乱发奖金、以次充好。“一长制”失去群众监督之后，企业高层干部贪污腐败、暗箱操作。一线官僚将问题上报中央，中央领导听取一干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派专家的意见，将所有问题都归咎于“市场化不充分、不完善、不彻底”之上。中央指示下达，一线官僚怎么办？拆！拆解中国的计划经济，照猫画虎式地在中国搭建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成熟的”市场经济。国企邀请外资入局，邀请“社会精英”担任职业经理，鼓励企业高层干部与社会资本购买企业股份。于是国有资产被资本化，随即私有化。厂长摇身一变成了经理，官僚关系户拿着来路不明的资金成了资本家，工人被辞退后再雇佣，从工厂与国家的主人变成了雇工。这样一番改造过后，中国的市场环境和西方发达国家一样有活力，有竞争力了吗？私有制市场化以后，“利润挂帅”更是不需要强调的最高经营法则。对于发展中国家相对落后的本土企业，利润最大化就意味着买办化。而资本主义自由化的市场环境下，利润最大化又意味着金融化。于是我们看到各路新兴私企从东南沿海渠道大肆走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规避处罚。企业在制造业上稍有成就便转向金融投机，呆账坏账三角债悄然累积。市场化放开计划经济限制以后，投资过热、基建过热，导致原材料短缺，价格飙升。公有制企业也不甘寂寞，联合银行倒卖原材料。当然，大赚特赚的是企业高层，有的厂矿企业高层为了赚得更多，甚至先想法设法私有化国企，之后在倒买倒卖。

  “改革”本身已经步履维艰，不得不加速推进的“对外开放”又为一线官僚增添了更多的政策制定与市场治理难度。一线官僚一方面要实现邓理论的开放促生产、开放促经济、开放促生活，一方面又要绞尽脑汁应对开放后必将面临的西方先进工业对本土产业的冲击。一线官僚陆续推出“三来一补”、“特区”、“双轨制”等政策，就是为了设立防火墙，保护本土产业稳步提高，最终较为平稳地对接西方国际市场。然而所有政策都抵不住“利润”的诱惑，所有法规都挡不住官僚资本的跑冒滴漏。走私蔚然成风，哄抬材料价格愈演愈烈。特区颇有旧上海风范，一面是工厂与城市林立，一面是黄赌毒、诈骗、杀人越货、拐卖绑架等刑事犯罪泛滥，还有特权阶级与新兴资产阶级拉帮结伙的巢穴。所有新的政策反而成了加剧经济紊乱的导火索，成了一些私有资本损公肥私的好机会。

  开放并非错误，为了后冷战时期中国的国家安全与主权独立，以一部分社会主义制度“变通”为代价融入西方市场，是必要之策。但是这不等于放弃对帝国主义的警惕心理，让西方资本大肆收购本土轻工副食企业，而后鸠占鹊巢。更不等于可以合理化合法化腐败官僚与新兴资产阶级侵吞国有资产、走私与卖国行为。市场化改革也并非错误，70年代末中国经济体量之大，仅凭计划经济确实难以运转，但问题是如何改革。正如邓小平所说，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经济。如何让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的体制内发挥积极作用，中国当时很多社会主义经济学者如谢万英教授，也在积极地研究探索。市场经济机制被总结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充分竞争、优胜劣汰”，难道只有西方化、私有化、剥削工人化一条道路？西方化，也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较于计划经济优势在哪？在于资产优配减少浪费吗？资本主义经济服务于资本积累而非群众需求，一定会导致生产过剩。以及缺少宏观调控的市场盲目行为，竞争关系的私有资本重复研发重复投入问题，都会产生不下于计划经济体制僵化导致的浪费。资本主义市场化解决了生产力问题了吗？新中国建立后，是计划经济解决了工业化“从无到有”的问题。市场化本应帮助解决“从有到多”，结果却是在“造不如买”的思想下，把商用飞机、芯片等起步产业搞成了“从有到无”。资本主义市场化能促进社会主义进步，限制阶级分化，提高广大群众生活水平吗？前两项不需要多说什么了，生活水平提高似乎是“改革开放”支持者最理直气壮的议题。然而这里存在幸存者偏差，那些喝农药的农民、在严寒中被冻死的东北下岗工人、因尘肺病而早亡的中年农民工，他们的生活水平如何敢称为“提高”，多烧些纸钱吗？当下中国已然生产过剩，完全有能力满足广大群众的基本需求。然而中国的经济底层逻辑从服务于人民需求转变为服务于资本积累，劳动人民与知识分子需要极限压榨自己的体力与脑力，才能换取早已过剩的食物和住房，这种“生活水平提高”能令人心服口服吗？地位下降、尊严难保、奋斗动机矮化、人生意义迷茫，即使现代中国人已然不愁吃穿，这些新泛滥的精神疾病对人民群众的戕害，其对身体的实际危害与物质匮乏相比真的逊色很多吗？

  姑且不论“改开”引发的社会道德败坏、社会主义制度与文化变质，单从经济方面讲，按照邓小平理论和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推行的政策，都招致经济紊乱与产业倒退。邓小平等高层领导与其偏好的经济专家当然可以把一切都归罪于计划经济的遗毒，一线官僚却要为了修补漏洞费尽心思。问题刚有解决方案，上级“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指示又到位了。多方利益平衡之下，劳动群众的权益总是成为牺牲品被优先放弃，即使如此仍难以解决不断升温的经济与社会压力。当时的一线官僚们忙于应对无暇他顾，今天回头看来，“改开”引发的问题恰恰都是毛泽东警示过的。宏观思维——这就是邓小平“务实”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差异之处。邓小平认为，应当相信“利润”这个“无形的手”可以调节市场。然而西方经济学家没有告诉他的是，西方的发达离不开原始积累时期对内的残酷剥削，离不开从未停歇的对外掠夺。“无形的手”可以调节市场，也可以制造集体非理性、恶行通胀、金融危机。市场出现危机，资本家不会站出来买单，社会负担最终还是要由政府承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可以用票选制换政府来化解压力，中国共产党能把责任推卸出去吗？04年德隆金融爆雷，政府为了维持社会稳定，不得不拿出上百亿填补金融窟窿。与此同时，扶贫办连几十亿的扶贫款都申请不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比计划经济确实有一条优势，那就是投资失败以后，“自由市场愿赌服输”，政府政治负担低，治理轻松的优势。但即使这一条优势，一党主政的中共政府也无法充分享有。所有问题不断积累留待“后人智慧”，终有一届中共政府发现自己退无可退，不得不直面“改革开放”的沉疴，从制度的根源上“刮骨疗毒”。当然，当权的官僚集团还可以像苏联官僚或南美军政府一样，政治上彻底西方化，自己退至幕后做大资产阶级寡头，让票选政府在台前吸引民众怒火。

  照此说来，“改革开放”政策如此不堪，中国工业应当崩溃才是，怎么会有今天的成就？首先，中国虽然已经成为工业产值第一大国，但是多项核心技术被西方“卡脖子”，能够反向制裁的独门绝技寥寥无几，因此不能称为“实现了独立自主的工业化现代化”。再者，我们细看各种案例，凡是长期生存、茁壮成长、最终发展为全球具有竞争力的中国企业，不论是国企还是私企，都是秉持了“政治挂帅”原则的企业。这些企业虽然不会把“政治挂帅”放在嘴边，但是他们或是做决策时充分考虑本土产业的长远协调发展，或是死守独立自主研发技术的执着信念。他们不为短期利益诱惑，不为西方资本欺骗接受并购，也不为高层个人的富贵享乐，只为了国家富强与成就一番事业。可以说，恰恰是抵制了“改革开放”那一套利益驱动、资源市场化、造不如买等理论的不良影响，才使得中国工业有了今日的成就。“改革开放”有一个核心概念——“政经分离”，政治与经济分离。这被认为是市场化的必要条件，也是邓政府主推的一项体制改革。政治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以国家权力为核心展开的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经济是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总和。一个是人类的社会活动，一个是人类的生产活动。一个是上层，一个是基础，上层指导基础，基础决定上层。政治和经济分得开吗？应当是密不可分，“政经结合”才对。不过按照邓设想的那样，将政府部门与生产企业剥离，把经济主导权交到资本手里，某种角度讲也是一种“政经结合”。只不过一线官僚群体出于产业安全与主权独立等国家切实利益考量，非常务实地没有贯彻执行这一方针。

2、政治方面。邓小平笃信精英主义，自称“人民的儿子”，以善意度人也应说邓实则是“人民的严父”。邓认为人民群众在企业中获得权力，就会搞乱生产；在政治上获得权力，就会搞乱国家。他确信应当由厂长与专家主导生产，由官僚主持政治，而人民则是在“应配”的岗位上做“力所能及的分内的”事情。邓小平毫无缘由地相信群众失去权力后，厂长不会贪污、专家不会资产阶级自由化、官僚不会阶级固化，所有人都会一心一意为国家富强而奋斗。终结“空想”的毛模式，以“务实”的邓模式 取而代之，一切就会顺畅运行。与之矛盾的是，邓为了获得政治支持又不得不默许他的“老战友”们划势力、扶子女、捞好处（邓也参与其中）。邓小平官僚集团不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而是希望建立一种指挥群众、规训群众、赏赐群众的政治结构。邓将文革中的动荡归罪于权威与法治沦丧，进而认为治理人民只需要国家威严与法制森严。如果说邓并没有犯这样的“机械唯物主义”错误，那么他辅佐法治维持社会和谐稳定的，也只是“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条件”这样的“唯生产力论”错误办法。邓小平政府在人事上完成排除异己以后，随即在制度上很快完成了改造。78年至82年中央不断修改宪法，从“无产阶级专政”改为“人民民主专政”，删除“四大”自由，删除文革内容，删除罢工权、游行示威权，扩大法律规制范围，强化国家机关依法管制的权力，强化官僚权威。81年中央公布《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否定了文革路线，确立邓小平路线为国家未来发展方式。87年颁布公务员制度，确立官僚治国体制。

  令邓小平政府始料未及的是，社会动乱并没有随着文革终结而结束，反而以暴力犯罪的形式延宕80年代，与此同时资产阶级自由化政治示威也愈演愈烈。邓政府仍然采取“高高在上”的应对策略，一手“大棒”，一手“喇叭”。“大棒”即严刑峻法与国家暴力机关。83年迫于形势，中央下令展开“严打”，继审判“四人帮”集团之后政府再一次突破法治边界。“严打”暂时压制了犯罪泛滥的势头，但是无法解决全社会的普遍动荡，“严打”产生的冤假错案也成为后任政府的负担。与北欧将犯罪根源归罪于“野蛮”相类似，邓政府将犯罪泛滥归罪于“文革暴力之风的遗毒”，并试图用“文明宣传”纠正社会风气。政府陆续开展“五讲四美”、整顿“脏乱差”、“精神文明建设”等活动，对犯罪率下降可以说效果微乎其微。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民间活动，邓政府首先是“高举红旗”，多次重申“四基本原则”，陆续开展反拜金、反精污、反自由化宣传活动，压制86年资产阶级学潮。为了平衡“改革开放”方针政策与中共官僚政府执政主导地位，82年邓小平笼统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87年定位中国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所有这些概念有助于党政干部统一思想，便于工作，却对社会治安与资产阶级示威没有任何疗效。邓小平的最后一手便是“换人”，政治压力过大时，胡耀邦换赵紫阳，赵紫阳换江泽民。“减压”效果远不及西方票选政治，但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党不去团结人民，人民当然不配合党。只凭借法律与国家机器治理国家，现实治理压力会压垮任何执政政府。法治不是万能的，结合合理的国家制度、积极的社会风气、有效的民间自治，国家才能轻装前行。秉持精英主义思想，自然无法破解80年代的社会乱象。采用人民史观，问题根源便暴露无疑。其一，党员干部官僚化，脱离群众，宣传教育工作当然事倍功半。更危险的是，共产党不去深入群众，资产阶级就要趁虚而入。后毛泽东时代中共政府仿佛高枕无忧，“颜色革命”无法兴风作浪。但是香港暴乱难道不令政府棘手吗，台湾民不思归难道不是统一事业的最大阻碍吗？即使在大陆，也蛰伏着暗中勾结西方资本统治集团，伺机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大资产阶级。恐怕很多人都忘记了，曾经香港是省港大罢工的中心，是满街飘红的“红港”；曾经台湾的共产主义者“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是推翻蒋家独裁的早期民进党的重要组成部分；曾经的上海不是物欲横流、崇洋媚外的“国际都市”，而是自豪的“东方巴黎公社”。不去做繁琐的群众工作，像摆弄提线木偶一样用法律规训群众，人民群众一定会挣脱束缚反戈一击。其二，80年代社会动荡，表面是刑事犯罪高发，本质上是自由化市场经济原始积累阶段的通常表现，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美国西进后期，无不是黑帮横行、暴力泛滥。在自由市场早期阶段，市场进入门槛低，竞争状况混乱，愿意铤而走险阶级跃升的人比比皆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有多少家族资本是黑道起家，有多少政治家族来自城市帮派，并不是什么秘密。80年代中国高发的刑事案件，从资金流向上分析，最终都流向市场化原始资本积累。抢劫者挥霍赃款购买奢侈品，养肥了走私个体户。绑架者把人骗进黑矿，成就了矿业个体户老板。中国当下风光的私营企业家们，他们的发家历史经得起细看吗？其三，执法的区别对待令群众失去对法律的尊重。当百姓子女因为听港台流行歌曲而被拘留时，官僚的子女已经移民海外观看脱衣舞了。当政府部门查走私、查私倒外汇时，查到高管子女就推不下去了，甚至要自我检讨“市场化不充分，对民营企业服务不到位”。“严打”时期，邓政府确实处决了一批罪行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的中央领导子女，但是“老子辈”的龌龊行为却不敢追究。再者，被处决的领导子女主要是民愤极大的强奸惯，那些侵吞国有资产的官僚子女们为什么不处理？是因为经济犯罪不容易激起民怨，还是对国家与人民造成的损失不够大？执政者徇情枉法，就不要指望所有百姓安分守法。

3、科学文化方面。讨论文化界，我们首先排除资产阶级文人与投机分子，因为他们更适于划归政界或商界。我们关注人民、知识分子、左翼艺术家在80年代的表现。科学方面，毛泽东路线是科学与群众相结合，逐步消除脑体差距。邓小平路线则是高级知识分子精英主导科研，政府负责为科研供给资金、提出目标、给予专家一定的科研自由度。至于人民群众，政府从他们的劳动中提取剩余价值，用作科研资本。教育体系精英化，为选拔科研精英而服务，演变为应试教育。尽管存在严重的资产阶级法权现象，教育的城乡差距、家庭资源差距对教育平等影响巨大，但是邓小平路线的中国高等教育与科研基本能够做到不论出身唯才是举。只不过科研与劳动相分离，劳动人民子女考学成为科研人员，被认为是阶级晋升的通常渠道。在邓小平理论的设计中，体力劳动者被提取剩余价值，供给脑力劳动者生产生活，两类工作各司其职互不相干，便有了高低贵贱之分。

  78年邓小平官僚集团完成了按照其理论对科学界的改造，并称其为“科学的春天”。但是在80年代，科学界并没有感受到新政府许诺的春天般的大力支持。毛泽东时代中国科研不但是全民参与，同样需要大量的资本积累来供养。可那时是全国上下过苦日子共同奋斗，于是有了“两弹一星”和工业基础。毛泽东路线被拆解，资本积累从人民群众主动贡献变为政府强制征收，科研经费捉襟见肘。邓政府认为解决科研经费的关键在于市场化改革促使经济繁荣，从而增加政府的税收供给科研。然而80年代经济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经济体量相对较小，新兴资产阶级、外国资本和腐败官僚还占有了大部分经济发展收益，因此邓政府很难给予中国科学界足够的支持。邓小平对该问题给出的解决办法无非是进一步推进市场化，等经济极大繁荣以后，政府自然有钱供给科研。资金短缺只是当时科学界面临的困难之一，中国知识分子们总是以降低个人待遇，或是压榨脑力替代钱力物力的方式勉强解决。另一个巨大困难是中央“造不如买”的思想。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以“技术合作”、“技术转让”、“人才培训”等手段刺探、迟滞、捣毁中国的自主科研。邓政府或许希望重演建国初期从苏联大规模引进先进技术，使国家工业与科技飞跃式进步的历史。然而资本主义不是苏联，邓小平也不是毛泽东。西方的生产线买来了，中国工人加班加点生产商品偿还外债，核心技术却牢牢掌握在西方手里。西方甚至随时可以远程关闭中国的生产线与机床的运转。与西方的军事技术合作所获甚微，完全抵不上自主研发时间与机遇的损失。从西方获取的军事技术价值甚至远小于苏联解体后，中国从前苏联加盟国获取的技术与科研人才。

  邓政府对“科学的春天”颇为自满的是——否定毛路线，实行科学改革，大大提升了科学家的地位。或许有科研工作者认同这一观点，但是对两种路线做社会阶级分析，却会得出不同结论。在毛泽东路线下，知识分子最终要与无产阶级相融合，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知识分子同样是国家的主人，拥有民主权力与自由权益。在邓小平路线下，知识分子与官僚统治阶层联合治国，知识分子建言献策，最终决定权仍在官僚集团手中。知识分子对统治阶层（不论是大资产阶级、军阀，还是官僚政府）而言，往往是合则用不合则弃。让儿童手捧鲜花涌入全国科学大会的人，曾经也为了维护官僚群体搞出过“反右”扩大化。各个高校常见现象是，站讲台、蹲实验室的不如搞政工、拉项目的。知识分子地位高于劳动人民，又在官僚统治阶层之下，成为所谓的“中产阶层”。知识分子天生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会为了物质利益与生活安稳而依附权贵阶层。不过中国仍然存在坚定站在无产阶级一边的知识分子，始终反对邓小平路线对社会的改造。

  80年代真正迎来的是左翼文艺的春天。左翼文艺工作者在文革时期一方面思想受到冲击、净化与启发，令一方面在江青的文艺独裁下得不到表达机会。78年邓政府上台后鼓励解放思想，放开文艺表达限制，左翼文艺工作者终于可以畅快地抒发情感，表达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见解。于是80年代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电影、电视剧，主题有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意见、鼓舞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美好畅享。还有不少优秀作品对社会弊病展开严厉批判，揭露官僚群体脱离群众、腐化堕落的现象，警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会腐蚀败坏社会风气。然而这些左翼优秀作品在当时没有引起多少反响，反而直到21世纪20年代以后才陆续被群众挖掘赏析。80年代中国大量引进西方影视作品，精通于感官刺激与情绪调动的西方影视令一代中国人陶醉其中。虽然当时引入的大量日本作品，基本都是由日本左翼创作，艺术性与思想性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准。但是影视剧中西方发达国家的“花花世界”，在中共政府放松坚守思想阵地的情况下，群众忘记了这一切是建立在西方剥削掠夺发展中国家基础之上的。这些引进的影视作品，尤其是故意展现虚假的“中产阶级富裕生活”的美国作品，令中国人悄悄染上消费主义疾病，却迎合了邓政府推进“利润挂帅”、加速市场化的方针政策。邓政府将“文化现代化”从“四化”中删除，是从机械唯物主义出发认为文化进步与生产力提高无关，还是认为社会主义文化阻碍了生产力发展？说到底，人民群众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泛滥，根源不在于西方舶来文化的污染，而在于身边时时发生的集体资产私有化、关系户以权谋私、集体生产解体，导致集体主义人心涣散，个人利己主义“顺应时代潮流”而盛行开来。总之，中国左翼文艺工作者与知识分子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逐渐步入低谷，社会风气每况愈下，从80年代初的信心倍增，到80年代末的奔走呼号，始终没有对社会与政界起到任何影响，眼睁睁看着问题在89年集中爆发。左翼知识分子的无效发声成为那个时代令人遗憾的历史一隅。

糟糕，我们好像闯祸了

  88年中国经济结构严重失衡，投资过热，货币超发，国民收入增长严重落后于经济膨胀。自由化市场经济导致地方经济比重远超中央，中央政府无钱可用，没有金融能力进行宏观调控。由于政府无法控制国企高层与私有资本利用双规制投机倒把，为了减少国家损失，长痛不如短痛，开启“价格闯关”的激进政策。中国随即爆发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秩序彻底混乱，非法倒买倒卖几近疯狂。倒买倒卖囤积居奇造成社会物资短缺，物价飞涨，引发居民抢购潮。尽管“邓政府”认可“政经分离”，相信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然而经济危机还是必然地过渡为一场政治危机。

  邓政府能否预料到这场政治危机？或许不能。因为当时中国的经济状况，尤其是国民生活水平，相较59至61年简直天壤之别。彼时都没有发生政治危机，如今何以产生挑战中共统治地位的政治运动？想清这个问题，先要分析人民对邓小平意味着什么。邓小平认为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就漠视了人民群众对公平、高尚、和谐的追求，默认群众是只追求物质享受与感官刺激的低端人群，精神追求是属于精英人群的。邓小平的“解题思路”永远是坚持发展经济，只要物质生活提高，国民就能安分守己。这与台湾蒋经国政府、韩国朴正熙-全斗焕政府、香港英帝国殖民政府的“统治之道”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三年困难时期没有发生政治危机？“不患寡而患不均”，60年人民看到的是消瘦的周总理，88年人民看到的是“官倒”大发国难财，阶层分化以肉眼可见的状态在群众眼前发生。官僚子女在时代变革中永远先人一步，没有背景的个体户在所谓“市场经济”中步履维艰。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工人下岗。国企变更“一长制”以后，莫名其妙地连年亏损，莫名其妙地被低估贱卖，成为私企后又莫名其妙地迅速扭亏为盈。“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邓政府虽然公布国企私企并行，农村公社去留全凭自愿。一线官僚当然懂得如何逢迎上意，况且能为自己赚得资本原始积累，何乐而不为。因为“中国特色市场经济”还在探索期，法律界限十分模糊，新规制定滞后于社会变革，不过判罚标准明显区别对待，没关系的叫“挖社会主义墙角”，有关系的叫“市场经济闯将”。军队经商以后更是乱象丛生。

  87年胡耀邦下台，89年4月8日胡耀邦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突发心脏病，15日不幸逝世。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的确制定并执行过很多错误政策，比如少数民族“两少一宽”政策。但是胡耀邦等一线高级官僚，凡是重大决策必须经过邓小平同意，胡耀邦背负放任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责任真的合理吗？胡耀邦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百姓有口皆碑。辛苦制定的经济政策不见成效，市场秩序混乱，是胡耀邦的责任吗？那些中饱私囊、扰乱市场的官僚资本，胡耀邦管得了吗？胡耀邦突发心肌梗塞的那场会议到底发生了什么？胡耀邦去世后全国爆发学生抗议游行。邓政府想要在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前压制住抗议示威，以失败告终。6月赵紫阳受命在天安门广场会见抗议学生，以中共能够接受的最大限度条件商议和谈。提议遭到学生拒绝之后，中央随即将学生游行定性为“敌我矛盾”，宣称赵紫阳所提条件是其擅作主张，中央不予认可。接下来中共宣布禁止示威游行，警告武力清场。北京卫戍部队拒绝邓政府命令镇压学生，神秘部队进京驱离最后滞留天安门的学生群体，并对北京实施戒严。

  57年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认为“工人可以罢工、学生可以罢课、可以游行示威搞大民主”。57年6月汉阳一中发生学生示威，冲击县政府事件。在“反右”扩大化中，事件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指挥的反革命暴乱”，相关当事人被从重处理，并在86年获得平反。89年6月4日，长安街被学生的鲜血染红，5年前的国庆节，学生举着“小平您好”从这里走过。“六四事件”是不是资产阶级反革命动乱？是的，示威群体有着鲜明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政治诉求，是再也无法推卸给“文革暴力遗毒”了。这种诉求从何而来？就在于邓政府不论冠以何种名字，其推动的都是事实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市场经济。如果对此并不认可，认为邓政府推行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这种经济的“特色”体现在哪，在“社会主义”吗？实则体现在极度的不公平上。官僚资本在这个市场中享尽特权，普通人根本无力竞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于默认了阶级分化，没有人会傻到相信后半句能和平实现。老百姓可以接受阶级分化，但是不能接受注定沦落底层，连拼搏的机会都没有的社会。既然邓政府要实行西方市场经济，那么不如直接搬用西方资本主义成熟的政治体制。虽然还会有贫富分化、阶级压迫，至少西方票选制确实包含一些监督政府行为、限制商业垄断、保护专利与私有财产、促进公平竞争的条款。这才是后毛泽东时代中国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根源，西方颜色革命操纵势力只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邓政府在动乱前做过一些整顿举措，但是力度太小形同虚设。83年整党，85年禁止干部经商。80年代经济犯罪的根源是权力犯罪，邓小平在82年提出精简机构，老干部退休，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85年又提出干部年轻化。89年3月邓会见乌干达总统时，反思思想教育工作薄弱，全体仍应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即使邓小平在党内的威望毫无疑问位居首位，依旧做不到令行禁止，其用人方面不得不用“亲”不用“正”。张爱萍退居二线，而杨尚昆得到重用。镇压动乱之后邓政府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守住了社会主义制度与共产党主政的底线，没有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另一件，就是除了改变国家根本制度，基本全盘接受了抗议学生的要求。邓小平官僚集团全员辞职退场，权力过渡给下一任江泽民政府。所有官僚子女必须退出企业管理层。新政府上台后承诺立即处理经济紊乱与政治弊病。与此同时，中共终于重新意识到思想阵地的重要性，开展一系列意识形态教育运动。中共建立党校制度，恢复党组党建，确立党对传媒的绝对掌控地位，宣布“党的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政府再度强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全国开展“双基教育”，即基本国情和基本路线教育。随着东欧易帜、苏联解体，共产主义运动步入低谷，中共政府加大民族主义叙事宣传力度，以此来代替没落的阶级叙事团结国民。也就是说，中国已经从文明型国家，退化为民族型国家。

  邓小平最后的正确决策保住了国家崛起与人民民主的未来可能，或许还为共产主义运动复兴保留了关键火种，同时也保住了自己的历史名节，92年南巡也得以成行。89动乱后西方对中国展开经济制裁与封锁。苏联解体后中共高层最后一些文革派老干部产生极端保守主义冲动，提出中国应回到毛路线上独立自主发展生产力，甚至不惜主动“闭关锁国”。任何明智的政客都能看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无论是国内社会情况还是国际环境都不允许，中国的处境实际上比60年代还要恶劣。文革派无法回答回到毛路线，发展生产力的速度能否确保国家安全，而“改开”派无法解释中国的“社会主义”体现在哪。邓小平为了统一全党认识，开始南巡并作出一系列重要讲话。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大力发展科技，是唯一选择。打破西方封锁，冲进国际市场参与竞争并生存下来，是中国唯一的出路，闭门坚守只有死路一条。坚持现有政治制度，坚定中共一党主政，是中国集中力量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最重要政治保障。改善人民生活依旧是政府维持政权稳定的唯一可靠途径。无论我们今天如何陟罚臧否邓小平路线与“改革开放”政策，不可否认的是邓小平路线的最根本的初衷仍然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而非一己私利。现代中国人民群众中有一个群体十分拥护“改革开放”，有着强烈的国家民族自豪感与生活幸福感，那就是后东南沿海乘“改革开放”东风致富的人。他们有些是依靠时代助力勤劳致富，从家庭作坊到小个体户，一直发展为地方企业。还有一些人在城市化热潮中，只凭借土地出售或租赁便一夜暴富。不论他们是成为了剥削工人的资本家，还是成为了不劳而获的城市地主，都不应对其横加指责。他们同样是被时代浪潮裹挟的被动接受者。况且在毛泽东时代出于战略安全考量，东南沿海长期无法发展工业，农业产出还需要“南粮北调”支援国家建设，东南人民作出过巨大贡献与牺牲。只是如果因为经济波动或政策调整，使这一群体利益受损，不知道他们的爱国爱党情怀能否依旧坚定。92年中共召开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布中国经济改革目标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代计划经济体制，资源配置方式以市场为基础。公告宣布后北大经济学家谢万英教授留下遗言“共产主义必定胜利”，坠楼自杀身亡。真正的学者熟悉事物发展规律，往往能够预知未来的某些情景。2010年的深圳，一些年轻人终于后知后觉，陷入绝望，同样迈出高楼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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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官僚政府不是魔鬼

  在90年代世纪之交，中国内忧外患之际，江泽民政府接班上任，开启了中国政治的江泽民、胡锦涛技术官僚政府时代。江泽民政府继承了邓小平政府的部分核心理念——精英主义、官僚治国，但是与新中国前任所有政府都有着鲜明不同，即突出的技术官僚风格。江、胡两任政府官员理工科出身占比极大（无论与前任还是与国际作对比），专业知识丰富，学习能力强，熟悉自己所负责部门，甚至在该领域有一定造诣和威望。这些技术官僚完全符合毛泽东对党员干部“学习专业知识，成为行业专家”的期望，和邓小平“干部年轻化、专业化”的要求，但是在思想上他们又与革命前辈有着本质不同。技术官僚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崇尚理性，厌恶“政治挂帅”。这导致技术官僚政府明显的去意识形态特征，无法作出难以计量的国家命运级别的战略性谋划，只追求可预见的国家利益。两届技术官僚政府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党内要求是最低的，同时批判“以党代政”，强调干部的工作绩效明确化、数字化。批判“以党代政”的同时又坚定维持“一党主政”，根本上还是以官僚“人治”代替党的理念为原则的“党治”。

  虽然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也盛行技术官僚政府，但江、胡政府绝非资本的代理人。两届政府实行的不是资本治国，当然也不是人民治国，仍然是邓小平理论延伸出的官僚精英治国。由于技术官僚政府去意识形态特征，于是他们格外强调“依法治国”，两届政府期间国家法律极大的丰富细化，法制力量极大提高，是社会稳定的重要支柱。2000年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为江泽民政府的治国理念基本上继承于邓小平理论，因此从“唯生产力论”的角度，能更好地理解“三个代表”。

1、首先“文化”方面，技术官僚政府时代是中国文化力量最为薄弱的时期，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影响力都远不及西方新自由主义文化。如果说“先进文化”指的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先进于资本主义文化，但是技术官僚政府本身就是去意识形态化的，根本代表不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因此“三个代表”中的“文化”一条更多是一种努力目标。

2、第一条，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邓小平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那么钱伟长、袁隆平、九三学社诸位学者都是党员吗？中共在80至90年代确实放宽意识形态要求，把一大批自由党派知识分子招募进党组织，但是总会有顶尖科学家不愿意入党。如果说“三个代表”中“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意思是，中共不是紧抓生产力不放，而是要创造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环境。那么只要有能力发展生产力，中国共产党就必须为他服务，哪怕他是资本家吗？从现实情况看，中共技术官僚们确实放开了最后底线，使柳传志、马云等大批新兴资产阶级入了党，只是把“资本家”的名号换成“企业家”而已。

3、第三条其实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不过在“唯生产力论”的思想指引下，提高人民福祉被简化为“提高生产力是唯一途径”，那么“提高生产力”最为优先，又可以推导出“以人民福祉为代价促进生产力发展”是必要的。在现实中就有可能被执行为人民永远在做牺牲，资产阶级与官僚阶级以“保护生产力发展”为名永远在享受愈发扩大的资产阶级法权。

“三个代表”凸显了技术官僚政府在思想贡献上的乏力，不过其“紧抓生产力发展”这一点上，又远远优胜于一些票选制发展中国家的买办政府和跛脚政府。技术官僚政府的另一个特点是政治相对稳定。02年12年中国实现了两次平稳换届，这在新中国历史，乃至社会主义国家（如苏联）历史上都不多见，而02年是两届技术官僚政府之间换届，又比12年更为平稳。平稳换届是成熟政府与政党的表现，以最低成本完成最高权力过渡，对社会稳定与人民安宁当然裨益颇多。不过我们也应看到，这种高层的“一片和谐”也可能埋藏了利益勾兑的隐患。

  在具体工作上，也就是进一步发展“改革开放”上，江、胡技术官僚政府并未完全依照“邓小平”路线前进。不过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实用主义执政理念上，完全可以说技术官僚政府发展完善了邓小平理论。江、胡政府在政治上该收则收、该放则放。如宗教事务收归中央管理，军队与政府官员不得经商，96年、01年展开两次针对刑事犯罪活动的严打。对社会上资产阶级思想泛滥，历史虚无主义，污蔑丑化中共、丑化中共历史和现任领导人，江、胡政府并未耗费精力予以彻底管控限制。两届政府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经济建设上，始终秉持实用主义，制定政策高度专业化具体化，宜市场则市场，宜计划则计划。技术官僚政府采用的并非传统“计划经济”，政府官员也避免使用“计划经济”的称呼，不过两届政府相较于邓政府，极大增强了国家宏观调控、国家建设带动、市场引导与市场管理能力。江泽民时期政府有效遏制住了沿海走私，并且完成分税制改革。改革后中央财权增长，进而充分发挥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一方面用“国家的大手”推动市场向良性竞争、高新技术、环保节约方向发展，另一方面整合国企央企力量，有效抵御了西方跨国企业对中国关键领域与独立工业化基础的强力冲击。中国技术官僚政府屏蔽了西方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不够市场化”的非议，敏锐感知到了西方发达国家过去与现在所谓的“自由市场公平竞争”背后，无不存在国家力量的支持与资本统治阶级的集中调控，因此毫无顾忌地大力发展国家经济建设与调控能力。

  江、胡技术官僚政府的专业化经济管理工作，发展的是从邓政府承接而来的西方化自由市场经济，因此遵从的仍然是西方经济理论体系。技术官僚政府经济政策中的“集中”部分，也属于西方凯恩斯主义经济举措范畴之内，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两届政府充分学习并善用西方经济学的同时，为了配合市场经济发展，便于政府治理，也一步步将中国体制向资本主义方向修改。06年政府将每五年的“计划”修改为“规划”，07年出台的《物权法》完全肯定了生产资料私有制。既然走上了西方市场化这条路，就必须明白西方市场化成功的由来。技术官僚政府清楚地认识到没有初期原始积累时期的残酷剥削，就没有今天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工业与优渥生活。于是两届政府顶住西方的人权指责，同时大力压制国民反抗，在中国建立起亲资本、轻劳工的市场环境。充分发挥“人口红利”优势，是中国市场经济腾飞的不可替代的基础。技术官僚政府还探索出“地产经济”模式，通过提高“住”的成本，极大地提高了国民的生产积极性。政府压低“衣、食”成本，丰富副食与轻工业商品品种，虽然农民收入低、生活困难，不过既压低了工业成本，也提高了知识分子在本国发展的意愿。政府通过基建完善出“行”，主要是为了外向型经济能够物畅其流，使资源、原材料、商品在内地——东南沿海——海外市场的流通链路中顺畅同行。我们或许可以批判技术官僚政府漠视劳动者权益，不过这就是技术官僚政府的思考模式，道德是次要的，一切从实际需求出发。政府禁止罢工，帮助资本维持生产，但工人罢工发生时，政府一般采用协调解决，而非暴力镇压。08年中央参考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劳动法，经过不断努力，多方协调后终于出台《劳动合同法》，实质上取代了只有象征意义的95年《劳动法》。我们或可以相信这是中共为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做的努力，或可以认为这是中共为了维持社会稳定而不得不对资本作出限制，但是从实际层面上，中国无产阶级的权益保障确实因为这部法律而止住了不断下滑的趋势。不论以何种手段，技术官僚政府确实使中国经济得到了飞跃式的发展，与此同时政府没有忽视国家力量建设，在军工和工业全产业链技术攻关上稳定投入海量资金，确保中国国家安全、主权独立，工业紧跟西方步伐。

  江、胡技术官僚政府在宏观战略上虽无建树，但是在能力范围内做到了一定程度的高瞻远瞩。江泽民政府大力推行“科教兴国”战略，提高基础教育水平，几乎全额资助高等教育，公派大量留学生前往西方学习。虽然这些留学生大多为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作了贡献，不过他们是中西方科技信息的交流通道，是中国科学界了解世界先进水平的宝贵窗口。一些留学生从西方的大学走入西方的企业，学习到了世界顶尖企业宝贵的生产技术与管理知识，其后回到中国成为行业带头人。胡锦涛政府的一大贡献是提前布局新能源等新兴产业，使中国工业实现“弯道超车”。值得提及的是，两届技术官僚政府在社会主义政治与人文建设方面并非毫无努力。政治方面，两届政府都多次开展反腐倡廉行动。环保方面，江提出“可持续发展”，胡提出“科学发展观”、“建设生态文明”。人文方面，江重提精神文明建设。胡锦涛政府提出“以人为本”、“和谐社会”。这些都是沁人肺腑的优秀的社会主义世界观的提议，只不过两届政府在具体落实上或是差强人意，或是应付人民草草了事。诚然，两届政府承接的是处于最危险时代的新中国，他们将国家从89动乱全球制裁中，成功带领至美国911战略目标转移，带领至08金融危机求援中国。他们成功让中国进入WTO，在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并不断壮大；成功举办奥运会，扩大国家影响力，吸引投资；成功建立多方面伙伴关系，使美国毒霸的世界有了向多极化发展的可能。从华夏国家与中华民族的层面讲，江、胡两届技术官僚政府已经超额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是合格的政府。但是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的角度，技术官僚政府有着根本性的弊病，无法带领中国走向真正的富强民主的未来。

技术官僚政府不是天使

  1994年克拉玛依一场汇报演出发生火灾事故，325人死亡，其中中小学生288人，来访官员、教师、工作人员37人。时至今日，“让领导先走”是否存在过各执一词，但是本地20名官员全部生还，19人几乎无伤逃离，以及事前消防准备，火灾中指挥与疏通工作严重失责皆为事实。技术官僚政府本质上依旧是官僚主义者阶级统治的政府，他奉行的是官僚阶级至上而非人民至上，他对国家的有效治理，对国家利益的谋取，对国民福利的提升，都是维系其统治与利益的工具。驱使官僚政府工作的不是某种主义，也不是国家利益，而是集团与个人私利。为了维护官僚集团内部团结稳定，借助国家公器提升自身福利待遇便是必然。每年八百亿人民币被用于公款吃喝，相当于四个航母编队，到08年涨至数千亿。贪污腐败泛滥不是偶然违法，而是制度性必然结果。“精英”治国，少数官僚与资本家就完成了所有的工程项目的重大决策，“精英”们的工作生活与人民群众完全隔离，劳动人民对正在发生的丑恶失明、失语。在“精英”之间，官僚权力更大，资本家靠攀附权力致富，但官僚的合法收益却与资本家的收益相形见绌。官僚不会等待市场充分竞争以后，资本家收益下降至合理区间，更不会去发展社会主义集体大生产，收益由全部劳动者公平所有。在官僚治国的体系下，官僚与资本家大概率会在利益驱动下展开非法利益输送，损害国家与工人的利益。

  为了遏制腐败，中央政府一方面时不时开展“运动式”反腐，一方面提高官员工资待遇，搞“养廉银子”。然而这完全限制不了官僚的贪欲，资本家的收益太具有诱惑力。即使明文规定官员不能经商，但官僚不相信“主义”，有太多办法可以“合法”绕开限制，成为官僚资本家。“伟大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是救国救民的唯一途径，平均主义只有死路一条。既然有人必须要扮演劳工，有人必须要扮演资本家，为什么资本家不能是我呢？既然市场经济自由竞争全凭本事，为什么我不利用手中资源操控市场呢？”技术官僚群体是很“善于思考”的，很快继邓政府时代以后，新一轮官僚资本崛起了。新资本崛起不意味着旧资本没落，89年邓小平下台前要求同僚子女退出企业管理，实则是转移幕后坐收渔利。为了官僚阶级的稳定与集体利益，江时代官僚资本不会排挤邓时代官僚资本，胡时代官僚资本也不会排挤江时代官僚资本，受排挤的只能是胡耀邦这样的共产主义者。于是虽然中国经济飞速发展，“蛋糕”越来越大，人民的份额却越来越小，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官僚不但在福利待遇上相较群众有着显性与隐性的优势，在制度上也设立重重规则，确保阶级稳固。公务员的社保养老体系更加完善，待遇更高。公务员同市场化员工相比，不犯重大错误，基本不会有失业压力。城乡教育差距越拉越大，本就教育资源分配不平均，高考录取分数上还有着不可否认的地域歧视，权力与金钱集中的地区考学反而更容易。“高考”这个“改革开放”后阶级公平的唯一遮羞布，也不太能遮住阶级固化的丑了。

  或许有人会辩解，官僚掌控资本是中共的某种战略方针，既能参与到西方市场经济循环中发展国力，又能把控资本不会背叛国家利益。然而事实情况很难支撑这个天马行空的想法。江、胡期间大量资本外逃，成为“国际企业”，注册在一些小岛上避税。大量官员在国内做“裸官”，亲属与财产都在海外，贪污所得源源不断供给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贪腐官僚不禁在国内贪赃枉法，还接受外国和台湾的收买或策反，出卖国家利益与信息，危害国家安全。“官僚权力大，所以需要高薪养廉”，这样的逻辑也是荒谬的。首先官僚权力大，重要原因是“官僚治国”的制度严重缺乏人民监督与人民治理，哪怕仍旧称其为社会主义制度，也急需在“民主”与“集中”之间加以平衡。再者，权力大就一定要加以优待，以免其滥用权力吗？难道驾驶民航客机的飞行员可以勒索钱财，否则就不降落飞机吗？难道操作光刻机的工人可以漫天要价，否则就砸毁机器吗？这是把使用的责任与占有权、获益权相混淆了，更是把某些职业特殊化了。在资本主义国家，金融业从服务实体的附属行业，发展为统治实体的市场霸主。金融业豢养媒体长期宣传下，资本主义国家人民也习惯于认为金融业占有大部分市场收益是“理所应当的”。在中国，党员干部应当“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应当做人民的公仆。这是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的要求，无产阶级人人平等，劳动平等，治理国家是工作、是责任、也是群众的信任。精英主义的官僚治国体系，即使由技术官僚组成，也无法彻底根除其官僚阶级化的弊病。官僚阶级化进而一定导致官僚阶级固化、臃肿化、能力劣化。江、胡两任政府的精明强干，只专属于早期技术官僚政府。如果中国的“官僚治国”制度继续发展下去，我们将看到一个专制、腐败，并且无能的政治局面。官僚资本将垄断市场，人民的生存空间被挤压殆尽。社会不缺人才与资源，但是低生产，高失业，经济严重滞胀，这就是官僚治国的未来经济局面。技术官僚政府只能是中国时代的过渡工具，绝不是社会主义政府的答案。他托生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历史进程，他能够学会在资本主义路线上奔跑，但是没有任何走社会主义路线的天赋。不难看出，想要“治官僚治国的病”，还得“挖资本主义的根”。

共产主义、民族主义、修正主义，中国人在想些什么

  90年代伊始，社会上悄然兴起一股“毛泽东热”。人们重新拾起“毛选”学习研究，一系列讲述毛泽东与第一代领导人们革命历程的影视剧也频繁制作播出。似乎人们忘记了“文革对人性的压抑”，“思想专制的白色恐怖”、“个人崇拜的愚蠢荒唐”，中国人民并没有像西方幻想的那样，如罗马尼亚人唾弃齐奥塞斯库一样仇恨毛泽东。反而是一些过去反对文革的知识分子与普通群众，现在转而理解文革，怀念毛泽东。不过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无论人们多么怀念毛泽东，毛泽东时代在相当长时间内是不会回来了。然而却有一批人似乎还“活在毛泽东时代”，他们的思想与意志并没有被“改革开放”社会变革改变分毫。孔繁森三次进藏，把生命献给了西藏人民与民族团结。人民子弟兵置生死于度外，血肉之躯阻挡洪水，惊险盲降地震灾区。军工科学家淡泊名利、宵衣旰食、分秒必争，与美国展开军事科技攻防战、拉锯战。还有一批名副其实的国企与私企企业家，自主履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坚持自主研发，紧抓核心技术，没有被短期或个人利益蒙蔽，最终使中国的造船、家电、冶炼等数不清的产业，在国际市场上占得一席之地。“市场化”没有让他们的思想“自由化”，反而像抗战时期的中共军队一样，“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向着中国独立自主工业化的目标坚定迈进，也让我们能够一窥“社会主义市场化”应有的模样。

  那么共产主义思想对于此时的中国人来说是什么？是思想主流？是思想底色？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政治观点？是需要背诵但没多少学生相信的考试要点？是遥远的未来？或是永远不会到来的未来？比较可靠的说法应当是，对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来说，共产主义确实变得模糊不清、可有可无了。前文反复提及一个重要历史节点，就是中国从文明型国家退回到民族型国家。因此民族主义自然而然成为凝聚中国人的唯一途径。民族主义不等于狭隘民族主义，不等于“喊打喊杀”，中共政府花大力气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宣传中华文明古国概念，培养民族认同感自豪感。中国政府在海外各个建立“孔子学院”，对外宣传“中国悠久文明”这一新形象，抛弃“红色革命”旧形象，增加资本主义世界对华好感，也从这种文明特征强调的行为中重新树立中国人、华裔、华侨的身份认同。不过，民族敌人对巩固民族主义团结也是非常有帮助的。05、10、12发生三次大规模群众反日游行。主要责任当然是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不死，错误言论与侵犯行为愈发恶劣。不过在游行抗议必须审批，否则违法的中国，几次反日热潮都发生于技术官僚政府国内维稳上承受压力巨大之时，很难不让人联想到韩国的作法。美国撞击事件与轰炸大使馆事件同样极大地败坏了美国在中国人心中的形象，或者说暴露了他的本来面目，也使得中国民族主义再度上涨。中国的民族主义是技术官僚政府统治与维稳的有利工具，而这把工具一定程度上讲也是美国亲手交给中国的。美国虽然是一个文明型国家，但不是一个进化得很先进的文明型国家。投奔美国的中国人和华人，在美国的政治图谱中世世代代永远是“贱民种姓”。华人洗不掉自己的黄皮肤，就永远无法获得选票，永远无法成为政治或资本家族一方势力，甚至作出主要贡献的华人科学家，都无法在科研成果上签署自己的名字。也许，如果美国能够对华人一视同仁，接纳华人进入全球资本统治集团，“改革开放”后中国的资本早就被华尔街挖空了。民族主义虽然是退步，但是维系了中国社会基本团结，不过它存在一个严重弊端，就是无法团结，甚至对立了少数民族群体。

  江、胡时代的社会舆论场有一股气焰嚣张不可小觑的力量，就是所谓“公知”引领的新时代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公知”们将发达国家中等水平以上的生活水准宣传为全民水准，极尽粉饰发达国家国民素质，最后将虚假的物质优势与精神优势归纳为资本主义制度优势。虽然这股资产阶级思想潮流气势汹汹，但是暂时很难掀起什么风浪，因为中国老百姓还没傻到相信实行西方票选制以后，权益就能得到提高。大部分中国人民很清楚，彻底实行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结果一定是资产阶级弹冠相庆，因为他们所有的侵占和剥削都合法化了。保留“社会主义制度”，百姓有了“胁迫”政府为民办事的道德工具，中共官僚集体也有了一党主政的合法性。虽不尽然，但“社会主义”在这个时代的中国确实发生变质，产生出一种奇异的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制衡与妥协机制。

  中共、官僚政府与其民间支持者（大多是权力攀附者）在经济建设的空闲之余，也希望解释清楚当下的制度为何仍然是社会主义。于是各种学派“释经”之后，生产出一批修正主义学说。比如补课论。说“改革开放”是“补新民主主义”的课，也有说是“补资本主义”的课。这种观点用马克思的社会过渡理论作为最有力支持，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力必须得到充分发展，社会才能——并且才应该向社会主义过渡，毛时代显然是犯了冒进的错误。马克思的这一论断，不能说是错误，但是自共产主义诞生并广泛传播以后，资产阶级绞尽脑汁、竭尽全力防止这种形势成为现实。今日现实情况看来，资产阶级统治集团逆转这一趋势并非没有可能。中国的新兴资产阶级与其豢养文人政客当然欢迎“补课论”，他们可以毫无道德负担地发展资本主义充满剥削的生产关系，并劝告劳动人民，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自然而然会演化进入真正的社会主义，或者叫“社会主义更高发展阶段”。问题是那时是多久以后？应当至少是生产力超越美国以后。不然的话，岂不是美国要比中国先进入社会主义了。就是不知中国无产阶级还能忍受几代人。

  一种声音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和矛盾不存在了，只有集合了两种制度优势，摒弃了两种制度劣势的所谓“现代治理体系”。国家的现代治理体系既有市场经济，又有宏观调控。中国也搞劳动力市场化，西方也搞提高福利保障。中国允许私有资本参与生产激活市场，西方用法律和税收遏制垄断与贫富分化。这些“政治趋同”现象说明世界已经走出冷战意识形态对抗的时代，进入理念融合的大一统时代了。其实这不是什么新鲜制度，而是旧有的资本主义的改良主义政治理念。改良主义本质上与社会主义泾渭分明，它只象征性解决贫富差距与阶级固化，工农只是救济对象，而非国家与自身的主人。这种改良主义也迎合了官僚政府的偏好，因为它为官僚政府专政套上了一层温和的外衣。或许中国官僚政府曾期望这种“合二为一”的说辞能降低西方对中国的敌意，若有此意，结果当然是丝毫没有奏效。西方直接撕下了改良主义的外衣，挂上了“威权主义”的牌子。现实情况是，改良主义只是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的一个短暂阶段，是生产力快速发展、全球剥削系统稳定、平权思想崛起等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随着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改良主义势必因为不符合资产阶级利益而被恭敬送入停尸间。08年金融危机以后，美国的那身“温和的外衣”也被撕下，大批中产阶级破产，贫富差距快速拉大，票选政治与选民福祉彻底脱钩。如果中国和美国的制度真的是一样的，那么美国流浪汉的今天就是中国中产阶级的明天。

什么主义的说辞都无法阻止美帝国主义绞杀中国独立性，吞没中国资本的决心。巴统协定之后有瓦森纳尔协定，中国永远无法真正融入西方体系。这不是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而是西方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资本进一步集中的必然结果。在官僚治国的制度下，社会思潮对国家走向的影响力很有限，更重要的还是官僚集团的思想。技术官僚政府的中共党员干部们名义上当然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事实上他们对马克思略知一二，对列宁闻所未闻，会背一些毛泽东诗词，而认为邓小平理论拥有“马克思主义的最终解释权”。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是什么？无非是唯生产力论，和“摸石头过河”的带有盲目性质的实用主义。这种“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态度，不像是马克思主义，倒是和资产阶级学者胡适有些合拍。作为“马克思主义最终解释”的邓小平理论始终没有获得与马、列、毛主义相匹敌的宣传力影响力，在国内其劣化为实用主义的代名词，进而发展为全社会的绩效主义。对于资产阶级，其甚至是利己主义的正义性支持。在国外，只有少数政治和学术界“精英”是邓小平理论的拥趸，如傅高义。不过在他们称颂邓的字里行间，还是能嗅到些许“反共”、推销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意味的。这个时代的中国人真的重视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吗？相当部分国民只认为这些都是乏味的政治宣传罢了。中国舆论场由官僚政府与资产阶级势力把持，政府喉舌与“公知”、好莱坞分庭抗礼，底层进入失语状态。所谓“城市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话语权在上升，他们对精致生活的诉求盖过了底层工人农民求生的呼号。

男人得了妇科病，中国没跳过资本主义的坑

  如果男人得了妇科病，建议先检查一下这个人的性别。如果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允许资本家入党，允许生产资料大规模私有，那么其患上资本主义特色经济疾病便不足为奇了。最显著的现象是万物皆可资本化。劳动力市场化改革以后，人可以资本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劳动就是人的本质，“劳动力不等于劳动者”、“劳动力明码标价不等于人格明码标价”的辩解完全立不住脚，也被现实中劳工尊严丧失的事实打脸。信息可以资本化，“金元新闻”大行其道。宗教可以资本化，中国几大正统宗教的商业版图愈发宏大，暗流涌动的民间邪教，本质上就是极致商业化的宣传欺诈。资本金融化，中国资本家实体产业还未站稳脚跟，就在利益驱动下掀起脱实向虚的金融热潮，彼时互联网方兴未艾，银行、私募、房地产是他们金融炒作的主要抓手。民间也不甘寂寞，“传销”这一舶来品迅速在中国社会流传开来，伤害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和信任。

  93年深圳一玩具厂发生大火，烧死87名女工。厂老板贿赂政府官员获得消防合格证，事发后逃回香港。资本是不讲人性、没有底线的，权力也是可以被资本化的。如果仅仅认为资本主义只是异化了统治阶级，将资产阶级与官僚阶级变成恶人，就太小看资本主义的影响力了。到了胡政府时代，中国基本上进入到一种“全民腐败”的状态。种菜人的蔬菜农药超标，吃了养猪人的注水肉。养猪的买了化学含量超标的玩具，而卖玩具的又买了三聚氰胺奶粉。大家都不敢使用自己生产的商品，又都没有避开互相的毒害。在劳动力市场化的竞争环境下，同事、同学都是你的敌人，他人的不幸就是本人的机会。往日的互帮互助仿佛是遥远的幻梦，当下的底层互害伤害着人民的身体，更伤害人民的团结与斗志。技术官僚政府时代的中产阶级移民潮就是对社会现状的直接回应。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注定是溺水者多于航行者的航行。马太效应一定导致少数人占有多数人的劳动成果。所谓的“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全体人民最终共同受益”的想法，对破产中煎熬的市场经济失败者说不通，如波多西矿井中悲惨的工人更无法认同。“成功”挤满了新闻媒体，“富饶”只属于存活下来的人。而存活下来享受现代科技的芸芸众生，会不会成为下一次科技竞赛的牺牲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种不公平的形态能够广泛的长期的存在，不在于它有多么“科学”、多么“解放生产力”，只是因为它符合人类基因里的斯金纳箱本能刺激。中国市场化改革成形是建立在“精英”与民众之间严重信息不对称上的。通过市场竞争政府转嫁了治理成本与生产领导责任。非法的小煤窑小砖窑为光鲜亮丽的城市贡献“血肉”。劳动人民因生计远离家乡，在城市务工获得“高额”工资，却不知道这工作风险与身体损伤远超过其工资所得。工人盘算着工作十年回乡盖房，而老板最清楚平均几年他们会失去手指，几年他们会因病辞职。癌症、尘肺病、身体劳损和残疾，工人在用生命换取完全无法支付治疗的工资，唯一选择就是放弃治疗，把钱留给家人，自己在四十余岁告别人间。劳动力市场化以后，女性的处境更为艰难。体力差距、生育、传统观念等等都促使企业招聘时苛刻对待女性，侵犯女性的结婚自由、生育自由。女性在这种恶劣的竞争环境下被迫重拾“身体的优势”，或是在职场出卖尊严，或是直接沦落风尘。在资本主义系统中，如果所有关于人的压力都得到改善，那么一定是环境承受了更大的代价。自邓时代开始，随着生产力进步与经济发展，对环境的损害愈演愈烈。实体企业肆无忌惮地排放污染，完全不曾考虑贻害后人，因为资本家赚够钱便立刻移民西方。中国一时还无法严肃处理污染问题，毕竟转嫁环境压力就是西方对中国产业转移的一个根本原因。

  人和环境对资产阶级来说都是资本集中的工具，他们不主动承担提高人口素质与生活福祉的责任，也对环境治理漠不关心，一些资本家甚至不在乎自己子孙的死活。科技研发也只是资本集中的工具，一旦有更好的途径，比如金融、比如垄断，那么他们也不会冒风险投资科研。而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中共政府无法做到美国那样彻底的资本主义化，从而化解治理压力。中共官僚集体不能退出执政岗位，掌管国家命脉的央企也不能倒闭，地方任何一个省市县也不能真正破产并放弃民生照顾。最终，所有社会与环境压力都会回到靠市场化“甩掉包袱”的官僚政府，让他们不得不想办法咽下自己选择的这根硬骨头。通化国有钢铁厂管理层私通建龙私有资本，低价售卖国有资产，降低老工人待遇。09年通钢管理与建龙资本欲故技重施，并计划大规模辞退旧国企体制内工人，之后再以低工资招募市场化工人。该操作激起通钢工人极大愤怒，停工抗议，并且将建龙委派的通钢集团总经理陈某殴打致死。“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劳动人民早已认清，明明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同分工的无产阶级共同创建的资产，官僚与资产阶级如何以“国企改革的名义”垄断决策权、独占所有权。而工人阶级又是如何在“提高国企效益，提高生产积极性”的幌子下被踢出企业，自己应有的股份被悄然抹除。中国是两千多年前便诞生陈胜吴广的国家，又有着实践过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也许中国人永远无法像美国人民一样顺服地做资本的奴隶，平静地走向灭亡。中国人民也许看不到官僚与资本暗中媾和的现场，也许发现不了他们洗白黑钱转移资产的证据，但是他们明白资本剥削、阶级压迫，能从身边事物感受到越来越难以跨越的资产阶级法权的鸿沟。技术官僚政府期间，gdp始终是官僚晋升的首要指标。不过胡政府期间官僚晋升多了一条标准，就是维稳失败一票否决。到2012年，中国的维稳经费早已惊人地上涨至与军费持平，“防民如防敌”，官僚政府却仍然跳不出“唯生产力论”的思想怪圈，还在为这个精英主义治理体系做辩护。胡锦涛政府交给下一任的是一个生产力大而不强，生态环境破坏、人文环境衰败，多重矛盾叠加的中国。虽然胡锦涛政府的工作为国家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其环保与以人为本的理念一定程度上为习近平政府改革铺就了思想道路。但是其技术官僚政府的底色使之无法真正“刀刃向内、刮骨疗毒”，始终幻想着中国当下这套发展体系能够既存在剥削、又社会稳定、还长久运行。政府官僚化注定导致脱离群众，成为独立的一个阶级，因此也不奇怪他们依旧畏惧群众运动，恐惧文革，说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文化大革命这样历史的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这种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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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者道之动，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习近平政府上台时，人们只认为其无非又是一届技术官僚政府。或许较之前任还有退步，因为新领导人习近平是“红二代”，又毕业于马克思主义专业，而非理工专业，难免使人联想到“阶级固化”、“革命者家天下”。习近平政府刚一上台便开始个人崇拜宣传，更增加了民众的反感，和对新政府执政能力的担忧。这种行为些许暴露了新上任政府的无所适从，不过习政府很快便纠正了错误，进入到工作状态。当时的人民群众没有人会想到这届政府将作出如此重大的，堪称扭转乾坤的政治改革。而习近平政府的一大风格便是，先把事做成，后高喊口号。2017年十九大上中共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布习近平政府开创了中国新时代时，再没有人提出“名不副实”的质疑了。

  习近平政府的执政理念核心，就是重拾共产主义信仰，恢复党的领导。习近平屡次带领国家领导人重温党的誓词，在古田召开“新古田会议”，这都不禁让人联想到毛泽东提议和领导人们重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习政府重新确立了共产主义的思想基准，使革命思想重获正统，利己主义、官僚主义、虚无主义等等资产阶级腐化思想归位邪道。正邪不两立，党内清气上升，浊气下降，蝇营狗苟之人从过去飞扬跋扈到今天惶惶度日。习政府随即重拳出击，开展整党、整军，党办、法办军、政、国央企内部毒瘤蛀虫，不考虑“影响党的形象和威信”，打虎上不封顶。反腐整风打破了官僚政府三十余年执政后形成的各种官场潜规则与山头势力，焕发了党内怀有革命理想的党员干部的工作热情，中共重获蓬勃向上的生命力。习政府“刮骨疗毒”式的真反腐没有降低群众心中党和政府的威信，而是大大提高了。尤其是反腐收缴所得利益，与腐败既得利益集团倒台后腾退的公共利益，都被习政府切实地用在国家建设与人民福祉上。人民群众切实收获到生活环境改善、生活水平提高；看到国家工业日新月异、国防实力突飞猛进；切实感受到社会风清气正、党员干部谦逊待民。正所谓“不破不立”，技术官僚政府注定只能搞修修补补的“假反腐”，习近平政府“真反腐”能取得成效，因为其本质是更深层次的政治体制改革。

  疾风暴雨般的几轮反腐之后，体制改革没有中辍，而是有序推进。在干部选拔上，习政府要求防止“带病提拔”，提出破除“唯选票”、“唯gdp”、“唯年龄资历”选拔机制。推动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理想状态是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良好政治局面。这又不禁让人联想到文革时期实践过的官员低薪制度，“当官不发财，罢官不破财”。与此同时反腐倡廉工作进入常态化、制度化，“把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里”，廉政制度建设工作始终在探索与推进当中。自12年十八大公布后“八项规定”执行从未松懈，纪委巡视组全年巡视全国，查违法也查违纪。违纪往往是违法的前奏，揭批干部日常的不检点行为，经常“红红脸出出汗”，是有效防止腐败的新制度。习政府一大突破是完善社会监督举报机制，使人民群众成为反腐败、反违纪、整治四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的得力帮手。发动群众以后，群众身边的社会不良现象，违建、豆腐渣工程、环境污染、黑恶势力等等问题暴露无遗。群众的发现问题能力与政府的追查问题能力相结合，共同挖出一系列不良现象背后的贪腐根源，充当“保护伞”的官僚群体再也不能弃车保帅、高枕无忧。最后，习政府没有忘记“腐败滋生于权力”，纪检机构在习政府新政中地位大大提升，检查后果然存在收受贿赂、包庇腐败的违法行为。

  习政府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自12年上台后便强调所有党员服从政治纪律。17年提出“两个维护”与21年修改宪法更是自邓小平政府以来的极大政治突破，“两个维护”明文确立习近平为全党核心，修宪后习近平两届期满续任主席。如何理解这种“专政”行为？毛泽东在党章中写入林彪接班，不是为了树立林彪，而是相信林彪能继续文化大革命事业。与官僚政府强调“一党主政”，实则“官僚专政”不同，习近平要确保的不是个人和某个派系集团的专政，而是党的理念原则专政。习近平坚守“党指挥枪”的底线，违规越界的部队干部，哪怕是国防部长也坚决开除。整顿党建工作，使基层党建正规化，同时党建工作深入到私有企业中展开。习政府集中权力，是为了贯彻党的工作，“专”的是党的政治，而非政府的权力。“放管服”行政体制改革，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核心思想是防止官僚资本滋生，引导民企依规发展，便利群众办理政务。政府权力该抓必抓，应放必放。习政府反腐整风、恢复党的领导的工作基本完成后，下一阶段便开始针对“改革开放”发展至今的顽疾进行全面深化改革。习政府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写入党章和宪法。这一论断其实极具突破性和震撼力，是中国“改革开放”实践至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实事求是的最高总结，是“政治挂帅”的新时代表述。不过各路私有资本及其麾下舆论平台从未宣传过这一结论，在讴歌“改革开放”时从不提及发展的成功本质，对私企内党建表现出冷淡态度。然而习政府对此依旧保持低调，毫不动摇地继续践行这一核心理念，在“四个全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下深耕国家治理。

  习近平政府没有在思想上“一步到位”，恢复“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叙事，而是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习政府没有脱离民族主义叙事，但是依靠“中华民族大家庭”叙事与坚实的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工作，将全国各民族很好地团结起来。习政府执政下，中国平安度过南海军事危机、新冠疫情，恢复了绿水青山，完成了全面脱贫。16年政府提出“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被人民群众广为接受，可谓水到渠成。21年中共作出长远规划：1、新发展阶段，全面小康以后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进。2、新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3、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中共进而规划在2050年实现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毋庸讳言就是超过美国。

不要被将死的旧时代拉入坟墓

  我们至今尚无法准确定义习近平政府的性质，因为他尚未完成从技术官僚政府到现代化共产党政府的过渡。否则我们看到的是主席职位完成新老交替，总理、外交部长、国防部长等重要职位没有波澜地顺利过渡。即便“革命尚未完成”，习近平政府所取得的成就也足以称为力挽狂澜的国家中兴之业。不过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不会为类似封建时期昙花一现的“中兴”而满足，而是要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近期目标，和共产主义社会这一远期目标持续迈进。党和人民都不会轻易满足，国家明确宣布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满足”是进步的不懈动力。习近平政府时期中国社会从一个“对全民腐败有着高容忍度”的社会，演变为对社会任何不公不良现象都持有低容忍度的社会，是文明进步的体现。反腐扫黑完成之后，曝露于表面的弊病基本得以清除，更深层次的“制度性弊病”便显现出来。比如一个地方县官员廉政、社会和谐，但是人民生活就是无法提高，产业与经济就是无法振兴。究其根本往往出于制度弊病。改革旧制度，建立新制度，往往比打击实体的既得利益集团要困难得多，而“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啃这根硬骨头。

  工业化原始积累离不开资本集中。毛泽东时代尝试过城乡协调发展、工业农业协调发展、科学与生产相结合、弥合脑体差距的社会主义发展路线，但事实就是讲毛时代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始终没有脱离对资本集中的依赖。具体说就是利用工农剪刀差优先发展城市工业，在计划经济下充分集中工农劳动的剩余价值形成高积累率，供应国防与工业化的科研和发展。邓小平时代改革了体制，直至今日中国采取的都是大力发展经济，从经济流动中节流剩余价值，加以集中并供应科技研发与基础建设。可以说中国工业化发展对资本集中的依赖度更高了。中国的工业化发展从毛时代的国家唯一主导，到今天的国家主导、私企主导、国家私企合作、国家投资私企、中外合作等等，表面上“形式多样”了，本质上只是参与者身份变多了，对发展模式的探索反而变少了，坍缩于“资本集中”这一条路径。资本集中需要大量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从经济流动中提取（主要以国家税收和企业利润的形式），那么扩大经济“流量流速”就是政府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这就容易导致一件事情发生——生产过剩。“改革开放”后中国转型外向型经济，融入西方构建的世界市场，久而久之经济发展形成对外循环的严重依赖。中国经济需要外汇、需要工业原料、需要能源、需要外部市场、需要西方投资与技术、需要西方技术服务。对外循环和资本集中的依赖又会导致一件事情——必须压低国民工资待遇，来压低商品价格，获得市场竞争力。这导致过剩的产能中国本国国民反而消费不起，西方发达国家市场容纳不下，进一步加剧国内生产成本内卷。中国商品生产过剩且价低物美，又导致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商品没有市场竞争力，工业化陷入停滞甚至倒退，于是对中国产生反感。虽然在这套“外循环资本集中”的体系下，中国国防建设突飞猛进，工业产业升级效果显著，但是其负面作用也是无法忽视的。

  在现有国家发展体系下，人民的生活水平赶不上经济发展速度，在习近平政府之前，人民将一切不幸归罪于腐败官僚、不法商人和黑恶势力。习政府反腐打黑之后，落后制度产生的恶就无处遁形，迟早成为劳动人民的重点攻击对象。新制度建立不知是多久以后，如果当下制度被打破，资本集中的途径消失，中国也会陷入工业停滞。于是中国继续维持低工资、高剩余价值剥削，小心维护产品竞争力的前提下，想方设法提升国民生活水平与获得感。可是客观经济规律是唯物的，工人待遇提升势必要撞到“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消失后中国无非产生两种情况——产业外移与移民潮。产业向海外迁移势必产生国内就业问题，而类似西方产业转移后的脱实向虚、工业退步问题又如何防范？如果坚持产业在地发展，就不得不从他国引入廉价劳工。不管是哪种路径，都会导致中国的无产阶级劳动者利益受损。或许中国通过产业升级，有另外一种路径可走，就是无人化生产。人工智能与自动化机械的大力发展使中国永远把持工业生产的全球竞争优势成为可能，但这仍然无法解决三大问题：1、中国无产阶级的福祉。无人化生产实现后无产阶级成为“无用阶级”，企业凭什么消耗资源为无产阶级免费服务？2、其他发展中国家对中国产业垄断的敌视问题。3、最关键的是，无人化生产同样没有摆脱对外依赖。如果西方联合全球对中国实施封锁，中国的生产线很有可能不得不停止和缩减。

  一个不在此详述的结论是，一切生产过剩都是生产力不足。如果新的工业革命即将到来，那么现在世界正处于黎明前的黑暗。旧工业革命科技的潜力已然耗尽，人口增长、资源紧张、资本主义发展的制度成本累积，无不威胁着世界和平稳定，不断增加各国政府治理压力。毛时代的艰苦奋斗与“改革开放”后的“人口红利”，中国工农兵无产阶级的血汗让中国得以主权独立、工业自主地屹立于列强环伺的世界之林。是中国的广大劳动人民让中国的国有资本、官僚资本、民族资本有了与西方资本平起平坐的底气，有了可以不做买办的选择余地。中国大约自00年代开始经济始终没有出现严重危机，屡次实现“软着陆”。“软着陆”并非解决问题，而是推迟了问题。当投资没有预期回报、基建过剩、债务积累过高时，如果新工业革命迟迟无法到来，没有生产力的飞跃式进步，中国如何化解“改革开放”积累至今的欠账？按照马克思所论述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中国就必须以某种形式对外侵略，才能化解国内的发展危机，毛泽东“不称霸”的箴言犹在耳边，中共能迈出这一步吗？中国无产阶级愿意作帝国主义的帮凶吗？如果不能，那么在现有体系下，为了保持科技研发进度，就必须维持甚至加大资本集中力度，代价会由掌控资本的官僚阶级和资产阶级承担吗？当然是广大无产阶级承担。于是中国的革命果实被窃取，无产阶级被抛弃。或许会有人说，不这么做，中国和中华民族就要灭亡，是“时代的局限、无奈的抉择、必要的牺牲、发展的阵痛……”。那么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谁是中国人？存活的资产阶级是中国人，死亡的无产阶级是不是中国人？与西方资本统治集团同流合污的中国资产阶级是不是中国人？与西方资本家族、政治家族通婚的中国人与其后代，是不是中国人？

  姑且设想中国官僚阶级与资产阶级永远坚守国家与民族底线，那么问题是，即使牺牲了中国无产阶级，现有的发展体系能够确保中国超越美国吗？中国的商品服务于美国统治的市场、生产原料采集自美国统治的资源产地、物流要走美国控制的国际通道、金融要在美国金融体系内流通。中国经济每一次流通，都是在美国资本先吃掉一块肥肉以后，中国再从剩余中提取剩余价值，集腋成裘用于发展。美国生产力发展模式同样是资本集中模式。只不过美国是明火执仗侵略世界，集中全球的资本，而中国是搜刮自己为主。在相同的赛道上，中国能超过美国吗？中国这种“割肉供养”美国资本的发展模式，会不会经济越繁荣，美国越领先？美国仍然牢牢掌握基础科学研发平台，是以人类应用科学突破总发起于美国。即使中国的应用科学研究在国内完整工业制造体系下，能做到后来居上，但是这种“邯郸学步”能为中国和社会主义制度赢得尊重吗？如果中国只知“拾人牙慧”，世界人民会认可中国的领导地位吗？“改革开放”后，中国私有资本体量越来越大，重要性越来越高、掌握生产力越来越不可替代。如果未来私有资本以外逃、自毁、曝光内幕等手段要挟、绑架政府，中共政府如何应对？如果“发展必须以一个时代的无产阶级为代价”，如何能确定这一决定是为了国家长远发展、为了未来无产阶级福祉而考量，还是资产阶级胁迫中共政府，推动中国向资本主义更进一步？可以说，阶级斗争从未消失，而是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发展变得愈发尖锐。习近平政府开启了中国新时代，恪守党的信仰的中共政府与广大无产阶级，与私有资本和其背后的官僚私有资本之间的博弈与合作将长期并存。探索真正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模式，改革现有的“外循环资本集中”模式，最终对私有资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既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发展方向，也是确保中国主权完整，人民享有生存、民主、自由的必要途径。

  “发展才是硬道理”不假，但发展红利能够掩盖公平问题吗？只“发展”能够使公平问题“自愈”吗？有阶级流动等于没有阶级压迫吗？在新工业革命前夕的黑暗中，科技研发投入越来越大，实效性成果寥寥，人民生活水平陷入停滞。在经济和产业飞速发展时，个人发展机遇俯拾即是，人类往往可以容忍社会不公。越是发展停滞、科技创新不足时，人们要求社会公平改革的压力越大。自邓政府以来，国家不再相信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能够有效发展生产力，转而相信资本主义的“按劳分配”才是激发生产积极性的最优途径。几十年“改革开放”实践过后，中国经济“按劳分配”到底还占多少，“按资分配”又占多少。如果说资本主义按劳分配较之社会主义的优势在于，其能够激发向往成为资产阶级人群的生产积极性，比如说那些在人民公社里永远游手好闲，投机倒把时却不知疲倦的那些人。可资本主义的“甜蜜期”是短暂的，资本集中阶级固化以后，那些保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法律就会失去激发市场活力的作用，反而成为扼杀社会创新，加剧阶级分化的帮凶。“改革开放”乘风而起的一批新兴资产阶级已然在各自领域将市场瓜分殆尽，联合起来欺压新生小企业与上游供应商，与国家的产业发展规划讨价还价。比制造产业垄断更值得注意的是，互联网资本巨头们垄断了新兴的各种虚拟平台，比如网络媒体、物流外卖、网购、网上金融与支付等等。这些互联网资本名义上生产的是数字商品，实际上全力以赴搞垄断。他们在虚拟世界打造各种平台，想方设法规避政府监管，不会只满足于当“赛博地主”享受富贵。他们的终极目的是掌控媒体、经济、物流、科技，一步步取代人民政府的行政功能，成为“影子政府”。

  习近平政府大力打击“腐败经济”、“公款浪费经济”，为社会生产与人民福利结余了更多资金。但是中国经济“以资本集中为驱动”的模式没有改变，有些“民弱国强”的政府做法在风清气正的新时代，就显得十分难看了。“利出一孔”的房地产经济如何压榨广大劳动者，使人民放弃梦想、丧失尊严、损耗生命、功利市侩，已经是人尽皆知了。通过掐住“衣食住行”中“住”的脖子，政府虽然激发了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这种生存与社会的高压却导致生育率连年暴跌。房地产存量已然过剩，附加人口下滑，房地产经济这个中国生产积极性最大推动力，以及地方经济体系的核心明显难以为继，且迅速便会搁浅。中国政府目前没有安排好房地产经济的替代方案，初步设想是大力发展证券市场，通过股市实现民间资本集中，以及激发国民生产积极性。一些人宣称“人人持股，投资国家发展，尤其是国企与紧跟国家产业规划的私企，或许能以此实现社会主义”。首先，万一真的实现了，这不是社会主义，是“人人都是小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在大英帝国对外殖民扩张高峰期时，大部分英国人都是东印度公司的股民。再者，这种情况实现的概率，或者说描绘“人人炒股”美好未来之人没有撒谎的概率，几乎为零。中国无法像大英帝国与美国一样对外侵略，供给自身工业发展需求，那么投资促进发展的收益期望就是负的。这种“负”债过去由国民拼命还房贷，贡献剩余价值来抵消，未来政府或许就是用股市利润为诱惑，吸引国民投资来抵消。股市同样是“溺水者多于航行者的航行”，不过这次政府可以以“市场经济、愿赌服输”来搪塞股民。这是一种欺骗，却很难说是恶意的欺骗。我们可以相信集中的资本能够切切实实被用于科技研发与国家建设。股民损失家财，股价起起落落，甚至企业有可能破产倒闭。但是产业得以生存，科研得以继续，国家得以前进。因此这是一个与“住房资源紧俏”类似的欺骗榨取人民剩余价值的，难以长久运转的资本集中方案。因为政府的目的是资本集中，而不是——也不能与百姓互惠互利，所以我们不可能看到国家专业投资团队带领普通散户炒股，更不可能看到国家对散户资产作出任何担保。股市绝不是社会主义的答案，资本主义的枝条只能长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果实。比以上这些更不堪的是政府灰色收入，比如不敢公开透明的彩票行业，各地摧残青少年儿童的惩戒“学校”，知假售假的地方经济支柱企业。同时资本主义的顽疾——环境污染也是屡禁不绝。

  解放生产力是必要的，发展确实是硬道理。“改革开放”的发展路线与其说是对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人浮于事”的厌弃，不如说是对资本主义炉火纯青的控制驱策劳动工人的手段的崇拜。逼迫中国人的何止是房贷，资本主义对社会方方面面的异化都在“催命”劳动人民做牛做马。有阶级流动不等于没有阶级压迫，中国已经患上了名为“阶级焦虑”的社会精神疾病。体力劳动者被剥削剩余价值，集中于资本池。脑力劳动者被剥削剩余价值的同时，也会获取一部分资本投资。真正掌控资本去向的是政府官僚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将绝大部分资本投入再生产，就能够“心安理得”地享受剩余剥削所得带来的锦衣玉食了。在资本集中的发展逻辑下，资产阶级服务于自身利益而非国家利益，政府服务于国家利益而非国民利益。“改革开放”推崇的自由主义经济学那套“自私有益，自利等于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逻辑，被现实中昏招迭出的“改开”时代幸运儿，丑态百出的企业“二代”继承人，奸佞无耻的新时代买办击得粉碎。“阶级斗争”也许真的没有了，被掐灭了，但“阶级压迫”真实存在。底层资本贡献者、中层资本再生产者、顶层资本掌控者组成一个金字塔，中国劳动人民从出生便要拼命往上爬，不期望成为资本掌控者，而是为了不坠落为底层牺牲者。

  20世纪初时物理学被认为不会有大的突破，晴空万里，只有两个实验与理论不符的“小乌云”。这两朵“小乌云”之后发展为相对论与量子力学，世界的深奥令人类的狂妄无知显得渺小可笑。21世纪10年代末，中国政治经济同样“晴空万里”，只不过有着生育率连年下跌这么个“小乌云”。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入研究，我们发现生育问题牵连着婚恋问题，婚恋问题牵连着住房压力、教育压力、医疗养老压力、工作稳定压力，又导向分配不公问题、积累率过高、生产力发展速度不足等问题。最终我们发现问题的根源是资本集中的发展模式。我们扒开“消失的下一代”这条伤口，会发现身体里没有一个器官是健康的，“改革开放”模式已经病入膏荒。习政府确实使中国社会风气焕然一新，但是发展模式不改变，在下一代这个问题上，“全民腐败”注定会存在。政府官员一生清廉，但一定会为子女安排体制内出路。高级知识分子为国操劳，也一定会为子女谋求个学术界的二线职位。资产阶级子传父业更是“天经地义”。“一代”传“二代”，体系劣化一次。“二代”为了保护自身利益，搞派系、学阀、垄断，体系又不断劣化。“大锅饭”平均主义需要被批判，那么孩子应不应该为父母的阶级地位低下付出代价？如果我们对下一代一视同仁，教育平等、选拔平等，社会有阶级分化，但人人生来机会平等，问题就解决了吗？会不会引发顶层资产阶级与中层知识分子的不满，导致资本和人才外流？中国仍然坚信“改革开放”永远正确的人不明白的是，资本的底层逻辑不是公平竞争、理想绩效主义，而是垄断。资本家要垄断工人阶级上升渠道，资产阶级科学家一样要垄断学术地位。制度根源产生的“阶级焦虑”，导致全体官僚暗箱操作，“近亲繁殖”，通过“交叉安排”规避制度管制，是不可能通过一般的反腐与整党有效解决的。

  习近平政府的反腐整风工作的确焕发了“改革开放”的生产力发展模式的“第二春”，但这个体系不断劣化直至腐朽不堪是注定的未来。在中国社会的角角落落，资本主义已经在做热身运动，准备在现有体系崩塌时立刻顶替上场。革命思想被淡化以后，民间封建思想悄然回潮。士大夫阶级思想、蔑视劳动思想，正在以“促学”的名义被灌输给青少年。小农意识，成为集体化瓦解，小生产当道时代农民的必然选择。低眉顺目跪拜权贵，求清官、求贵人、求神仙，是官僚群体专政体系下民众争取自身权益的无奈做法。乡村荒废，宗族势力卷土重来。封建思想回潮并不可怕，必须明察秋毫的是，资本主义思想与封建思想的结合，是资本主义“暗度陈仓、借尸还魂”。所谓中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思想泛滥，造成无产阶级群体、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群体分裂。小农意识演化为资本主义自私自利思想，阻碍劳动人民团结一致争取权益。犬儒主义、政治消极、威权主义顺从，是人民群众面对官僚专政的普遍心态。宗族、宗教首领与资本家身份合二为一，在思想、经济、政治上对当地民众实行三重压迫。对于资产富裕的资产阶级，一夫多妻制实际上已经复活。对于中国正在发生发展的“精神危机”，中共政府又在做什么？从“精神文明建设”，到“八荣八耻”，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质上都是“去社会主义”的空洞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啰嗦了24个字，泛泛而谈，美国直接拿来说成是“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毫不违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难道不是只有一个，就是认可生产资料公有制吗？不从制度上作出根本改变，就无法解决中国人的精神危机。至于希望一个存在广泛剥削的发展体系能够长期、稳定运行，能够为生产力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这种想法现实吗？中国的现有体系能够支撑到美国的剥削体系优先崩溃吗？

“改革”刚刚开始，“开放”永不过时

  重新审视“改革、开放”这四个字，会发现真是绝妙的提法。我们不需要替换“改革”二字，就可以纠正78年以后资本主义市场化的错误路线。我们坚持“开放”二字，就避免了闭关锁国的错误思想，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世界革命联接起来。我们自此将全面深化改革也称为“改革开放”，但它的含义已经变成“相信社会主义按劳分配潜在优势、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提高社会主义生产力”了。首先需要纠正的是治理观念——人民是什么。人民不是国家发展的耗材、不是需要解决就业的麻烦，人民是第一生产力、是最宝贵的财富、是国家发展的第一受益人与第一驱动力。提高生产积极性要靠消除阶级分化，而不是靠阶级焦虑。提高生产力要靠集体社会大生产，靠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要依靠劳动人民，想方设法提高劳动人民的单位生产效能，充分发挥群众智慧，干部与群众相结合，而非依靠资产阶级，用泰勒制低效地奴役劳动人民。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靠“寅吃卯粮”，靠提高人口素质、改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突破资产阶级法权对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从而提高国家生产力。在新的发展体系中，知识的充分普及，学习的效率飞跃，科技的广泛参与，是至关重要的。要打破资本与资产阶级学阀对知识的垄断，基础教育人人平等，教育与生产相结合，不断改革教育方法，压缩学制以应对不断攀升的科技高峰，构建“终身学习、全民科研”的科学发展体系。

  新时代改革开放贯彻“以人为本”，保障所有人民的人权。政府不会看着父母将儿童送进惩戒学校的魔窟而无动于衷，不会放任失能老人、残障人士的家人苦苦支撑得不到帮助，不会允许没有生产能力的弱势群体被社会抛弃，陷入绝境。有天赋的人、能力优异的人要想清楚，投靠任何资产阶级统治阶层的结果只能是兔死狗烹，你失去价值的那一刻就是亲人失去庇佑的时刻。只有与无产阶级相结合，你和你的家人才是最安全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应相互矛盾，不应“一个停下等另一个”，应该是相互促进的。如果生产关系不是社会主义的，生产中没有民主，工人阶级没有参与管理的权力，政治上人民的民主从何而谈？要让民主集中制的生产力完全超过精英专制的生产力，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无产阶级专政屹立不倒。正如“枪杆子里出政权”一样，无产阶级要牢记——生产力里出政权。新发展体系重视人民，但不是不要人口控制。倒不如说，只有关注人民、消除阶级分化，没有阶级焦虑，不再出现“贫的富的超生，中间的不生”，才能有效地实行公平自愿的人口控制，实现人口与社会、自然协调发展。新体系也不是不要剩余价值，很多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都犯过类似错误，所有财富均分国民，导致国家发展后继乏力。中国的新发展体系中，剩余价值的提取将更加公平适度，集中资本的使用将以增产节约、杜绝腐败浪费为原则，艰苦奋斗依旧值得提倡。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物质消费慢慢过渡到精神享受上来，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形态不会提供穷奢极欲的物质享受，却有资本主义永远无法提供的真实的生活品质与人生价值提升。

  当下细心的人已经能够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生产力优越性。人工智能与算力提升使得计划经济有可能克服市场经济的周期波动与资源浪费，计划经济的效率与资源利用率未来有可能大大超过市场经济，重新得到推崇。个别企业在经营中有意无意实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提高了企业效益。中国政府当下并不需要全面推倒重来，以造成社会动荡为代价实现改革。中国以重建内循环为抓手，培育国内市场是必要条件，国内市场壮大靠的是提高广大劳动人民的生产力，国民生产力提高又促进了研发的加速。提高国民生产力的根本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应带领和鼓励企业探索社会主义高效人文的企业生产管理模式，使这些新兴的社会主义企业生产力提高，人才吸引力上升。最终，不需要行政手段干预，市场化竞争就可以使新势力彻底清除掉旧势力。要在新时代继承发扬习近平新时代思想，复兴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关键依旧是党的领导，“党指挥枪”的理念应扩大为“党指挥生产力”。回顾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无论禀赋基础高低，制度政策是否发挥思想理念优越性，实操执行是否严谨而手段高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曾经的确在生产力竞争中败阵于资本主义，走向落寞。那么未来社会主义运动复兴的唯一途径，必然是以生产力竞争优胜于资本主义。共产主义者要主动去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要把胜利寄望于资本家愚蠢地卖掉绞死自己的绞索，而是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团结全世界（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与有识之士，吸引他们抛弃资本主义，加入到世界革命中来。历史上的世界革命与各国革命多败于狭隘，因此社会主义革命要尤为注意团结问题，要实行言论自由，要提倡双百政策。不要担心“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真理不怕辩论，越是广开言路，越能避免误会，破除隐喻。

  中国要重回文明型国家，要从恢复周边国家的亲和力开始文化复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对立，国家利益也不能与全球治理对立。要有鲜明的正义主张，不干涉他国内政不等于无所作为。中国需要世界，世界需要中国。如果中国的国家发展不能与世界广大无产阶级争取生存权、发展权的革命事业相结合，如果中国冥顽不灵，以国家利益优先为唯一准则，试图推动全世界向民族主义多极化方向发展，那么中国越是强盛，世界反对中国崛起的力量越是高涨，就有可能导致中国崛起的失败，或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失败。晚清末期中国文人尚能呼吁天下大同，为黑奴与犹太民族遭受的人权侵犯鸣不平。毛时代中国人民人穷志不短，横眉冷对帝国主义，与全世界无产阶级心连心。现在中国是历史从未有过地富裕强大，民族在各国的口碑却那么的尴尬，就连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在西方人面前都自觉低人一等。没有一个文明型国家拥有的宽阔的胸襟、高远的理想，中国如何能够成为世界的引领者？中国当下对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帮扶，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下，国家利益交换的结果，中国做不到真心诚意帮助他国发展独立产业，他国也做不到对中国崛起鼎力支持。中国未来构建的世界体系，是新时代社会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下，无产阶级互相帮助、共同提高的产物，他国从中国的帮助中获得民族解放与国家发展，中国从他国人民的智慧贡献中获得人类科技进步红利。中国要构建国际科研网、教育平台、成果共享朋友圈，“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抱着“他国无产阶级的科技突破等同于我国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提高”的积极理念，将基础教育在全世界发展中国家中普及开来，顺便也增加了汉语的推广范围。当一个全球的社会主义的经济体构建完成，人类就有可能真正解决工业化生产过剩问题、环境污染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全球人口控制问题等等。纵观当下世界，这些问题久拖未决，国际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上远落后于现实紧迫需求。这也就说明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文革在60年代点燃了世界革命热情。从法国五月风暴，到澳门事实回归，到日本全共斗，再到美国黑豹运动，“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场意识形态革命热潮的背后其实有着物质世界发展需求作为推动力。

沧海一粟，亦余心所善兮

  1975年一批美国科学家为解决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源性顽疾而访问中国，考察之后很受启发。人类发展何必一定走资本主义这条道路？目之所及，资本主义走向穷途末路，也许今天又到了各国有识之士访求社会主义的时候了。至此，历史回忆将尽，我们必须回到“统一讨论标准”这一问题上来。新中国回忆篇的叙述基调是，一切以“共产主义是可以实现的”为前提。资产阶级学者认为，工业化社会大分工必然导致阶级分化，从而导致社会主义无法顺利发展，共产主义也永远不会实现。对于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既是科学也是信仰，他们认为共产主义在理论上颠扑不破，他们又必须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排除千难万险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使共产主义成为现实。或许只有这时，共产主义才会成为人类公认的真理。但是我们秉持科学精神，不得不问一个残酷的问题，万一共产主义是错误的呢？

  我们最后回到毛泽东这个人物上来，遵循以上假设，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评价毛泽东：毛泽东确实如西方学界所言，是一个“好斗”的人，但是西方没有认识到毛泽东“斗”的是什么。毛泽东真正的顽强抵抗对象不是帝国主义、不是官僚阶级、不是特定的人，而是自然规律。也许资本主义就是人类的最终答案；也许社会注定是阶级的；也许“人剥削人”、“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烟”就是人类本质不可分割的部分；也许人类注定要在资本主义道路上走向毁灭。不知道毛泽东是否也产生过这样的想法，但是他始终没有接受这个物质世界给人类安排的自我毁灭的残酷命运，并与之战斗到了最后一刻。